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梁漱溟：“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本报记者

梁梓琳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6级本科生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迫使中共在很大程度上与外界隔断。抗战爆发后，中共的种种主张令社会上很多人耳目一新。许多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党外爱国人士络绎来到延安，希望进一步了解共产党。

繁忙的工作之余，毛泽东会抽出许多时间来会见这些党外爱国人士，了解社会情况、大众情绪，宣传党的主张。梁漱溟就是其中一例。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他们之间没有太多交流。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访问。21天时间里，毛泽东与他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竟是通宵达旦。

访问延安之后，从1939年初，梁漱溟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鲁豫苏皖抗日游击区考察。看到无数抗日志士和广大民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奋起抗战，梁漱溟对毛泽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更加深信不疑。这年11月，他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团结抗敌而奔走呼吁。

从一名笃信佛教的学者，到一个为国难奔走的社会活动家，梁漱溟为自己的信念奔忙一生。以至于1987年，梁漱溟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评价自己的时候，将自己称作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是北京大学培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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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梁漱溟带着自己的文章《究元决疑论》，站在了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面前。

本是登门讨教，没想到蔡元培告诉他，自己已经读过了这篇论文，并赞其“很好”。此时，蔡元培也正值罗致人才之际。梁漱溟在这篇文章里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其中甚是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因此，蔡元培便邀请他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当年年底，梁漱溟正式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

最初接到蔡元培的邀请时，梁漱溟第一反应是推辞：“我只不过为解决自己人生问题上的烦闷，钻研了一些佛典，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但拗不过蔡元培“互相切磋”、“共同学习”的态度，接受了哲学系的教职。

当时，梁漱溟正在国民政府司法部担任机要秘书，因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并未去上课。1917年夏，又逢张勋复辟、司法总长被迫下野，时局越发动荡。于是他也跟着辞职，去湖南遍览寺庙，以致萌生出家的心思。然而，不久后，衡山北军溃走长沙，湖南亦受兵患牵连，梁漱溟因而辗转回到了北京。这一次，在蔡元培的再三催促下，他终于来到了北大。

梁漱溟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梁济是持有维新思想的民间开明人士。受父亲影响，他从小不读四书五经，反以《地球韵言》作为启蒙，14岁便自认建立起西方功利主义的价值衡量标准。在两年私塾、七年洋学堂，获得初中学历后，他便投身当时的地下组织“北方同盟会”，开始革命活动。凭一篇文章到北大执教，是他未曾想到的。

1917年的北大，文科各系初成气候，新文化运动正以这里为中心，轰轰烈烈地展开。又因开放办学，课堂中时常有他系、他校，甚至社会人士。“印度哲学”乃偏门课程，来听讲的人仍超出注册人数的一倍多，注册部给的教室不合用，不得不临时更换。及至1923年梁漱溟开授儒家思想一课，听讲者更是达到两百人之多，课堂也从红楼第一院的小教室迁到了第二院的大讲堂。

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教员表

面对如此炽盛学风，梁漱溟自己也曾感叹：“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但此种让人“向上奋进”的气氛中，也包含着新文化运动中新派与旧派论争的“枪林弹雨”。作为“新旧之间”中间派的梁漱溟，始终处在不入流旁观者的尴尬境地。他不写八股、不读唐宋八大家，自然得不到旧派的认可；而在新派中，不少左派说话过于直白偏激，于他心有抵触。李大钊倒与他关系身为亲密，梁漱溟习惯在课后去图书馆主任室盘桓片刻，顺便取阅时新书籍，但一旦有青年革命学生来访，“不在党”的他也不便长留。

等到两派交战猛烈，《新青年》不断诘问“孔子真精神是什么”，一众旧派学者哑口无言。梁漱溟终于坐不住了，开始在各类演讲中谈及中国文化问题以及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试图在中西文化的裂隙中寻求腾挪转移。1921年，他所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这本书奠定了他的社会声名，也被他称作向北大、向蔡元培交出的记录在校学习与研究成绩的一张答卷。

出佛入儒，自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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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大第一天，梁漱溟曾问蔡元培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梁漱溟说，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1918年11月7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登启事，征求研究东方学术的同道中人，由此办了个孔子哲学研究会。他说自己已决意出家，出家前留出一两年为研究东方学术的人开个头。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朝夕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这些“新青年派”相处，倾心东方旧文化的梁漱溟“无时不感觉压迫之严重”，但他认为“天下人自己都会找对的路，只怕不求，求则得之，不对也好，总会对的”，因而决意要寻找自己的路。

