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
文︱谢其章
说起藏书票在中国的普及，启蒙者当仁不让是叶灵凤（1905-1975），而不是鲁迅或其他什么人。藏书票是西洋发明的玩艺儿，东洋的日本学了去，叶灵凤顺藤摸瓜找到了日本藏书票鼻祖斋藤昌三。斋藤昌三“将他自己所存的一部《藏书票之话》赠给了我，并且还寄来了一批日本藏书家所用的藏书票”（叶灵凤《完璧的藏书票》）。
在我心中，叶灵凤就是中国的斋藤昌三。
叶灵凤撰写藏书票文章的原发刊，计有《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二期（1933年12月），题目是《藏书票之话》；《万象》杂志创刊号（1934年5月），题目是《现代日本藏书票》；《文艺画报》第一卷第二期（1934年12月），题目是《书鱼闲话》。
《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二期十二月号
《现代》杂志第四卷第二期十二月号发表的《现代藏书票之种种》
《万象》杂志创刊号
《万象》杂志创刊号发表的《现代日本藏书票》，左上角为斋藤昌三“禁书专用之藏书票”。
这三种原发刊寒舍均有收存，后两种尤为珍罕，恐怕全份收藏的私人寥寥无几。《现代》是现代文学期刊史上的名牌刊物，发行量大而且有过两次影印，流传较广。《万象》出三期，张光宇和叶灵凤主编，因此《现代日本藏书票》能够图文并茂地占据版面。说来《现代》能刊出《藏书票之话》，与主编施蛰存也喜欢藏书票有着决定性的关系，同时期的大型刊物《文学》则不屑给藏书票一席之地。
《文艺画报》第一卷第四期
《书鱼闲话》
《文艺画报》由叶灵凤和穆时英编辑。鲁迅与叶灵凤乃一对冤家，鲁迅每见叶氏有新动作，必予以痛击而后快。10月10日《文艺画报》创刊号面世，10月25日鲁迅即挖苦开来：“‘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奇怪（三）》）下面还有好多挖苦的话，我不能全录。鲁迅好用引号，凡是引号，必为反话。我不知道标点符号未普及之前，鲁迅及其杂文是如何增强挖苦的力量的。上面这短短的几行，鲁迅便用了五次引号。
可惜叶灵凤的《书鱼闲话》是刊在《文艺画报》第二期，躲过一劫，鲁迅先生所谓的“奇怪”未见继续，我倒是非常想听听先生对叶氏藏书票的看法。
《新东亚月刊》创刊号
叶灵凤除了写过上面三篇藏书票文章之外，还写过第四篇《完璧的藏书票》，我是二十多年前从《香港文丛•叶灵凤卷》里读到的。《完璧的藏书票》写于1942年7月20日，原刊1942年8月的《新东亚月刊》创刊号。此文未出现在内地各种叶灵凤的集子里，也未曾见到有人提起过。我为了配齐叶氏藏书票文献已知的四种原发刊，一个人在无助地找寻，直到最近寻找才有了清晰的眉目，才有资格写这篇小文。
二十年前读《完璧的藏书票》时，只是草草一阅，未留意也未记住《新东亚月刊》。这里岔开一笔，先说说另一本相关杂志。
前年上海的一场拍卖会出现了《太平》月刊，我知道张爱玲的《借银灯》首先发表在《太平》。我很想买《太平》，张爱玲文章初发刊与叶灵凤藏书票初发刊都是我的搜书专题。拍卖之前我委托上海朋友代我出价，他答应了。几天后上海朋友告诉我，老谢，这批老期刊你买不了，已被机构预定“包圆”了。我很不服气，“一入侯门深似海”，下场不外乎“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嫏嬛饱蠹鱼”。正巧有家刊物约稿，我借机写了篇《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以泄私怨，估计没有读者能明白我啥意思。
我的朋友赵国忠君是搜索史料的高手，于某网下载有千余种老期刊，听说我要斥巨资竞买《太平》，忙劝我别花冤枉钱，他那里有《太平》的电子版。说实话，花费这样的冤枉钱我心甘情愿，玩惯了纸质书，实在适应不了电子文本，冷冰冰的面无表情。国忠传过来《太平》，1944年“新年号”刊出张爱玲《借银灯》，我不知道该不该算作新添的首发刊，一丁点儿也不兴奋。接着一期期浏览，却有了意外之惊喜，《完璧的藏书票》出现了。
