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术、符号与传播——对“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异人必有异相。如古代帝王，几乎无不具有“奇骨”“重瞳”“龙章凤姿”等一些典型的外貌与形体特征。但没有哪位帝王的相貌，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充满传奇色彩。朱元璋存世画像有正像与异相，或称真容与疑像之别。为什么一个人会有两副面孔？朱元璋相貌之变的推手是谁？这两副容貌是如何在文本与图像中形成并广为传播的？本文将通过对文献与图像两种历史材料的追踪，探析朱元璋相貌之变背后的政治与文化意涵。

一、朱元璋的“异相”的由来

1、《明史》所记郭子兴“奇太祖状貌”事

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相貌，对其发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郭子兴传》记子兴据濠州，太祖往从之，“门者疑其谍，执以告子兴。子兴奇太祖状貌，解缚与语，收帐下，为十夫长，数从战有功。子兴喜，其次妻小张夫人亦指目太祖曰：‘此异人也。’乃妻以所抚马公女，是为孝慈高皇后。”

“正史”的记载令人印象深刻，是支持朱元璋异相说的重要文献基础，有必要对其史源加以梳理。

其实，朱元璋曾撰《纪梦》一文，回忆他入城之际为人所执，“城门守者不由分诉，执而欲斩之。良久得释，被收为步卒。”其中并无郭子兴“奇其状貌”的内容，甚至没提郭氏出手相救之事。

洪武十六年（1383），朱元璋为滁州郭子兴庙立碑，《敕赐滁阳王庙碑》根据朱元璋本人提供的材料说：“（上）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王（郭子兴），王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间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

《滁阳王庙碑》相比《纪梦》，补充了郭子兴“亲驰活之”的情节，称拔擢他为亲兵，是因为“间召与语，异之”，当是异其谈吐，未及其相貌。

显然，朱元璋两次自述，都没提到自己的相貌。

然而《明太祖实录》记述此事，已发生变化：“门者疑以为谍，执之，欲加害。人以告（郭）子兴，子兴遣人追至，见上状貌奇伟异常人，因问所以来。具告之故。子兴喜，遂留置左右。”朱元璋得郭子兴知遇之故，已由“与语异之”潜变为爱其“状貌奇伟异常人”。

郭氏次夫人之语，亦见《滁阳王庙碑》，称郭子兴欲为朱元璋择配，“次夫人忽惋惜谓王曰：‘方今兵乱，正当收召豪杰。是子举止异常，若不抚于家，使为他人之亲，是失智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次夫人谓朱元璋“举止异常”，是称赞他才干出众，亦非诧其容貌。

通过对文献的追踪，可知《明史》 所记朱元璋初从军时，因其“状貌”异常而获得特别的机遇，殆非朱元璋口述原始史料的本意，在传播过程中已发生变异。其变化之始，可追溯到永乐间重修的《明太祖实录》。

2、朱元璋“异相”始见于永乐中年官方文件

永乐初所修《天潢玉牒》，记明太祖开创事迹，该书载有许多奇异事件，为明王朝的开国史披上一层神秘面纱。如谓朱元璋微时，“往来濠城，有一奇士，指太祖言：‘此非凡人。’因避而弗敢入城”。这是笔者所见太祖之“奇”的最早文本。这位“奇士”指朱氏为非凡之人，至乃逊避不敢与之同城，可是没有说明朱元璋奇在何处。

到永乐十一年（1413）建孝陵神功圣德碑，已着力刻画朱元璋“非凡”的外貌：“（上）龙髯长郁，然项上奇骨隐起至顶，威仪天表，望之如神”。碑文中的朱元璋，生着一部长而茂密的龙须，项上“奇骨”隆起，隐然上行，直至头顶，确乎一副骇人的异相，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张具象的“龙颜”。

然而朱元璋的“奇骨”并非天生，而是在他登基前不久突然形成的。事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八，吴元年十二月戊申条：“上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今见《太祖实录》为永乐九年至十六年的三修本，与碑文同一时期。考虑到更早的《天潢玉牒》尚未将朱元璋的“非凡”坐实，孝陵碑出现“项上奇骨”而未明其故，唯实录介绍最详，因推断其演变过程应是：朱元璋对其出身原本朴实的自述，如“朕本农夫”“淮右布衣”等，到永乐初年已开始添加神异的因子（“非凡人”），但还未形成具体的表象符号。到永乐中年建孝陵圣德碑，这一符号（即“奇骨”）诞生了，并被进一步加工，写入实录。实录的记载更具神秘色彩，实际上起到了为“奇骨”解码的作用。

