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彤邻｜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外交关系的转化及其理论基础——“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专题导言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新回顾反法西斯的历史，对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以及对于我们理解和反思曲折复杂的中日关系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加入了反法西斯的阵营，掀起了大规模的全民抗战，取得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全面胜利，为中国在世界上赢来了大国地位。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壮大了队伍，为确定战后中共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的入侵，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反法西斯战争是全球性的，抗日战争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外关系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共抗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抗日战争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向世界的过程。基于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政府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从太平洋战争初始就起着核心作用。处于多变的世界格局中，在双边与多边关系的影响下，中共是如何从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处理理论上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美国政府的关系？下面四篇文章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追溯这段历史，分别在中共对外政策与对内宣传上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章百家综述了美国政府作为强国如何处理与当时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同盟关系。 [1]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迫使罗斯福政权做出选择，与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结为同盟。这个结盟一开始，美国的中国通就意识到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接连不断的武装冲突随时有可能爆发内战，会进一步削弱这一同盟国的战斗力。出于切身利益，美国政府不得不努力在调节两个政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周旋。美国和中国的执政党与在野党，虽有共同抗日的前提，却是各自打各自的算盘。一度美国政府曾试着联合中共，以充分利用共产党的抗日潜力。中共虽然积极响应，但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随着日本战败已成定局，中美关系中敌对的第三者从日本逐渐转向意识形态的对手苏联，冷战格局的形成导致了最初美国与中共合作的尝试流产。

周勇和周昌文根据大量阅读美国当时的外交文献对美国政府与中共最初接触——美军观察组去延安——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2] 由于麦卡锡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人误认为把观察组派遣到延安是由于一些参与者的亲共倾向，或者主要是出于他们对中共的好感。此文作者通过仔细分析当时美国的外交文献，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苏联的潜在威胁从一开始就是促成几位中国通动员罗斯福政权向延安派观察组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希望通过与中共沟通，避免抗战后国民党打内战而把中共推向苏联。他们认识到中共发动群众的能量，判断其一旦从苏联得到足够的武器，就会在内战中占上风，乃至中共胜利后选择其支持者苏联而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批中国通为美国利益着想对形势所作的精辟分析不但没有受到美国政界的重视，反而在他们的预言成为事实之后，特别是在麦卡锡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曲解为他们亲共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