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8日晚，“未名学者讲座”第120期在静园二院208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劳佳琦带来题为“我们与他们：关于犯罪人的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刑事政策”的讲座，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阎天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线上评议。
阎天老师首先介绍了主讲人、评议人和讲座主题，着重指出，劳佳琦老师在研究方法上吸纳周边学科的田野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发掘法学学科本身不易解决甚至不易发现的问题，代表了当代中国法学的一项重要尝试。劳老师以风趣的自我介绍开场，随后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在监狱进行田野调查的体验，以此回应外界对于监狱调研的“危险”想象，管窥公众对监狱、对罪犯怀有的刻板印象。多次在不同监狱调研的经历中，劳老师认为，真正来自罪犯的危险仅有两次，并且事实证明都是主观想象的危险，现实的危险主要来源于其他人，例如往返监狱途中被赶下车，或在监区之间通行时被误认为逃犯。由此，劳老师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主要问题，即公众对犯罪人的刻板印象，和由此带来的对刑事政策的影响。
公众常对犯罪人怀有坏、特殊等刻板印象，将犯罪人划为“他们”。这种印象通常既不源于学术研究，也不源于实证数据，更不源于亲身经历，而是源于新闻报道、小说、影视作品、自媒体等。然而，流量主导下的传播要求报道稀有、重口和极端的案例，虚构的悬疑、刑侦作品更是以怪异、扭曲的案件吸引眼球，虽然这类案件事实上占据犯罪的极少数，但大众传媒影响下的公众自然地将这类极端个案视为所有犯罪事件的“平均值”，认为犯罪人“非我族类”，又反过来从这种刻板印象出发，要求大众传媒符合这样的刻板印象。对于这种刻板印象为何长期稳定存在，犯罪学教授马鲁纳（Shadd Maruna）解释称，“他们”与“我们”的二分法在个人层面上不仅为“我们”这一群体赋予了优越感，更确立了一种自我认同；在社会层面，确认了作为公敌的“他们”，“我们”也因而更加团结。
这种区隔敌我的思维模式，底层逻辑是一种零和博弈，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以保护“自己人”为名的严刑峻法。以美国的大规模监禁为例：1972年开始，美国的州和联邦监狱关押的人数直线上升，并持续走高，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监狱财政困难，才出现了下降，但2022年又有回升。对此，一种通行的解释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犯罪率开始全面飙升，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因而刑罚民粹主义盛行，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对犯罪严加打击。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其问题在于，同一时间所有西方国家都经历了犯罪率的全面上升，但只有美国以严刑加以反应。劳老师认为，当时美国出现了多起连环杀人和监狱暴动，在大众媒体的广泛宣传之下，美国公众对于犯罪人形象的认知出现变化，是美国对犯罪率上升的反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尤其是在加州，连环杀人的真实案件频发，新闻媒体助推之下又有模仿者出现，影视作品也相应流行，连环杀手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公众对犯罪人的典型认知。同时，为了抗议恶劣的监狱环境，囚犯也在监狱内频频暴动，加州圣昆汀监狱和纽约阿提卡监狱的两起大规模暴动尤为血腥，广大媒体密集报道，观众们因目睹了囚犯们的暴动行为，对囚犯的态度由可能的同情转为纯粹的恐惧。犯罪人的形象由弱势者变成了怪物，犯罪的归因从社会不公变成个体病态，刑事政策的核心随之从矫治变为隔离。与此相似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少年司法也发生了一次严厉化转向，大量青少年被关进成年人的看守所和监狱，这也与媒体密集报道极端青少年犯罪案例时塑造的“超级掠夺者”（super-predator）迷思有关。
劳老师由此联想到国内正盛行的“恶童叙事”。当今媒体对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密集报道，引发了舆论极大的关注，因此在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下调至12周岁。与此同时，《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变相地提高了我国法律规定的14岁性同意年龄。有学者指出，这两条修正案在逻辑上自相矛盾：例如一名13岁的未成年少女，法律认为她不能理解性行为，却可以理解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行为，尽管前者普遍而自然，后者作为一种特别的行为少见得多。劳老师认为，这种矛盾其实体现出的是关于犯罪人刻板印象的投射：当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女性处于被害人一方时，因为是“我们”，公众通常认为其“天真”“无助”，是需要保护的。一旦这一群体实施犯罪，就成了“他们”，是“特殊”的，这么小年纪就展现出这种邪恶特质更是危险，因而更容易对之主张严刑峻法。关于犯罪人的刻板印象对刑事政策的影响，另外的例子发生在我国减刑假释领域。诸如孙小果案、郭文思案等“提钱出狱”和“纸面服刑”的极端个案，强化了人们对于罪犯不知悔改、监狱贪腐黑暗的刻板印象，导致我国减刑假释政策持续严厉化，出台了如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减刑假释实质化审理、“减假暂”倒查三十年等改革措施，多管齐下使得减刑假释的适用过度紧缩。
受到这种刻板印象驱动的刑事政策，最终将导向恶性循环。心理学上的罗森塔尔效应和犯罪学上的标签理论都指出，他人的期待和评价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和自我认同。公众对犯罪人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会导致严刑峻法和社会排斥，最终会让犯罪人更容易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而这种再犯恰恰又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关于犯罪人的刻板印象。劳老师播放了美国被判终身监禁的女犯们的一首合唱，由此说明这些犯人未必穷凶极恶，以及她们被贴上标签之后的痛苦。美国大规模监禁的恶果体现在从微观到宏观的各个层面，使得美国从一个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沦为事实上的监狱国家。尽管如此，由于零和博弈的底层逻辑没有改变，两党都不敢冒险加以改革。国内也面临着减刑假释政策严厉化带来的负面结果。劳老师对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关联机制进行过几年的跟踪研究，认为财产性判项的相关规定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容易“一刀切”，体现为过度惩罚，使得并非不愿、而是不能履行财产性判项的犯罪人失去减刑假释的可能，由此不仅导致犯罪人对未来的失望和对社会的敌意，更可能导致犯罪率的升高。
讲座最后，遵循学术惯例，劳老师从观念和政策两个角度尝试提出相应措施。观念上，应该消解“我们”和“他们”的二分，意识到犯罪的成因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更应该戒掉“刑法依赖症”和“刑法家父主义”。为此，劳老师也号召学者积极以更通俗的方式讲解犯罪、刑罚相关的观念。在政策上，必须倡导包容而非排斥，减少情绪性和回应性的立法，采取循证的方式，综合考虑刑事措施的收益和成本。为此，立法部门需要更多地倾听学者们、尤其是年轻学者和女性学者的观点，以期引入多元的视角和治理理念。
评议环节，车浩老师首先简要总结了劳老师的报告，提出了四点深刻印象：一是启发意义，这是国内学界第一次提出犯罪人刻板印象的社会意义和解释方案，这一问题意识本身就有启发性和引导性；二是比较观照的视野，报告中将美国的大规模监禁、青少年司法的严厉化转向同国内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联系起来，提出了新的关联；三是跨学科的视角；四是通俗易懂的讲解。随后，车老师又提出了关于公众对犯罪人刻板印象的四种不同视角：第一是生物学的视角，刻板印象服务于人生物性的自我保全的本能，敌我标准越简单，成本越低，越有利于生存，而简单化的刻板印象容易造成误判。第二是行为经济学的视角，人们的行动更多地依赖先前的经验、直觉，而非在每一次面对新的事件和人时都进行全面、理性的考虑，因此面对犯罪的特殊个案及其造成的情感冲击时，依赖惰性而非理性加以理解和泛化，是人之常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