本期批传以《传播与当代自由主义危机》为主题推送北京大学王维佳副教授的一组文章，四篇文章分别从媒体建制派的失败、专业主义的挽歌、媒体化政治的忧思以及危机时代国际传播秩序转变等角度深刻洞察了全球权力转移时期的政治与媒体。
编者按：2016年以来，西方主流媒体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媒体精英与社会基层在传统上的“代表\信任关系”正在转变为“蔑视\对抗关系”，这种变化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新闻界内部，而是预示着社会文化领导权正在遭遇深刻的危机。本期批传所推送的北京大学王维佳副教授的文章追溯了西方主流媒体维系的政治正确和多元价值观念在遭遇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以及主流媒体一方面以社会进步的引领者自居，一方面又追求商业属性的复杂心态。长期忽视底层民众声音的建制派媒体终于遭遇了一个美国式的
“群众路线”问题。
一、媒体建制派的失败
注：本文原文发表于《现代传播》杂志
2017年第5期，此处有删改。
一
2016年以来的政治局面对于西方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这不仅体现在传统媒体发展前景的持续暗淡上，更反映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等令新闻界错愕和尴尬的事件上。一系列调查数据
能够更清晰地说明问题，主流媒体的民众信任程度已经下落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以美国的情况为代表，盖洛普的调查显示，只有
32%的民众表达出对大众媒体的信任；
皮尤研究中心的媒体信任统计数据是
18%，而87%的“保守派民众”认为大众媒体在进行歪曲报道；
美国新闻学会的调查结果更显严重，只有
6%的美国公众对新闻界仍抱有信任。
欧洲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根据欧洲广播联盟（
EBU）发布的报告，欧盟国家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也基本在50%以下，持续降低的趋势同样明显。
从19世纪晚期开始，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从民主化、现代化到全球化，大众媒体和职业新闻群体不仅扮演着政治议程的推动者、“客观事实”的呈现者，还一直精心地将自己塑造成社会进步的引领者和普罗大众的代表者。在事业最为辉煌的年代，新闻业的知识精英曾经广受民众爱戴，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几乎就等价于西方社会的文化政治共识。而如今，这一切光荣的历史似乎正在烟消云散，新闻界不仅面临产业上逐步萧条的困境，也在感受着历史上少有的孤立和尴尬。
多年来对欧美新闻业的自由派腔调十分不满的保守政客和民粹运动领袖们开始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他们利用这场信任危机发动了一轮针对主流媒体的猛烈批评。在英国，独立党领袖、脱欧派代表人物法拉奇（Nigel Farage）在欧洲新闻界的峰会上趾高气昂地宣布：2016年见证了一场“政治革命”，迎来了“局外人”的胜利。他当着众多知名记者的面，指责他们长期忽视底层大众的声音，最终使得主流媒体遭到底层的鄙视和抛弃。
法拉奇在福克斯电视台评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图片转引自观察者网）
在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经受了多年排挤也终于在2016年扬眉吐气，在选举中一路领先。他们同样毫不客气地抨击主流媒体在各种社会议题上的偏颇态度和一直以来对待民粹运动的嘲弄和讽刺。很多长期被轻视的荷兰基层民众确实已经远离主流新闻界，并开始拥护PowNed和GeenStijl等迅速崛起的另类右翼媒体，这让反伊斯兰和反移民的激进声音获得了庞大的听众，进一步推动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
荷兰自由党领袖海尔特·维尔德斯（图片转引自观察者网）
在意大利，政治明星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激烈地抨击该国记者“制造假新闻”并编造各种故事来诋毁他所领导的“五星运动”。他由此呼吁设立一个“人民陪审团”来评判新闻报道的准确性。对于一直声称坚守行业自律，以免公共力量干涉的主流商业媒体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难怪格里洛这个“公众监督媒体”的提议竟被新闻业的精英们类比为罗伯斯庇尔、塔利班、斯大林和墨索里尼的媒体管制。
