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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日，特朗普的态度出现反复，称将与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定，这一表态被视为对中国“对等关税”反制措施的回应。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的激进“脱钩断链”策略，与本文所描述的19世纪“美国学派”构建的
隔断型发展
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作者认为，美国通过与英国和欧洲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保持距离，实现了自身的工业化发展，最终构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体系”。
特朗普的“贸易战”，可以看作是对“美国中心”国际体系的重新锚定。
作者进一步指出，参照美国的经验来理解现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发现
新中国在前三十年同样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为改革开放后应对全球化的冲击奠定了基础。
然而，如今的美国对华脱钩和遏制政策，表明中国仍然面临着（逆）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已经深度卷入全球化的中国，不能机械地固守“国内”谈“内循环”，而是应当继续扶持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培育和壮大全球南方共同市场，
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创造新的外部条件。
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潜力巨大，对中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扩大出口的机会，更是推动共同发展的平台。
如今的中国，已从资本稀缺国转变为资本大国，从渴求引入外部资本转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人才、技术上也有了深厚积累，尤其在一些新兴技术的研发应用上，已从被动跟随转变为引领示范。
通过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强化经济合作，提升消费能力，不仅能够为中国企业创造新的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内需，也能促进全球南方的共同繁荣，推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4期，原题为《培植全球南方共同市场——19世纪美国构建“内循环”的启示》，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在1978年转向改革开放后，中国奉行的乃是融入世界市场的联系型战略，高度重视技术和投资引进、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87年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建提出《关于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战略的构想》被中央采纳后，我国基于人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成本优势，在沿海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形成了原材料和制成品“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格局。
在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过程中，中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弄潮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然而，这也引来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疑虑和排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政期间对华发起“贸易战”，而在拜登担任总统后，
美国继续对华推进“小院高墙”“脱钩断链”战略，实际上就是从以往的全球化进程中脱身，打造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新议程。
面对当今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美国挟持其他西方国家对华“脱钩”的态势，中国近年提出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与以往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主要以客体身份参与全球化进程有别，“双循环”是以国内大循环为先导和牵引，中国在沟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中需要以主体身份发挥更大能动作用。
“双循环”之路能否走得通，又该如何走？美国19世纪通过国内循环实现工业化、经济崛起和推进现代化的历程，对当代中国仍有启示价值。
▍
“美国学派”与“隔断”发展
中国以往通过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推进改革开放和实现经济发展，其发展战略之要，在于高度重视自由贸易和引进外资，以及面向国际市场、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这符合最近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预设，它认为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圭臬。
然而，它与19世纪以来一些顺利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普遍经验，却并不相符。
德国学者迪特·森哈斯
（Dieter Senghass）
通过研究欧洲国家以往的发展历程，指出工业化有两种进入路径：
一种是联系型战略
，即发展理论通常主张的，一个国家为寻求更好发展，应当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加入全球化进程；
另一种是隔断型战略
，即第三世界国家在追求发展的初始阶段，应当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脱钩，与此同时主要致力于拓展国内市场，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争取集体的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才能审慎地选择联系型战略，与发达国家合作。
森哈斯通过历史比较分析指出，欧洲那些实现发展突破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曾选择过隔断型战略，是在与世界市场或多或少显著脱钩的时期，才取得工业化的成功。
欧洲如此，美国又是如何？在《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
（Michael Hudson）
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与流行之见大相径庭的19世纪美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图景。
与人们的普遍印象或想象迥然有异，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并非19世纪美国经济崛起的必要条件，相反可能是制约因素。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开放度的两个重要指标，是关税税率和对外资的态度：给对外贸易设置较低关税和允许外资低门槛进入，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反之表明经济开放度较低。
崛起时期的美国并不是一个通常所说的开放型经济体，而是在相对封闭中发展的。
在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段，当时世界曾经历一轮全球化浪潮，它主要是由英国和欧洲推动，美国对此做出的选择并非“融入”，而是“隔断”，也就是有选择、有限度地参与全球化，甚至刻意与其保持距离。
整个19世纪，美国都维持了很高的关税水平，这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更是如此。1890年通过的《麦金利关税法》
（Mckinley Tariff）
