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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推新作:换种方式讲故事【资讯】

小说月报  · 公众号  ·  · 2017-08-25 09:10

正文


2012年,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每一年,几乎每一次露面,这个中国最会讲故事的作家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推出新作?”


本周,莫言给出了回答。新鲜出炉的《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开设“莫言新作”专栏,发表了三万四千字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诗歌作品《七星曜我》,他的另外三篇短篇小说《故乡人事》也将于9月中旬刊于《收获》杂志。


漫漫五年,莫言说他一直在写作,也一直在修改,他说希望能够写出比过去艺术上更完美的小说。“为什么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要创作呢,我想是一个小说家对创作‘病态化’的热爱,写作过程中的自我满足,这可能是任何荣誉都无法替代的。”





“好作品才是作家的‘王道’。这足以表明,不是‘莫言回来了’,而是‘莫言一直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告诉记者,小说之外的文艺样式,尤其是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向来是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剧本《锦衣》中,莫言的语言更自由老到,文笔也讲究结实些。过去他写故乡、大地、人物,总抑制不住一种冲动,要往天上飞;现在,莫言更多往大地上扎根,更注重生命的伦理。当然两种写作都有优点,莫言当下的调整,感觉上更接近其本心。”


纵观莫言的创作图谱,剧本是整个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话剧《霸王别姬》与《我们的荆轲》都曾有过热烈反响,小说《檀香刑》就有莫言对故乡一带地方戏种茂腔的悲凉婉曲之风的成功化用,而他获茅盾文学奖的《蛙》后一部分,则是标准的多幕话剧。


到了最新戏曲剧本《锦衣》,自然展现了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但又不局限于地方戏的表达时空的设定。“民间想象、民间情趣与历史关节、世道人心活化为一体,一个个人物的表情、腔调、动作和心理形神兼备于文本的舞台。”施战军评价道,《锦衣》回归了莫言拿手的“民间叙事”,有所区别的是,以往莫言笔下的石匠、铁匠、货郎、民间手艺人带着较为浓重的先锋性,文本受观念驱动的痕迹明显,现在更多以情感取胜。


《锦衣》的剧本核心,融合了“公鸡变人”的民间传说、动荡年代下的恋爱等题材。青岛科技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赵坤说,《锦衣》在形式自由的地方戏里,随着调子、声气、运腔的婉转高昂,是最放达的民间想象,也是生动的人类表情。在青年评论家李壮看来,如果说“讲故事”的行为在根源处包蕴着叙述者对叙事规则本身的遵循与突破、妥协与冒犯,那么今天的莫言,则几乎已经跳脱出这一枝杈横生的框架:在他这里,故事本身仅仅是途径或者说工具,是布满老茧的手掌中跨江的溜索,是盛满琼浆烈酒的高脚玻璃杯———“对影成三人”的微醺永远是酒精的魔术,谁也不会把盛酒的杯子认真吃下肚去。


“故事只是酒杯容器,莫言新作中,真正的酒精度集中于语言本身。我们不妨将它看作是一场韵律的狂欢、一次语言天赋的尽情挥洒。”李壮说。


在戏剧的结构和人物塑造上,《锦衣》全面向传统戏曲复归,如单线的叙述、起承转合的情节走向、写意的动作和装置、大团圆结局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分析说,从《霸王别姬》到《我们的荆轲》,从《檀香刑》里的茂腔悲风到《蛙》结尾处九幕话剧的一咏三叹,再到最新的《锦衣》,莫言正一步步实现着自己“作为戏剧家的野心”。“显然,他更青睐于在民间发掘戏剧质朴的力量,并尝试对旧戏和民间戏曲的审美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当下戏剧创作的源头活水。”




莫言:七星曜我 (组诗节选)


帕慕克的书房

——遥寄奥尔罕·帕慕克(片段)


帕慕克扬言要把那些

年龄在五六十岁之间

愚笨平庸小有成就江河日下

秃顶的本土男作家的书

从书房里扔出去

他从书架上拿下一本英文版《红高粱》

我摸摸头顶有些恐慌

他笑着说:你不是本土作家呀

但他还是将这本书

从阳台上撇了出去

四只海鸥接住

像抬着一块面包

落到教堂的圆顶上

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归宿吗



奈保尔的腰

——回忆V.S.奈保尔先生(片段)