梦一类的记事，本在实录凡例之外，但《太祖实录》破例记载此事，且将这个在现实中得到呼应的“异梦”系于吴元年（1367）十二月戊申，别有用心。因为这一神秘事件就发生在朱元璋紧锣密鼓筹备称帝之际，他随即于次月，即戊申年（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乙亥日登基。以彼戊申日暗指此戊申年，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正是《太祖实录》开始系统地利用相术原理构建朱元璋奇特的容貌特征。朱元璋由奇人到奇貌的变化，并非野史向壁虚构，它由官方的历史书写首先完成，《太祖实录》反复渲染太祖相貌的奇伟，是这一转换的关键。

实录在追述朱元璋少年之事时，赞曰：“上稍长，姿貌雄杰，志意廓然，独居沉念，人莫能测。”《明史》据此写道：“（上）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奇骨贯顶”是对“奇骨”的发展，但这四个字在实录原文里尚未出现，只是到了明晚期始为描述朱元璋容貌的经典用词。《明史》乃径采之，羼入历史文本中，实际上是用后起的观念对历史本态进行追改式的重写。

实录还记载：已入寺为僧的朱元璋，一日游方至六安，有老儒相其面曰：“我观贵相非凡。我善星历，试言汝生年月日为推之”云云。

前引《天潢玉牒》的“奇士”指元璋为“非凡人”，此老儒也是一奇士，他用相术及星历之学，准确推出朱元璋非凡的命造。如果我们从官方文献叙事的连贯性上观察，会发现，朱元璋之奇与非凡，正由空泛一步步落到实处。老儒相面，是朱元璋“贵相”的最早记录。

围绕朱元璋何以发迹，《太祖实录》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它主要的理论工具，就是相术。朱棣与其父不同，在诸般术数里，他比较偏好相术，在其发迹史上，相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必然渗透到实录等官方文献的修纂中，成为解构、重塑本朝历史的工具。当然，对于“得国不正”的他，这主要还是为了服从他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说，朱元璋相貌之变，其子朱棣是第一个“整容师”。

3、“奇骨贯顶”与相术家笔下的朱元璋像

明初著名相士袁忠彻在景泰二年（1451年）编纂《古今识鉴》一书，其中记一个叫铁冠的方士为尚居人下的朱元璋相面，语曰：

明公状貌非常，龙瞳凤目，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声音洪亮，贵不可言。 但四维滞气，如云行月出之状，所喜者准头黄明，贯于天庭。 直待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受命之日也，应在一千日内。

可看到，此时朱元璋尚未“奇骨贯顶”，还只是“辅骨插鬓”（又叫“辅角插天骨”，以辅骨长耸为上，是清贵之像）。在《古今识鉴》中，有多位士人生有此像，似乎并不甚奇。“奇骨贯顶”就非常尊贵了，指额正面头骨方正而大（名伏羲骨），上至头顶百会穴，相书又称朝天伏羲骨、方伏羲骨，也就是常说的“日角相”，多被视作古代帝王之奇品骨相。

相语中常见龙行虎步、龙姿凤质、天日之表一类的判语，其实与形容人器宇轩昂一样，盖皆泛语，不是具体的体态描绘，“奇骨”却是一种较为显眼的体貌特征。然而，无论是孝陵神功圣德碑，还是《太祖实录》，它们所描绘的项上奇骨，与此并不相类。所谓“奇骨贯顶”，应是后人借用相术词汇对朱元璋“奇貌”所作的符号化的再概括。