1920年春季，梁漱溟放下了出家的念头。他发现儒家与佛家的人生态度正好相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一种和乐的人生观贯穿《论语》全书。“正是由于我怀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发现先儒这般人生意趣，对照起来顿有新鲜之感。”

到了当年秋天，他开始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发起了以东方学和儒学为主的研究，以回应当时由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对传统思想之批判。

这种透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的思路，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他出佛入儒、“回到世间来”的第一个实际行动。

此番宣讲东西文化的成果，最后体现在他《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这本论著成了现代新儒学的先驱，而梁漱溟也迅速成为新一代儒者的代表。

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924年夏，印度诗哲泰戈尔来华访问时，梁漱溟与其进行了所谓的“世纪对谈”，向泰戈尔介绍孔子及儒家，此时的他“俨然是以当代儒宗的身份前与会晤的”。

此后，境遇的改变，频繁的社会活动，以及日渐隆起的声望，越来越多地占据了梁漱溟的身心，充溢着他现实的生活。他开始全副精神随顺世间，在现实层面上追求一展抱负。在随后的十年乡村建设活动和十年“奔走国事”的努力中，他逐渐成为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行动的儒者”。

“中国的大局乃至于建国工作都需要我，我不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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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为教师，梁漱溟却“不甘为学者，而总是要行动”。初到北大，还未编出一本印度哲学的讲义，倒是先写了一篇“战斗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主张成立息兵会，自费印刷几千册在学校散发。

1988年梁漱溟去世后，冯友兰曾在《群言》杂志上著文悼念，并写了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在冯友兰看来，尽管梁漱溟在思想上有“很多不小的贡献”，但是还不可以专看成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

两人的相识是在1918年前后，当时，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念大三，梁漱溟为他们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只比冯友兰大两岁，冯友兰同班的同学更是有比梁漱溟年龄还大的，于是师生时常在一起交流。此后，尽管师生二人在研究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冯友兰有不少同学和梁漱溟一同研究“村治”，因此两人还经常保持接触。

1934年，梁漱溟（前排左一）

接待 来参访乡村建设的丹麦客人

冯友兰对梁漱溟如此的评价，并非空谈。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漱溟深感增进全国团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1939年，他在重庆与部分民主人士会面，共同商议组建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以调解两党矛盾，促进祖国和平。在梁漱溟等人的努力下，1939年11月，“统一建国同志会”在重庆成立。

此前，1939年年初，梁漱溟曾偕友五六人由四川大后方到前线皖、苏、豫、鲁、冀、晋各省，进出于敌后游击区域约八个月。日后，梁漱溟根据回忆整理出的《敌后游击区行程日志》，记述了战地的真实情况。

他讲述在行军路上为躲避敌人袭击与村人同避入洞穴：

“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缓，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洞内几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第二天，敌我双方早七时许复又开火。“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真是命悬一线，惊险至极。

1938年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长谈

梁漱溟晚年回忆此次敌后之行，说此乃践行了时人常说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

在之后给长子梁培宽的家信中，梁漱溟回忆起在敌后的情形：飞机在轰炸，特别危险，但他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他说儒学是需要他去做的：“中国的大局乃至于建国工作都需要我，我不能死。”

冯友兰在文章中还提到了当时盛行的一个传闻：抗战期间，日本占领了香港，党内地下工作人员把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用小木船救出香港，回到大后方。当时传说梁漱溟坐在小木船里，在海上漂泊很危险。梁漱溟说自己绝不会死，因为中华民族斗复兴，要靠他的三部书，现在书还没写成，所以他决不会死。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

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遭到破坏，包括梁漱溟在内的一些民主人士迫切希望能够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这一时期，梁漱溟辗转于国共两党之间，为抗日和统一东奔西走。1941年，梁漱溟又参与发起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担任民盟的中央执行委员。抗战胜利后，在众人的推举下，梁漱溟担任了民盟秘书长，再次投入到国共两党的调停之中，为实现国内和平统一而奔忙。

1987年，梁漱溟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他评价自己的时候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偶然看到一条新闻，自言自语道：“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在一旁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天往好里去的。”

三天后，梁济自投净业湖，以身殉道。父亲的死促使梁漱溟投身儒学，以言行立世，做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他自称“问题中人”，一生所想无非“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一个内求、一个外求，正与儒家“内圣外王”的观念不谋而合。他时时“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之解决”，而不能不用心去“寻个明白”。

图一来自本报记者肖溢文，其余来自网络

本报记者袁燮扬、陈宗庆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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