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年初的一个寒冬，四川叙永县的张新明在一个大雪天去红星村中摸底家访。刚刚成为“童伴妈妈”的她拿到了项目方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一份制式表格，她顺藤摸瓜，为摸清全村儿童的家庭情况并建立信息档案，冒着大雪来到一位留守儿童的家门口。
面对突然闯入的陌生人，孩子的奶奶始终不肯开门。张新明尽力解释，可老人断然拒绝，甚至认为她是骗子。几经波折，张新明在大雪中给孩子的爷爷打电话，反复说明情况后，才逐渐和这个家庭建立了信任。相熟后孩子的奶奶见到她开起玩笑：“张老师，你脸皮好厚啊。”
说起这段故事，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依旧颇为动情。“童伴妈妈”张新明只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童伴计划”中的一个缩影。
从2007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次通过支付宝募捐，到今天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在不断探索互联网公益的新模式，开拓出“童伴计划”、“微笑儿童”、“电商造血”，带动了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做公益，让互联网公益成了人人公益的代名词。
从“童伴计划”到“微笑儿童”
2015年6月，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农药中毒死亡事件。这一事件曾引发社会深思。当年10月，中国扶贫基金会为此发起了关爱留守儿童项目的“童伴计划”，在四川省7市、10县、100村设立“童伴之家”，每个村由一人专门负责照看全村孩子。
“童伴计划”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阿里“公益宝贝”平台。“公益宝贝”这样的平台让消费者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参与公益。买家如果在淘宝、天猫店上购买带有标志“公益宝贝”的商品，卖家在成交之后，会捐赠一定金额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慈善组织。
2016年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颜志涛找到阿里集团社会责任专家明宏伟，谈到“童伴计划”希望得到阿里“公益宝贝”平台的支持。明宏伟之前一直认为，阿里要做的不只是解决公益组织筹款问题，而是帮助公益组织对接资源，利用互联网思维，通过商业模式，把公益做好。
颜志涛找到阿里，恰恰是因为阿里这理念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此前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阿里之间曾经有过“爱心包裹”的合作，这是首批进驻公益宝贝平台的项目。“爱心包裹“2012 年 5 月上线阿里巴巴公益宝 贝平台，截止至今已筹集善款 1.17 亿元，有10亿人次参与，全国各地贫困县的110万贫困小学生因此受益，是整个公益宝贝平台筹款最多的项目之一。
两家之间的默契合作让双方对“童伴计划”颇有期待。不过，“公益宝贝”平台审核资格很严，一般需要项目具备三年执行经验，还要提供项目筹款支出的凭证。平台会根据项目产出、覆盖面以及解决何种问题、如何解决问题等各个维度去评估项目。当时，“童伴计划”立项不到三个月，不符合常规评审条件。
幸运的是，颜志涛和团队讨论后发现这一项目“很有创新性”，“过去很多慈善机构都只是给留守儿童捐钱捐物，而童伴计划是通过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颜志涛和团队讨论经过一个月的反复评估后，3月“童伴计划”通过破格录取，上线阿里“公益宝贝”平台。阿里也因此成了“童伴计划”唯一的互联网捐赠平台。
至今，“童伴计划”筹集善款610万元，共支持了120个村，受益儿童约 6.5 万人。参与者不仅有企业，也有共青团四川、贵州省委这样的群众组织，中国公益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机构。每省的扶贫办，民政局，公安局，妇联，共青团等也成为了“童伴计划”参与单位。
张新明所在的叙永县是“童伴计划”试点城市之一。叙永县坐落在四川泸州，北临贵州、南接云南，夹于三省之间，是典型的山城。这个县城每年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0万，是农村劳务输出大县，留守儿童现象也因此诞生。2015年一份数据显示，叙永县留守儿童数量超过2万人。
6岁的洋洋是叙永县红星村的留守儿童。父亲患有精神病，奶奶腿部残疾。三年前，母亲去世，一家人靠政府救助金生活。洋洋从小就要承担起家务活。不过，对洋洋以及红星村其他留守儿童而言，他们还有一位“妈妈”——张新明。张新明此前是一位代课教师，代课教师的经历让她深知留守儿童问题的严重性。
“童伴妈妈”张新明
2015年，得知“童伴计划”选拔消息后，张新明第一个报了名，成了红星村所有孩子的“童伴妈妈”。为了给孩子们建立档案，她走过4个小时的山路，她摔坏过摩托车，被野狗追过，也吃过被家访人的“闭门羹”，曾经在雨中家访摔的鼻青脸肿。当丈夫看着她雨后家访摔得鼻青脸肿的样子，心疼的说，“别干了，家不差这点儿钱。”但张新明却断然拒绝。
付出是有回报的，张新明帮助洋洋免费上了学前班，也取得了村里家长和孩子的信任。一次她拖着摔伤的腿去家访，一位留守儿童执意要扶她，说“你是伤兵，我要照顾你“，幼小的孩子其实扶不住，但稚气未脱童音让张新明感动不已。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看来，“每一个童伴妈妈和孩子都有故事。一年前有记者有问留守儿童，童伴妈妈是谁？孩子回答说这是假妈妈，一年后孩子却对童伴妈妈有了依赖，开家长会亲妈不在，就请童伴妈妈参加。”