在威尼斯附近的小城里

有一个酿酒的家族

这家族有点儿阴盛阳衰

当家的都是女人

他们酿出的烈酒

像没剪鬃毛的野马

……

酿酒的女人很乐

颁奖典礼在她们的大酒坊

两排黄铜的蒸馏器闪闪发光

当主人宣布开奖时

阀门全部打开

蒸汽升腾,吱吱作响,扑鼻酒香

所有的人都醺醺欲醉

麻雀从梁头跌落餐桌

眼神像我村的老罗



莫言坦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后,读者和文坛对他再推新作的期望一直很高,“希望你在获奖之后,写出好的,甚至更好的作品来。我也一直在创作,现在手边还有一些写完正在修改的作品,有诗歌、有小说、有散文,也有剧本,但要保证自己的作品比过去更好,这很难。”这个狡黠而又真诚的山东“老汉”说,他也只好反复地,修改一遍,再修改一遍,“但这不是因为读者,而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自己对小说追求完美的愿望。”他语气诚恳地说,写作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是任何奖项无法替代的。


但莫言也如实告诉记者,读者最翘首以盼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还在进行中,暂时没有发表和出版的计划。“一个作家未必非要写长篇,契诃夫也没写长篇,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鲁迅先生也是伟大的作家。一部小说保守与否,跟长短没有关系,好的中、短篇小说、杂文、散文所产生的影响和力量,并不亚于长篇。”一方面安抚大家不要着急,另一方面莫言也表示自己很理解中国读者和中国作家长篇情结,“其实我个人也是这样。很多人觉得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作品,这是一个作家没有掌握太多写作技巧之前,朴素的,感性的,直观的写作,的确有不可替代的美感。但为什么后来越写越长,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感觉几万字的篇幅不能满足叙事的强烈愿望,故事很大,故事里面涉及的人物很多,我希望把故事讲得充分,圆满,让每个人在小说的容量里比较充分的展示。”莫言看来,长篇小说的确能够表现庞大的故事,承载漫长的历史过程,容纳众多的人物,所以他对长篇小说的创作还是充满了热情:“在酝酿中,有几个感兴趣的题材,正在添砖加瓦。盖房子嘛,砖瓦材料准备好才能动工,否则盖一半,砖头水泥没了怎么办。”


综合《文汇报》许旸、《新民晚报》孙佳音等报道整理



换种方式讲故事的莫言


文丨李壮


诺贝尔文学奖,沉到马拉不动的六个字,一种被默认为带有“终身成就”色彩的荣誉加冕。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对此感到好奇:在诺奖加身之后,莫言每一次新作的推出,将会讲述什么样的故事?这些全新的故事,能否媲美甚至超越他那些耳熟能详的巅峰之作,能否展示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莫言?


现在我们笑了。这一次,这位“讲故事的人”没有再去讲述什么故事。在《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他直接唱起来了。


说莫言这次没讲故事,其实也是不准确的。《锦衣》是戏曲剧本,剧本的核心当然是故事,“公鸡变人”的民间传说跟“革命加恋爱”的经典套路杂糅在一起,自然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配得上“好看”两字。甚至《七星曜我》这组诗歌里面,也从头到尾没有缺少“故事”或者近似的元素:勒克莱齐奥手扶猪圈目光深沉、隔壁屋里在磨刀霍霍准备杀猪待客的桥段曾让我笑喷,同样印象深刻的是帕慕克书房里那只下意识捂向头顶的手——谁都无法否认,这些本身都是“故事”,但故事本身并不是这组文本最出彩的地方。如果说“讲故事”的行为在根源处包蕴着叙述者对叙事规则本身的遵循与突破、妥协与冒犯,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莫言,则几乎已经跳脱出了这一枝杈横生的框架:在他这里,故事本身仅仅是途径或者说工具,是布满老茧的手掌中跨江的溜索,是盛满琼浆烈酒的高脚玻璃杯——“对影成三人”的微醺永远是酒精的魔术,谁也不会把盛酒的杯子认真吃下肚去。


是的,故事只是酒杯容器,莫言这组新作之中,真正的酒精度集中于语言本身。我们不妨将这一剧一诗看作是一场韵律的狂欢、一次语言天赋的尽情挥洒。《七星曜我》里的莫言喋喋不休,其中满满流溢的都是莫言式的聒噪与幽默;诗歌文本的形式约束看似构成了外在的节制性力量,实际上这种限囿却令裂变增殖的语言魅力更响亮地爆出了声响。