意大利五星运动领袖贝佩·格里洛在发表公开演讲
（图片转引自观察者网）
在德国，反移民政党AfD（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短时间内出人意料地占领了议会的大量席位。他们使用Lügenpresse（撒谎的媒体）这个有历史背景的专有名词来攻击新闻界。媒体行业的有识之士由此联想到纳粹针对犹太人、共产党和国外媒体的宣传运动。当时，“撒谎的媒体”正是一个经常被法西斯政党使用的词汇。在欧洲，类似上述列举的现象绝不在少数，右翼社会运动的兴盛及其与主流媒体精英对峙的状况几乎已经遍布各国。
德国右翼社会团体使用纳粹时期的常用语Lügenpresse来批评主流媒体（图片转引自观察者网）
当然，在这轮来势汹汹的抨击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表现。他在多个场合毫无顾忌地公开与新闻界为敌，对主流媒体进行彻底的否定，将偏颇、造假、脱离群众的标签奉送给他们，这在美国政治的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它所预示的危机已经不简单局限在媒体领域之内。
有意味的是，特朗普等人对媒体进行指责时，经常使用公司化媒体（corporate media）一词。而这一称谓以往一直来源于进步人士和左翼社会运动对主流商业媒体的批评。例如，2016年大选民主党的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虽然与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和政策方案截然相反，却也在其新书《我们的革命》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批评“公司化媒体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威胁”。与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Jeremy Corbyn）、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和前些年兴起的希腊左翼联盟（Syriza）等稍显激进的左派运动一样，桑德斯在主流媒体中的待遇虽然不像特朗普那样被反复嘲讽，却是可能更糟糕的结果，即长期被忽视。不仅他们谈及的各种民生议题无法被纳入主流媒体的传播议程，他们的形象和风格也不像特朗普等人那样有卖点，因此常常被排挤在媒体聚光灯之外应该就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了。
当然，在主流媒体已经失去大量民众信任和关注的年代，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民粹的或进步的社会运动会丧失动员力量。这一年欧美政治的风云突变告诉我们，传统新闻界的知识精英们已经无法通过精心设计的传播议程来主导社会议程，他们正在遭遇一场在社会舆论影响力上的尴尬溃败。
二
主流媒体的新闻业者面对这场危机表现出了少有的惊诧和失措。危机状况一度让新闻界自身的问题成了新闻媒体评论的焦点。业界评论家的第一反应是责怪愚蠢的大众被煽动和诱导，接着又归罪于社交媒体破坏了传播生态，让理性和真相淹没在激愤和谣言之中。这种感受就像是被错关在铁笼中的囚徒，充满着无辜、焦虑和愤怒，却又只能不断抱怨而无法对眼前的危机进行合理解释。
一位白宫记者的采访经历很典型地展现了媒体精英面对社会底层时的困惑和无奈。当她在街头遇到两名挥舞旗帜的特朗普支持者并尝试与他们对话时，发现他们“看上去受过教育，讲起话来却云遮雾绕”。其中的一个退休工人，指责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花费是特朗普的五倍，当记者告诉他这是已被戳穿的谣言时，得到的只是鄙夷和否定。另一名被访者向记者抱怨奥巴马总统毁掉了美国的经济，记者则试图列举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失业率大幅下降的数据，然而得到的却是对方的嘲笑和不信任。据这位记者判断，被访者们说出的日常新闻来源都是一些小道消息的集散地。大量基层民众宁可相信未经核查的，毫无专业性可言的信息渠道，也不愿相信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以健全的行业规范来实践“第四权力”的职业媒体人。这种尴尬状况在《时代周刊》的一个精辟句子中得到了回应，这份刊物在推介他们2016年年度人物特朗普的时候写道：“只有对事实的讲述者报以信任，所讲述的事实才有力量”。
主流媒体经常表现出对特朗普支持者的困惑和鄙夷（图片转引自观察者网）
