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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数据殖民主义：重新思考大数据与当代主体的关系

Political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1-03-20 19:00

正文

数据殖民主义：重新思考大数据与当代主题的关系

摘要：

现如今，数据被广泛地认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资源。和诸如石油之类的传统生产资源不同的是，数据不是自然地产生的。它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来搜集和处理。数据生产的这一过程将我们的日常生活转化为数据流，并创造了新的数据关系（D ata R elations ）。本文作者认为数据关系制定了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的形式，就如同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者侵占了领土和资源那样，数据正在通过数据规范对人类进行剥削。为了逐利，数据殖民主义为资本主义进入新阶段铺平了道路。

学人简介：

Nick Couldry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播学系

Ulises A.Mejias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传媒与艺术系

文献来源 ：

Couldry,N., & Mejias, U. A. (2019).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 ’ 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Television & New Media , 20(4),336-349.

Couldry,N., & Mejias

殖民主义与数据关系

所谓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是作者对于现今大数据发展趋势的一个概括框架。数据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从大数据的处理过程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正在开创一个新的机制。而本文则强调了抵制这种发展的必要性。在这里，“殖民主义”不只是一个比喻，也不是对领土殖民主义这一历史形式的呼应或简单延续，而是特指一种二十世纪独具特色的殖民主义新形式。

数据关系（Data Relations），是指一种可以获取数据进行商品化的新型人类关系。在这一关系之下，全球的社会生活成为获取的开放资源，以某种方式就地即刻供资本使用。这些全球数据流与历史殖民主义对土地，资源和人力的占用一样广泛。数据殖民主义涉及的不是传统殖民力量的一极（西方国家），而是至少涉及两个：美国和中国。

数据殖民主义将历史殖民主义掠夺性的提取实践与抽象的计算方法相结合。殖民主义这个历史形式最初产生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一概念。“全球南方”这一地理概念的概念复杂且难以确切定义，该概念直到现在仍有助于沿着前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地理划分来确定抵抗和身份不明的位置。在本文中提出的扩展概念中的 “ 全球南方’’不再是特指南半球或者发展中国家，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数据殖民主义在外部（在全球范围内）和内部（本国人口中）发挥作用。数据殖民主义的精英（例如Facebook）在两个方面都受益于殖民，地理上南北、东西方的划分不再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

从全球南方了解大数据意味着了解资本主义当前对这种新型拨款的依赖，这种新型拨款在人或物与当今连接基础设施相连的空间的每个点上都有效。同时这种拨款必须对生活进行配置以生成这样的资源。另外，它还需要将有关一个人某一时刻的动作或属性的数据与其他动作，时刻和属性的数据结合起来，以在数据点之间产生有价值的关系。而这种转变的规模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勾勒出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形式还为时过早。正如长期的历史殖民主义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期待数据殖民主义将为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提供先决条件，通过数据来分配人类的生活将是其核心。目前，当务之急不是猜测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而是抵抗正在发生的数据殖民主义。这种抵抗正是我们从全球南方的视角观察到的大数据的形态。

数据殖民的机制：归化与提取

数据殖民主义的主要参与者可以统称为社会量化部门(Social Quanification Sector )，是参与捕获日常社会行为并将其转化为可量化数据的公司，这些数据将被分析并用于产生利润。诸如亚马逊、谷歌或者阿里巴巴、腾讯之类的企业是其中最著名的参与者。

数据捕获的归化

就像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一样，数据殖民主义拨款的明显自然性也依赖于大量的意识形态工作。本文列举了三个数据殖民主义的做法：个人数据的自然化，正当分享和有效垄断。

从个人角度而言，各种各样的个人数据也适合于本身不是为个人所用的目的。个人数据是指与人实际或潜在相关的数据，无论是从他们还是从其他人或事物收集的。为了使个人数据可自由使用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将其视为一种自然资源。获取逻辑需要被自然化或规范化，甚至日常生活的流程必须重新配置并以能够将其捕获为数据的形式表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就依赖于廉价自然资源的获取。自然资源丰富，易于从合法所有者手中挪用，其消耗被视为无问题，但其“对资本的可利用性”本身必须通过精心设计的市场化手段来构建。个人数据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数据实质上是一个“计算出的社会”的结果，而不是前提或先前的目标。因为必须首先为“捕获”配置给定的内容，所以从根本上数据殖民者无法获得真正的原始数据。

为了完成对个人数据的盗用，数据殖民主义也依赖于获取逻辑(Extractive Rationalities )。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数据殖民主义对于一种将数据获取做出贡献的大部分劳动视为无价值的价值观背书。基于这一“正当分享”的逻辑，数据获取做出贡献的大部分劳动都被视为无价值，而那些具备处理能力（并因此而实践）的公司从而在实践上获得了获取数据的合理性。同时，政治上的合理性使社会定位为公司获取努力的自然受益者，正如同人类被认为是作为“文明”计划而从历史殖民主义中受益一样。

另外，在在数据殖民主义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于为那些被称之为服务条款的繁杂文件。这些文件中通常包含了社会量化公司的的专有索赔。这些盘根错节的文件就是互联网公司们完成有效数据垄断的“肌肉”。这样的“肌肉”体现在各种形式的经济集中之中，数字平台便是其中之一。无论使用何种形式的外力，它的作用到现在都是通过伴随其进行的话语行动，将其主体不可避免地嵌入到殖民关系中。

数据的获取方式

从殖民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数字关系，数据殖民主义是将生命吞并到资本的一个过程。作者在此列出了三种吞并的形式。

