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裁判下场踢球的时候，
搞钱难
一个普通百姓的建议，会得到朝廷的采纳吗？
王安石说，会。
1072年的汴京，有一个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建议朝廷办一家“国企”，来稳定物价。
宋朝是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的时代，但并非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当时汴京城的经济，掌握在各个行会手里。外地商人贩卖商品到京城，只能把商品便宜卖给行会里的商户们。行会中的大佬们，作为中间商，贱买贵卖，赚足了差价。行会里的普通商户们，也只能跟着赚一点微薄的利润。
受害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只能承受高价格；同样受害的，是外地商人，长途贩卖的生意，赚不到钱，没法做。
行会，凭什么这么霸道呢？
凭什么不允许外地商人在汴京城里自由贸易呢？
原来，行会的背后，是官府。这些行会，最初就是由官府主导成立的。行会的工作之一，就是向朝廷提供货物。比如朝廷需要丝绸，就去找丝绸行会。
“官府吸行会的血，行会的控制者们一头吸外地商人们的血，一头吸底层会员的血。”
——谌旭彬《秦制两千年》
王安石跟神宗皇帝说：他雇佣过一个洗衣妇，这个妇女的儿子擅长做饼，但交不起行会的会员费，没办法创业。
读到这里，不要愤怒，不要觉得大宋朝太黑暗。
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中世纪的欧洲各国，也是普遍性的行会制度。
你做什么生意，干什么工作，都要加入当地的行会。哪来什么自由贸易。
“一个中世纪城市里，商人们大部分是做本城生意的工匠，市场就这么大，要是竞争太激烈，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行会把大家拢在一起，定好规矩，大家才都有生意可做。所以，中世纪行会要做的，不是鼓励竞争，反而是抑制竞争。”
——李筠《中世纪：权力、信仰和现代世界的孕育》
抑制竞争的意思，就是尽可能减少新的竞争对手。
比如我们是本地的葡萄酒商行会，有人没经过我们允许就在街头开店卖酒，我们就去把他的店铺砸了；哪怕是行会的会员，谁敢搞技术创新，卖比其他人物美价廉的商品，等待他的，也不会是好的结局。
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其实就是一种垄断。设置行业门槛，暴力排他。在这一点上，大宋汴京城里的行会，和西方的行会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权利、地位、政治影响力以及和统治者的关系）。
行会的垄断现象，在当时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很正常。
从古至今，创业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很多人幻想穿越到古代去创业搞钱，简直是一句笑话。
搞钱不是你想搞，想搞就能搞。
王安石反垄断
当然，正常的现象，并不等于正确的现象。
全世界都如此，并不等于就应该抱残守缺不思改革。
否则我们至今还生活在中世纪或者大宋王朝。
无论是作为普通消费者的魏继宗，还是作为大宋宰相的王安石，他们都不认同这种垄断现象。
凭什么由行会把持各种生意？普通人就没有创业搞钱的权利吗？
王安石决定响应魏继宗的建议，来一场轰轰烈烈地反垄断改革。
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因为行会就是朝廷主导的，朝廷怎么反自己的垄断？
但变法期间，本来就在不断产生各种新机构、新部门、新政策。朝廷并不是铁板一块，一切皆有可能。
王安石的反垄断思路，是正确的。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只有突破行会的垄断，经济才会有更多的自由和繁荣，商业才能蓬勃发展，无数的消费者，才能享受到商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当然，统治者也能收到更多的税，搞到更多的钱。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给朝廷搞钱。所以，魏继宗的建议，和他一拍即合。
神宗皇帝也同意王安石的反垄断思路。但问题是，该采取什么手段来反垄断呢？
王安石认为，应该办一个全新的机构（市易务），支持民间的自由贸易。外地的商人来了，由这个全新的机构负责进货，再低价批发给本地的商户。
绕开行会的大佬们，成为新的中间商。
同时，在乡村搞的放贷业务（青苗法），也由这个新机构搞起来，向商人们提供贷款。这是一个多么广阔的金融市场啊。