《锦衣》是民间传奇故事的改编,这样的故事需要起伏、需要神奇、需要出人意料,但它的“出人意料”永远是可以预期的“意料之中”。情节结构是熟悉的:坏人坑蒙拐骗,首先必能得逞,然后这弹冠相庆的“得逞”才无意中促成了佳话姻缘;小媳妇独自上路,怕的是遇见坏人,而坏人肯定就正在半道上拉开架势守株待兔;春莲一根筋地嘀咕着“它是公鸡,不是丈夫”,于是我们大约都已猜到,她那未曾谋面的丈夫早晚会从公鸡的影子里赫然站到春莲眼前。其中的人物形象也充满脸谱色彩:官二代又色又蠢,狗腿子狐假虎威,小女子有情有义,革命党人的气质明晃晃帅得刺眼、以至于被王豹之流扽着头发就直接把假辫子扯了下来。在民间传奇的基本框架内,那些惊异的巧合、奇崛的想象、夸张的表情都变成了规定性动作,一切叙事性的元素都被安置在绝对可控的范围之内,进而它呼唤一种形式上同样可控的语言来对自己进行填充。然而正是在这里,最具魅力的反转出现了。《锦衣》中,那些看似规整坚固的形式栅栏背后,却蛰伏着一头精力十足的语言野兽——它垂下的皮毛遮盖着强悍的肌肉线条、假寐的眼皮掩护着瞳仁深处的刀斧,在任何不经意的瞬间,都可能冲破围挡、一路狂奔而去。戏曲小调,这种形式集中展现了民间的经验智慧和嬉笑怒骂的本事,半唱半白之间亦俗亦雅、既是说笑也是认真、有小聪明也有大道理,满满地尽是民间生活的烟火气息,也最能将那种原生态式的语言活力释放得淋漓尽致。


“盐行里挑回盐一担,一篓在后一篓前。世上的活儿千千万,今日方知挑担难。一脸泪,浑身汗,腿儿颤,腰儿酸,肩膀疼痛如火煎。似这般,跌跌撞撞,踉踉跄跄,歪歪扭扭,摇摇摆摆,好似赤脚爬冰山,无头的苍蝇碰窗帘,风吹弱柳枝叶翻,大风浪里无桅的船。船儿虽破终能靠岸,我的出路在哪边?”


所有这些,都是最寻常的生活联想,都是最模式化的意象比喻。我们当然可以拿着现代文学理论的放大镜边看边犯嘀咕,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我们从中感受到一种最原始的语言冲动、一种韵律回环之中不断飙升的加速感,浩浩荡荡、泥沙俱下、快感十足。熟门熟路之间,这种语言方式悄悄释放出巨大的躁动,就好像一场大雨过后,家门口那条毫无新意的河沟里忽地涨起滚滚浊流,而邻村卖炉包的老莫头竟像是龙城飞将附体,身跨白马趟踏其中,把那没膝的浊流击打得水花四溅。


从莫言的这组新作之中,我们看得到一条条形式层面的束缚之索,但同时更读出了一种野马脱缰式的语言的欢乐。事实上,这种语言的欢乐始终是莫言作品重要的内在动力之一。诺奖颁奖词中早有表述,在莫言的小说中,“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同时,如今这些扯动嗓门的唱腔和油光浮亮的诗句,也依然在笑靥狡黠之中透出他标志性的“胡椒式的辛辣”——这复杂的声音和味道里,既有对现实与历史的绵里藏针的穿透、也有对个体生命充满爱意的解嘲,其实是延承了莫言小说一贯的精髓所在。至于文体上的“不务正业”,也并不似想象的那般突如其来:《檀香刑》里猫腔的元素是一大亮点,《蛙》的最后是以话剧作结,其小说中那些最精彩、最酣畅的句子背后也往往起伏着诗歌般的节奏感。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借助戏曲唱词和诗歌的形式,莫言完成了一次语言的自我提纯。那些原本与小说故事交缠在一起的语言冲动,由此获得了自足而绝对的呈现,最后干脆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这是转移诺奖身份重负的一种途径,是自我摆脱过程里的自我继承,是语言才华的荷尔蒙狂欢,是莫言在“大师”光环辉映下的一次任性、一次童心回归。


就这样,我翻动着手中的纸页,听他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投入地一路唱个不停。亦庄亦谐、恣肆忘情、燥热中脸上微微发红……这是不同以往的莫言,这也是一如既往的莫言。


转自网络,原发《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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