2016年底，“童伴计划”继续在贵州的100个村启动试点。对刘文奎来说，这仅仅只是开始，“童伴计划四川省100个村的试点每年需要500万元，我们打算连续三年作试点，仅仅一个省就需要1500万，钱到底从哪里来？很大一部分都需要靠企业和公众。”
刘文奎说，“童伴计划”虽然是由公益组织发起，但却得到了政府、企业、社会的支持。他的理想是，通过项目总结经验，把模式探索出来，给国家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未来在更多省市推广这一计划，“全国12.8万个贫困村一年全包下来需要60多亿，我们觉得国家财政应该是有能力负担的。由国家兜底，未来将不会再出现留守儿童意外死亡事故。”
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阿里不仅仅在在国内尝试互联网公益的新模式，也顺应“一带一路”的号召，把公益带向国际社会。
2015年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公益宝贝平台面向苏丹、埃塞俄比亚等非洲贫穷国家，共同推出了微笑儿童项目。截止今年5月底，这一项目募集善款达590万元。2016年在埃塞俄比亚，微笑儿童项目为42所学校的4047名学生提供了免费早午餐。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埃塞尔比亚和苏丹两个国家，一共资助了6247人。
“微笑儿童”计划在苏丹
来自苏丹的Ekhalss今年12岁，这位六年级学生双腿天生残疾。Ekhalss的母亲靠打零工养活她。由于工作极不稳定，母亲整日在外奔波，Ekhalss只能在早上吃上一顿土豆或豆子，有时甚至得挨饿一整天。
刘文奎亲眼目睹，当地很多孩子吃不上饭导致家庭让孩子辍学。原因是。学校里家太远走路得消耗体力。不过，自从“微笑儿童”苏丹供餐项目开展后，“微笑儿童”受益学校的学生辍学率降至0。Ekhalss这样的孩子终于可以吃顿饱饭，家长也愿意重新把孩子送去上学。一带一路峰会召开期间，27家中外媒体对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化项目进行了报道，赞扬了这一公益慈善模式。
从单纯输血到电商造血
刘文奎一直有一个理念——要把“输血”变成“造血”。因为“输血”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这种做法不可持续，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对刘文奎来说，“童伴计划”是“造血”的一种方案，而电商则是“造血”的集中体现，阿里电商平台恰恰是实现“造血”的最佳载体。
2014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四川雅安地震灾区从事灾后重建工作。当时村民种植的猕猴桃丰收，但苦于没有销售渠道，大多数村民只能摆路边摊卖给行人。为此，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工作人员收购了当地的猕猴桃在淘宝店上销售，一周销售额达到了37万元，淘宝店等级一口气做到了三钻。集中销售的方案还带动了周边客商跑到当地收购水果，线下交易量比线上还大，当地猕猴桃很快就售罄。
刘文奎通过这次淘宝销售发现，电商模式非常可观，因此在当年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他用了“潜力很大”来形容这次尝试。不过，刘文奎同样也在反思——这样的简单操作存在大量问题。
首先是质量问题，农药残留是否超标、口感是否外观统一等一系列细节都缺乏标准。此外，当时为开通淘宝店中国扶贫基金会调动了大量资源，淘宝官方为其导流，甚至有明星在微博上为其背书，这些资源起到了催化效果，但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刘文奎认为，猕猴桃数量有限，短时间淘宝店就断了货，巨大的社会投入和最后的产出是不成比例的，想要持续经营，必须实现规模效应。
这次雅安的猕猴桃销售模式在过去多个县乡曾经出现过多次，媒体报道后，群众发动抢购。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销量问题，但靠“刷脸”无法从根源解决问题。
对“刷脸”式抢购，刘文奎评价称，这还是公益机制，不是市场机制，公益机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短时间内聚集到巨大的热情，可持续性比较差，“你的口感、质量未必有优势，仅仅为了献爱心，一次两次可以接受，但老是这样的话，满足不了用户对消费的品质的要求。但市场要有持续性，调动真实需求才能做到真正扶贫。”
为此，中国扶贫基金会在2015年成立了一个名叫“善品公社”的社会企业。“善品公社”一方面从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获取筹款资源，另外一方面则是企业化经营，在有生产优质农产品潜力的贫困村建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规模化生产，统一负责在阿里电商平台上销售产品。
这样的合作是过往及其少见的，刘文奎谈到，过去和阿里的合作更多偏向流量合作，但阿里开放筹款资源，扶持善品公社这样的社会企业会起到更大作用。因为它把农民连接起来，又有市场机制运作，无论是对造福社会还是对淘宝平台本身而言，都有积极作用。
加入善品公社的村民