无数的钱，在闪闪发光。
这些建议，神宗都同意。
王安石还主张动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对那些垄断市场的大商户进行打击。
神宗则是另一个思路：让市场自由竞争。哪怕是那些大商户，只要让他们互相竞争，垄断就可以消除。
“若设法使其彼此对立，相互竞争，则兼并之家自不能为害。”
神宗的不同意见，让王安石很生气。朝廷高高在上，怎么能强调市场手段呢？
“岂有天下之主，效市井小民所为？”
王安石的这句话，讲得很傲慢。
行会里的那些大商户，是朝廷的敛财工具。要他们上供的的时候只管白嫖，现在要用雷霆手段对付他们了？
卸磨杀驴的名声，谁来背负呢？
何况，这些大商户的背后，是皇亲国戚、各路权贵。为了反垄断而打击他们，又将给皇帝陛下带来多少争议和麻烦！
王安石要办新机构“市易务”来参与市场，进行反垄断，同时开展各种搞钱业务。这些神宗皇帝都同意了。唯有动用行政手段来打击垄断者这一条，被神宗要求删除。
神宗的逻辑是对的，市场问题市场解决。不是非要动用行政手段去打击竞争对手。
然而，王安石是“拗相公”，非要和神宗一番辩论，试图说服对方。
结果就是，市易法和之前的变法政策不一样。
之前的变法政策，神宗和王安石，默契的像是同一个人；而市易法，两个人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
以道德的名义搞钱
王安石和他的老朋友（敌人）司马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喜欢谈道德。
讨论起任何事，都满口“君子小人”。读王安石的传记，这两个词的出现频率之高，甚至让人感到烦躁。
当然了，他们都是当世大儒、正人君子，无数人心目中的道德典范。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风格，也很正常。
王安石和其他大儒的区别，在于他除了喜欢谈道德，还喜欢搞钱。
一边高谈道德，一边搞钱。
一方面批判民间高利贷搞得百姓家破人亡，一方面在全国推广放贷业务。
一方面批判市场上的大商户囤积居奇、贵买贱卖，一方面创办市易务低买高卖赚取差价。
……
这当然可以理解，谁不是一边大谈道德，一边搞钱呢？一边批判对手的品行，一边维护自己的利益。
喜欢站在道德高地上抨击别人，自己也很容易成为道德之箭的靶子。
反对派们激烈地批评变法：
你批判高利贷，但青苗法就不是高利贷吗？
市易务给商人放贷就不是高利贷吗？
你批判兼并，但官府催债时就没有兼并穷人的土地吗？
官府催债时就没有家破人亡的悲剧吗？
你批判行会逐利，但市易司做生意就不是贱买贵卖谋取暴利吗？
你批判大商户们垄断市场、不断兼并；但市易务短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全国最大的企业，业务遍及各地，工作人员上万，成为了市场上的“超级巨无霸”，相比之下，那些大商户微如尘埃。到底谁才是垄断者？
……
当初上书朝廷的平民魏继宗，因为建言有功，被提拔到市易司担任官员。工作两年后，他失望地发现：
市易司的官员们做生意时，和商人一样“贪婪逐利”，甚至比之前横行市场的那些大商户更加蛮横霸道，而且成为了最大的垄断者。
魏继宗谈起市易务各种事情，既悲愤又惋惜：“主事者完全违背最初议定的条款，一心只想多收息钱，以求朝廷奖赏。凡商旅所有，必须卖给市易务；并非商铺所无，也必须从市易务购买。大多是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广收赢余，可谓挟官府之势而为兼并之事。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崔铭《王安石传》
需要说明的是，强烈反对市易务的，并非只有“旧党”。
下旨严查市易务的，是变法的主持者神宗皇帝；调查市易务报告其种种弊端的，是王安石的心腹、新党第三号人物曾布。他在调查时：
“召问行户，往往流涕哽咽。”
市易务是为了“支持帮助”商户们，却让商户们伤心落泪。
市场为何失灵？
轰轰烈烈的市易法，和青苗法等政策一样，首要目标，当然是为了搞钱。
为了“充实国库”，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但至少公开宣称的“目标”之一，是进行反垄断，突破行会制度对市场的禁锢。让那些外地商人，得到公平的价格；那那些贫穷商贩，得到低息贷款；帮无数的消费者，把价格打下来。
但什么是公平的价格？什么是便宜的利率？公平与便宜，到底是由谁来定义的？这是一个疑问。
神宗变法中，青苗法和市易法都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农民和商贩提供贷款。公开的利率，都是20%，至于实际利率，反对派和支持派，有不同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