首先，殖民历史帮助我们将数字平台的出现不仅仅是商业发明，甚至通过多边市场甚至是新的经济控制形式。数字平台是一种技术，可以为资本产生一种新型的“社会”：即以一种可以被持续跟踪、捕获、分类和计数为价值的形式的社会，即数据。平台是一种关键手段，通过这种平台，日常生活的一般领域（包括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经济领域都不能纳入经济关系的范围内）可以被纳入市场化网络之内。

其次是在人类生产的各个领域中，无论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以数据为导向的物流正在巨大增长。物流本身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中货物移动管理的源泉，而物流的一般“逻辑”则视所有规模的生产以及涉及人类和非人类各方的任何组合来对待所有生产，以便通过数据进行管理。这将连续的数据收集和大规模的数据处理整合到了以前管理起来非常不同的许多工作领域中。这样的整合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来是数字平台及其周围准劳动力的增长；二来是随着各种形式的低薪劳动力的发展（例如，对于亚马逊的“机械土耳其人”计划或演出或共享经济的其他领域中的小任务）。而以数据为驱动的逻辑管理的广泛发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构成了使生活适应于资本的第二种方式。

通过新的社会关系改善人类生活的第三种独特方式是，个人有时会自愿地追踪自己的数据提取活动，但经常是其劳动或其他重要方面的要求合同承诺，例如保险或社会保障。正如最近的关键数据研究显示的那样，这种形式的自我数据收集为新形式的歧视和不平等提供了基础。

综上所述，这些转变代表着某种接近社会生活整个领域的资本分配以及个人生活的大部分，这种分配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殖民契机。但关键一点是，使之成为可能的社会关系通常不是劳资关系。人的生命本身正在以新的方式逐渐资本化，其细节，程度和精确度远远超出了对生命资本化的早期一般预测。

数据殖民的对象：束缚于数据的判断和被殖民的自我

束缚于数据判断

数据殖民主义意味着新的社会关系。这一产生为信息处理生成原始输入的数据关系成为创造新的经济价值形式的关键手段。这些获取过程的价值取决于所生成数据的全面性。在互联网时代以前，社会生活的数据源可能仅限于公司的客户记录、征信局数据或者政府的公共记录。而现在，在复杂的数据处理功能网络中运作的庞大而多样的社会量化部门从日常生活中获取数据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早期社会组织形式。

数据关系中存在多种形式的鼓励，比如用户计算着微博上的点赞数来衡量自己的热度或者用微信步数来追踪自己的运动情况。这些对数据化的“柔化”推动融合在营销商所偏爱的游戏化策略中。这一策略的基础是“非常具体的行为模型”，该模型鼓励对数据获取过程的共享和忠诚度，从而从中生成新的社会知识并将其获取。

在当代数据关系中，数据跟踪和微调的对象甚至不一定是唯一可识别的个人。在不需要涉及其命名甚至其识别的条件下就可以达到该主题。多家公司将使用不同的数据特征来唯一地标识您或我们，每组数据特征都足以促使您采取独特的行动。数据学者称这些数据集为我们的数据倍增(Data Doubles)。数据倍增是新的社会对象的基础：数据可以按公司目标和影响的复杂类别排列的结构丰富的组织。像网飞（Netflix）这样的流媒体平台是基于内容生产和营销的结构，围绕通过无休止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而产生的数据翻倍来进行的，所有这些都为用户提供了定制和便利性。

被殖民的自我

在空无一人的数据殖民主义社会空间中，数据实践通过跟踪生命的永久特征，扩展和深化人类彼此利用的基础，从而侵入自我的空间。因此自我活动的现实世界正在受到威胁，而保护人类生活的最低限度完整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我们可以确定通过数据进行销毁的成本和后果将分配不均时，尤其是在进行监视时，这一点尤其重要。即使在数据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我们人类注定要成为数据主体（即常规数据关系的当事方），这对一个人的意义可能与对另一个人的意义截然不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一些与监控强度的分配方式有关，另一些与个人从长远来看修复监控成本的相对能力有关。

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资本主义肯定了所有自我概念所依赖的唯一可识别的参考点。正是这个“自我”以代理形式交易了市场潜力。但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侵蚀了我们不断重视其连续性（和变化）的那个被识别的自我的内容中的一个核心要素，即让人类能会随着时间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开放式空间。通过在自我空间中安装自动监视功能，我们可能会失去诸如开放式空间这样的完全构成我们自己的事物。所以，我们需要捍卫的不是个人主义的自我统治，而是自我的最低限度的，具有社会基础的完整性。没有它，我们根本就不会承认自己和他人是自我。

所有哲学传统都珍视自我的这种最低限度的完整性。自我的完整性可以在复杂的世界中做出和反映各种选择，这对于所有西方自由主义自由观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自我的最低限度的完整性对于旨在超越主导地位的解放哲学至关重要。数据的扩展集体主义对所有人类受试者都是一个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发展而言，的确如此。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连续可追踪的生活都是一种无用的生活。而意识到这种剥夺是抵抗数据殖民主义的开始。

结论

大数据的逻辑并不是唯一可能的人类秩序愿景。在几乎所有已知的文明之中，所有系统的知识生产都与整体观点有关。但是，在这些文化中，知识整体的观点包括对所有现实异质性的承认。因此，关于社会整体化的的想法不仅不否认，而且取决于每个社会的历史多样性和异质性。换句话说，它不仅不能否认，而且还需要“他者”的概念，即多样化。数据处理则是否认了这种顺序和整体性的替代观点，因为它对所有的人事物进行了分类并建立了朝着整体算法控制的社会。正是这种替代的观点必须证明对数据殖民主义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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