虽然孝陵碑与实录首发“奇骨”之端，但“奇骨贯顶”一说还未出现在《古今识鉴》里，而到明晚期何乔远撰《名山藏》时，已称“太祖日章天质，凤目龙姿，声如洪钟，奇骨贯顶”，全然为相学家口吻。由于《名山藏》出世较晚，作者应受到当时流传的太祖异相的影响，可能属于“看图说话”。又由于相术的广泛影响，相家术语强烈渗透到文艺创作及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奇骨贯顶”之类多属俗语套话，未必一定都有史料的渊源与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识鉴》对朱元璋容貌“天地相朝，五岳俱附，日月丽天，辅骨插鬓”的形容，已与传世的异相或丑像颇为相似了。天地是指天庭和地阁，分别象征额头和下巴，相朝之状，是形容其突崛相对——异相的朱元璋，不正长着一张两头弯弯的鞋拔子脸（或称“猪龙形”）吗？

考虑到铁冠此人都不太可靠，则他所称的“明公状貌非常”，很可能就是袁忠彻本人的生花妙笔，不过借铁冠做代言罢了。显然，这副以相术理论为依据写出的太祖容貌，已较官方钦定的版本有了更大的丰富，加进了相术家自己的想象与改造。

如果说，永乐时期的碑文、实录，为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的“形象建设”，指出了一个神性的方向。这有一个过程，那么到袁忠彻奉敕辑纂《古今识鉴》时，已“实证”地推出一个颇具异相的太祖皇帝了。

明中期正统、景泰时的太祖御容，已经显出奇异的特性，但还走得不太远；至少这时，朱元璋的脸孔上还没有“黑子”，奇骨还未贯顶，“龙颜”也还没有异化为一副丑陋不堪的猪龙之形。

二、朱元璋“异相”中的符号意蕴

隆庆中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瀚回忆曾于南京武英殿见太祖御容，其像“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像大不类。”从其记载来看，到明代中晚期，太祖异相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比如万历时人张萱之父在云南作知县时，曾于黔国公府“摹高皇御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状甚奇，与世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后来张萱在京为官，“始得内府所藏高、成二祖御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为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也”。较之只有京官才能瞻仰的太祖正像，异相传播更广，留给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那么是否能为朱元璋异相的产生及流传设定一个时段上限呢？这里先提供一些与朱元璋相貌有关的旁证材料，如朱元璋侄子朱文正，“貌类高帝”。宗室中，宪宗第十三子荣庄王祐枢，也是“状貌类高帝”。这两位王子都和朱元璋长得像，但没有他们相貌怪异的记载。臣子中也有“貌类”的，如洪武十八年（1385年）进士山阴人陈思道，仕至礼部侍郎，此人生平“有二异”，其一就是“貌酷肖御容”。然查张岱《越中三不朽图赞·陈行父公像传》所存陈思道官服像，其面容并无奇处。

成化进士陆容记：“闻苏州天王堂一土地神像，洪武中国工所塑。永乐初有阖百户者，除至苏州卫，偶见之，拜且泣。人问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识天颜，此像盖逼真已。”此事祝允明《前闻记·天王堂土地》亦载。陆、祝二人都是明中期苏州人，在他们的记述中，均未提到朱元璋相貌怪异。

综合以上明初至明中期人“貌类高帝”的材料，似可推断，在明代中期前，朱元璋怪异之像尚未广为流传；朱元璋完成由“奇貌”向异相的转变，大约在嘉靖时期，其后始大量出现太祖异相之记载及绘画。

三、对朱元璋“异相”及其传播的政治文化考察

1、对朱元璋异相为“疑像”的简单辩说

异相中的朱元璋，容貌险奇怪异，有的还满脸布有黑子——这是一副惊人的相貌。对其真实性，历来讨论颇多，有信以为真容者，也有人视之为疑像。

赵汝珍《古董辨疑》说：“朱元璋传世之御容有二，一为温文儒雅、五官端正者，一为雄豪奇伟、深目长颊者。二者均常见之，南薰殿各代帝王像，二像均有之。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明太祖亦同常人，绝不能有二像，是其中必有一伪，惟孰真孰伪，前人未有纪录，凭空推想亦难确定。但以理推之，当以深目长颊者为真，盖此像迹近侮辱，含有朱豬之意，若非真像，在专制时代无人敢为之，况其子孙又奉祀之，其必为真像，盖可知也。”

赵氏之见实存罅漏，如谓“数年前南京明孝陵之享堂尚同时供此二像”，已在清末，恐怕难称“（朱明）子孙又奉祀之”吧！一个人长那样一副尊容，是难以想象的，所以许多人虽然不做定论，还是倾向认为丑像“非真”，如明人王圻编集的《三才图会》，即不取异相。