，使得美国成为工业化国家中关税税率最高的国家。19世纪的美国与当时的全球化浪潮保持距离，还体现在它对外资及对外投资的态度上。南北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为了躲避美国设置的高税率，加大了对美国的直接投资
（FDI）
，但外国直接投资在最大时也只占美国总投资的10％，而当单独考虑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时，如果再考虑到1870~1914年间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数字就更小了，远远达不到控制美国经济的程度。
19世纪美国选择隔断型发展和实现经济崛起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通过培育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实现工业化。
赫德森在其书中，描述了19世纪的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
“美国学派”
，认为只有当美国经济与英国以及其他发达的工业国隔离开来时，美国才能保持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由于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为其经济扩张融资，美国因此不需要依赖国外市场
，这种理论指导了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崛起为世界工农业强国的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关税政策和发展战略。19世纪的美国工业保护主义者们高度重视关税保护和国内市场的培育，并认为工农业间可以形成互哺关系。著名出版商马修·凯里
（Mathew Carey）
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榄枝》
（The New Olive Branch）
一书中，强调了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提供市场的重要性，提出了保护性关税的“国内市场（内需）说”，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国会议员乔治·梯比斯
（George Tibbits）
和安德鲁·斯图尔特
（Andrew Stewart）
的支持，他们在国会大力宣传凯里的主张。第九任国务卿亨利·克莱
（Henry Clay）
同样赞同凯里之见，他在1824年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份政治纲领，建议组织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体系”
（American Systems）
，其主要使命是鼓励东北部地区发展工业经济，以代替英国的工业经济，美国本土的工业地区将成为西部农业的市场，而西部的农业地区又将为东部工业提供市场。
美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像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那样严重依赖海外市场，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出口量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7%，“其制造业立足于国内市场完成了工业革命”。
为培植全国性市场，美国在19世纪格外重视全国性交通体系的建设，以连通南北东西，使全国成为一个经济体系。此外，很多人可能以为1862年成立的美国联邦政府农业司
（1889年改为现名：美国农业部）
，是在农业利益集团的推动下设立的，其实不然，它是一个为工业化而生的标志性机构和制度设置。为启动内需、深耕国内市场，19世纪美国那些倾力推动工业发展的人士对农业高度重视，他们反对西进运动，认为工业化需要人口集中，相反，农业的南方对建立农业部并不那么积极，但热衷于西进运动，以扩大农业种植范围。
美国在19世纪与当时的全球经济体系保持距离，在政策层面与英国“脱钩”，并在经济思想和知识体系上与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拉开距离，一开始是着眼于“美国特性”，是将美国特殊化，但在当时美国的保护主义者的持续努力下，又逐渐将工业化优先、与国际市场“脱钩”、立足国内市场、技术乐观主义的思想，转化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发展知识。
只不过随着美国在进入20世纪后崛起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继续奉行隔断型战略和关税保护已不利于其海外扩张，美国才放弃了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说和政策，转而拥抱起全球市场和自由贸易。
▍
与当代中国的比较
谈起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人们多愿意关注其“开放”的一面，对其曾经有意与“人类文明主流”和全球化进程拉开距离的一面，往往避而不谈。
无论森哈斯所撰写的《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还是赫德森的著作《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所谈内容都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现代化经历的另一面，而且是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一面，它在以往也曾被人传播谈及，但并未成为大音。“老黄历”重提，不外关乎三个现实存在的实践和理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与19世纪美国是在相对封闭中兴起不同，
当代中国是在融入全球化浪潮、运用联系型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的，两种相悖的发展策略，就当前来看却达到了相似的结果，这该如何解释？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选择实行改革开放；进入20世纪80年代，又主动选择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世纪之交，还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 前后，不少人主张对美“脱钩”，对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充满担忧，为何所预见的不良后果，在后来可见的时间段内大多并没有出现？不仅美国，实际上，19世纪同时作为当时世界“新兴经济体”的日本、德国，其实都深受李斯特主义的影响，选择的也都是隔断型战略，与当时的全球化潮流若即若离，但都实现了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国家整体性发展。把它们与当代中国走过的历程相对照，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产生的高速经济增长，倒像是近代以来国家兴起的一个例外。真的是例外吗？笔者曾经对此充满困惑，现在却并不这样认为，原因在于，在最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通过联系型战略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其实同样屈指可数，只有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为数极少的国家。是不是只要“跟着美国走”，就能发展起来？应该说，
最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想通过追随和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获得发展，但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可知，真正实现了较好发展的国家并不多，这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
这个结果仍然验证了森哈斯和赫德森的总结和理论，也证明了贾根良等人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单纯从账面数据来看，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是为数很少的经济发展成就突出的国家。中国为何会成为“例外”？其实，从发展道路来论，如果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甚至中共早期政权建设以来的历程中，可能看到的又是另外一幅光景。其中，中国同样有过脱钩，选择过隔断型战略，也经历了先政治后经济的发展过程，与那些早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总体来说并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