当时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四川的石棉、汉源、蒙顶山三个县分别建立了黄果柑、大樱桃、猕猴桃生产合作社。进入善品公社的合作体系是有条件的，村民必须按照规定的质量标准、生产流程要求种植水果。一开始说服村民进入合作社很困难。以黄果柑为例，产量存在大年、小年之分，产量高的大年会严重消耗土地养分，导致小年的水果果型难看、口感不佳。从长期利益来看，大年必须疏果、减枝、通风，主动降低产量，保证地力，以求来年产量、口感稳定。
石棉县很多村民无法理解，在他们看来，砍树疏果、主动减产无疑是在自绝财路，更何况按照标准生产成本会大幅提高。不过，合作社的利益连接机制让部分村民看到了前途，刘文奎说，“外面普通收购商给村民开出的价格是每斤8-9毛，而我们的收购价格是3元。”在经过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当地村干部反复劝导之后，2015年石棉县80多户村民加入了合作社。
事实证明，2016年黄果柑产量的确有所降低，但农民收入反倒逆势增长。2016年3月，17万斤黄果柑上线之后被一抢而空，销售额达到了128万元，当时80多户村民人均增收700元。将信将疑的村民尝到甜头后涌入善品公社的合作体系。2016年，石棉县加入合作社的村民达到了100多户。2017年3月，100多户村民生产的黄果柑销售额进一步跃升，达到了200余万。
这次在石棉县的尝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刘文奎说，成功后，便到了“模式推广”的阶段，我们希望和阿里之间的这一模式能够覆盖更多地区。因为我们不仅是服务机构、中介机构，更多是资源整合和创新平台。做项目时，不能简单解决个案，还要挖掘个案的内在原因，从根源上寻找解决方案，证明我们的模型是否成功。成功后，我们再将其推广，为国家寻找到可持续模式。
从忽略不计到半壁江山
回顾这几年来的互联网公益之路，刘文奎把和阿里等互联网渠道之间的合作分成了三个阶段。2007年至2011年，这几年间，主要以灾害救助为主；2011年至2013年间，则是平台合作为主，主要是联合品牌活动，打造影响力；2014年以来，随着“公益宝贝”募集的善款大规模增长，更多跨界合作逐渐诞生。这些跨界合作包括“童伴计划”、“微笑儿童”、“电商造血”，探索了可持续的公益项目。
从2007年今天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一次通过支付宝募捐，到今天50%以上的善款都来源于互联网渠道，刘文奎几乎见证了这十年来互联网公益的成长。
他依稀记着，2007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刚刚诞生三年的支付宝合作，开通了love平台，用于募集慰灾基金。当时的合作形式很简陋，支付宝会员在网页上会收到公益项目的推荐，可以选择捐助零钱。每当有重大灾害时，基金就会启动用于救灾。
不过，这笔费用很少。用刘文奎的话来说，当时通过通过支付宝募集的捐助在那年总募款数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刘文奎敏锐地发现，这是个全新的募款模式，因此非常重视，团队也愿意尝试这一新事物。
尝试是有回报的。后来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互联网渠道的公益捐助体现了威力。支付宝在地震后上线捐赠平台，几小时内筹集捐款超过2400万元。因此，在2008年年底，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支付宝还合作开展了“暖冬计划”等一系列捐助计划。
此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支付宝之间的合作几乎成为常态。不仅仅是募捐，灾害物资采购也逐渐通过互联网渠道完成。2012年，扶贫基金会在阿里巴巴中文站采购了一笔涉及6个品类4万件产品，价值达17万元的救灾物资。要知道，过去灾害物资采购很复杂，很难找到能提供所有品类的供应商。但在这笔采购过程就像淘宝购物一样便捷。
近几年来，互联网公益甚正在逐渐改变传统的募捐渠道，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通过“公益宝贝”、淘宝公益网店、蚂蚁金服公益等渠道搭建了一系列人人可参与的公益平台。
2017年上半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全社会共募集到了1.3亿善款，其中互联网筹款近7000万，占总额度的53.7%，而阿里系渠道募集到的善款占总额度的20%，用刘文奎的话来说，“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阿里最新财报显示，超过3亿用户、178万卖家通过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平台参与公益行动。阿里平台用户通过公益宝贝等产品产生网络捐赠2.28亿元。
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正在通过阿里的平台参与公益，中国扶贫基金会和阿里一道将互联网公益变成了“人人公益”的代名词。
在刘文奎看来，人人公益的目标有一个过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阿里开放自家平台做公益，比以往影响了更多的人，“两个多亿的资金我觉得不算多，但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对公益概念、公益氛围在全社会的普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拜互联网平台所赐，这几年公益氛围从未如此浓厚，这个价值不是一两个亿的资金所能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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