可以想象，这种境遇在知识精英看来是多么的不可理喻和无法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正在转变成对基层民众的怨言。著名独立记者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敏感地捕捉到了新闻界的这种负面情绪：“他们徒劳地思来想去也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英国脱欧和那些被建制派谴责的左右派运动，最后只有一个出路：就是指责这些民众的腐败、忘恩负义、不道德、激愤、种族主义和无知，而不是归因于他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和经济困境。”如果看一看欧美那些国际性或全国性的电视新闻和报章杂志如何讽刺社会大众的政治表达和运动，就知道格林沃尔德此言不虚。正如英国《卫报》编辑加里·杨吉（Gary Younge）所形容的：“一群住在伦敦的媒体评论家，用人类学一般的方式看待英国的工人阶级，总是将他们描绘成分不清好坏的偏执狂，好似这些人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发育不全的物种。”
在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媒体精英与社会基层在传统上的“代表\信任关系”正在转变为“蔑视\对抗关系”，这种变化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新闻界内部，而是预示着社会文化领导权正在遭遇深刻的危机。
当然，新闻界一些有想法的知识分子不会一直停留在责怪民众无知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他们还十分深沉地思考了一下整个传播生态变化的负面影响，并得出了非常富有时代感和表面说服力的结论：社交媒体繁荣所带来的假新闻泛滥是破坏舆论环境、误导人民大众的罪魁祸首。
最近一段时间，反思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正成为知识界的一个潮流，而“后真相”（Post-truth）也成了媒体知识分子频繁使用的时髦词汇。一些振聋发聩的名言警句开始频繁出现在新闻界的讨论中，例如“如果要拯救民主的灵魂及其神圣的使命，我们就必须全体面对和解决‘后真相状态’这个新的现实挑战”；“让2017年成为我们为事实而战的一年”。
原本欢呼新媒体发展带来社会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并利用社交媒体的鼓噪推动了“阿拉伯之春”等社会运动的有识之士们，如今都纷纷转向，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民意集散的赛博空间，批评它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核实机制，破坏了民主生活秩序。同样的逻辑，在伊战和叙利亚战争中，各种带有宣传目的的假新闻层出不穷，当时的文化精英们非但没有核查过信息的准确性，反而倾力传播那些精心制作的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故事。如今，当他们自己笃信的“事实”遭受攻击的时候，他们却让“后真相”的恐慌登上了所有主流媒体的评论版面。
曾经通过社交媒体煽动“埃及革命”的Wael Ghonim，如今成为社交媒体的著名批评者（图片转引自观察者网）
不是不要“民粹”，而是不要他们无法主导和利用的“民粹”，不是不要“假新闻”，而是不要他们反感的“假新闻”。
我想恐怕只有这个解释才能够说明文化精英们前后矛盾的态度。这也从侧面展现了欧美主流媒体作为“政治建制派”的社会角色。
除了批评，媒体人已经开始了行动。美国大选前后，伴随着社交网络上激进言论和小道消息的大量涌现，以往不太引人注意的“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 journalism）突然间成为备受瞩目的报道范式，并像一场文化运动一样在新闻界广泛兴起。根据杜克大学记者实验室的统计，2016年，以“事实核查”为专职报道业务并持续运行的组织比前一年增加了50%，有影响力的网站已经达到近百家。保卫事实真相、守护职业尊严的自发努力已经在新闻界蔚然成风。
可见，当社会信任的大厦即将崩溃之际，职业媒体人想到的仍然是用技术手段在专业伦理范畴之内解决问题。我们不能不感叹，这种政治判断力上的羸弱正突显出狭窄化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技能训练给新闻记者这个知识劳工群体带来的束缚。然而，对形式上多元身份认同的坚守，与商业世界主义精英发展观念的亲近，以及对底层民粹声音的嘲讽又展现了媒体人清晰的社会阶层属性和明确的政治色彩。如果坚持用功能主义或进步主义的定位来认识媒体的社会角色，就不可能对这些政治属性进行自我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