当下我想，虽然是电子版，一石两鸟首发刊，亦聊胜于无了，全然忘记了《新东亚月刊》的事情。《完璧的藏书票》刊于1943年10月《太平》（二卷十期），“编者之话”称：“叶灵凤君远居香港，近闻患病。这一期发表了他的‘吞旃随笔’，以后是否续能来稿，这要等候叶君以后的信息了。”
《吞旃随笔》内含三篇小文：《伽利略的精神》《火线下的“火线下”》《完璧的藏书票》。听《太平》月刊编者的口气好像是叶灵凤主动来稿，当下我并未起疑。前几天找出了《香港文丛•叶灵凤卷》，才搞明白，《太平》月刊很大可能是转载，战时叶灵凤自香港往上海主动投稿，而且是一稿两投，似无必要。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1942年8月叶灵凤任主编的《新东亚月刊》出版，1943年10月《太平》月刊转载《完璧的藏书票》，这样的顺序比较符合逻辑吧。还有一个理由，《太平》为上海太平书局所出，同为太平书局管辖下的《风雨谈》，转载过茅盾的《我的小学时代》，考虑到当时的情势，便可以理解，最坚硬的岩石也有缝隙存在。
《太平》在转载时删掉了最后一段：
多年不曾和斋藤先生通过消息，不知他近况怎样，《书物展望》这样的刊物不知在战时还能继续出版否。目前的香港还末进入“读书的季节”，也许等到秋高气爽，灯火可亲之时，有机会将这一份历劫幸存的藏品，整理一下，举行一次小小的展览会，作为一个纪念罢。
现在回到正题《完璧的藏书票》的怪论，怎么个怪论？
文章开头写道：
邻人的好意，虽然使我在这次战争中丧失了全部存稿和好些书籍，可是由于他这同样的独到的眼光，我的另一份“财产”却幸运的被保存了。这便是我所收藏的现代日本藏书家的藏书票。
“这次战争”指的应该是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的“十八天战争”，而非1937年的那次战争——“我在上海抗战沦陷期中所失散的那一批藏书，其中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书，可是数量却不少，在万册以上。”（《我的藏书的长成》）
“邻人的好意”，我以为是叶灵凤委托邻人照管他的家，日军打进来了，邻人为避祸自作主张地将叶灵凤的手稿和藏书全部给烧掉了。叶灵凤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在这次香港战争中，我以为带在身边的这一份中国仅有的藏书票收藏怕也难免失散了，然而竟能幸免，这使我在安慰感激之余，不得不钦佩我的那位邻人独具眼光，火下留情了。
“那位邻人独具眼光”，此话颇令我费解。火光冲天，兵戈相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位邻人对叶灵凤解释他的怪论：
最能动人情感的莫过于“他乡遇故知”，因此，对于征尘满面的士兵们，如果有一点东西能打动他们的乡情，最容易被他们所珍视，因此也最容易获得他们的好感，而由于这样的好感所产生的方便，决非在门口贴上一张“特殊家庭，立人严禁”之类的玩意儿可比拟的。
产生“他乡遇故知”的“好感”的神奇玩意儿竟然是“日本藏书票”？如此说来，日本藏书票的作用比得上中国驱邪避鬼的门神了。
叶灵凤的邻人，“善意”地将叶氏的原稿和书籍焚烧之后，自以为得计地将叶氏的那份“日本藏书票”放在桌子上，而且是最触目的地方，好像希望“走”进来的日本士兵第一眼就能见到似的。
日本士兵到底闯进叶宅没有？日本士兵是否个个知道藏书票为何物？
呵呵，看来，叶灵凤所托非人，这位邻人用一套不合逻辑的怪论来“冒功领赏”，叶灵凤居然全盘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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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为《叶灵凤〈完璧的藏书票〉的怪论》。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访问《上海书评》主页（shrb.thepape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