其实，与画像孰真孰假的推想之词比起来，对朱元璋一人而具两副容貌做出解释，更具价值；其中持“疑像”说者最多，又有三说：

其一，明末清初人谈迁说：“太祖好微行察外事。微行恐人识其貌，所赐诸王侯御容一，盖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庙。”此说似难成立，其本身就存在矛盾：微行恐人识其貌，与赐诸王侯御容何干？难道“诸王侯”还会不识今上真容？且朱元璋在位，主要依靠公朝理政，经常临朝亲断政事，何曾担心臣民会认得他！何况好多朱元璋“微行”故事，还是后世野史敷衍出来的。

其二，清初人宋起凤《稗说》说，南京二寺有两种朱元璋御容，灵谷寺者为一草本（大概指不设色的纸本），其像“望若龙状”；鸡鸣寺者为“五官端好”“面无纤痕”的彩绘图像。“二处凡游者，必请主僧展礼。两地迥殊，不知其孰是。或曰灵谷者上令工为之，宣威外域尔，非真也”。

其三，与上说近似，但不称“宣威外域”，说是朱元璋在得天下前为威服世人伪造的。

当元运已终，天下大乱之时，第一个以相貌之奇来主动承受天命的，是布贩子出身的徐寿辉。《明史·徐寿辉传》载：“元末盗起，……奇寿辉状貌，遂推为主。”似乎朱元璋也希望有一副徐寿辉那样有号召力的脸孔。此说很为人深信，因为它为朱元璋不合常理地拥有两种面容，且异相太过惊人，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然此说实难成立。因为徐寿辉很快为部下所弑，朱元璋应该很清楚，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生存，一副奇貌是靠不住的。如果说他欲借一副由天命符号构成的写意面孔，来传达他才是真命天子的讯号，就更不可信了。因为朱元璋即便已为江南兵力最盛的诸侯，仍在名义上依附于韩林儿龙凤政权。这是他长期坚持的韬光养晦的策略，假造异像之说，有违于此。

以上三说皆认为异相出自朱元璋刻意的伪造。然而“异人”之像，“奇”固然重要，还须配一“伟”字，“奇伟”之像才是完美的。历代帝王画像，虽然都会在造型中融入一些符合相理的特征，如大耳、丰准、广额等，并且成为古代造像的基本手法；画师们在追求面容相似的前提下，都会表现渲染一下这些代表尊贵的符号。但前提是，必须符合大众基本的审美观，尤其是面容。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位“隆准而龙颜，美须髯”的美丈夫，他也有“七十二黑子”，但长在左股上，而不像朱元璋，满脸落花，实在破相得很。反观朱元璋的怪像，却是那样丑陋不堪，甚至十分猥琐，毫无贵气可言。朱元璋常常自拟汉高祖，甚至还觉其输于己，他会以那样的丑态来自贬吗？

2、朱元璋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是其迥然相异外貌的基础

朱元璋的本像绝不如此骇人，只是他的儿子朱棣在篡位后，对开国历史进行了重塑，一个重要表现是：洪武朝的异人与异迹骤然增多；永乐以后，与朱元璋有关的各种圣瑞与“神迹”的传说更如井喷，一个神化、传奇的朱元璋逐渐从其平常人的面貌中脱脱而出。

通过前文对文献及图像的追踪，不难发现，这两种历史材料的演变大致是相对应的。从朱元璋的相貌被泛泛地形容为“姿貌雄杰”“异常人”，到符合相术上“辅骨插鬓”的特征，再升格为极贵的“奇骨贯顶”，体现出一个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整个的明朝中前期。其表现便是朱元璋的容貌越来越奇，也越来越“丑”。换言之，朱元璋的容貌在传世的过程中，经历了改造、加工，不断被添进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信息符号，如奇怪的脸型，突出的五官特征，以及12、24、36、72不等或“盈面”的黑痣等，最后变成一副“猪龙”之形。异相中朱元璋相貌并不完全相同（如有的就没有黑子），正是加工者手法、观念及心态不同的表现。它是民间的集体创作，远比宫廷画家的“稍加穆穆之容”要大胆和没有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