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君：本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10月27日2016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上的演讲。他认为，当前的形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话是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确实在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句话是经济企稳的基础不稳固，下行压力仍然不小。他同时直言，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决心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取得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下一步的改革，可能在破旧的同时要立新，在加强约束的同时要加强激励，把改革推向深入。![]()
本文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在10月27日2016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上的演讲
“中国经济积极因素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期稳的基础仍然不牢靠，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进展还相对缓慢。”10月27日，在在北京展览馆报告厅举办的2016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对于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并不回避，恳切道出原因，提出解决建议。他直言，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决心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取得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
张军扩强调，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不是会自动实现的，不是高速增长之后自动地就会进入中高速的状态，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通过体制的调整去争取。如果改革跟不上，中高速增长潜力就不可能会实现。如果那种情况出现，也不能排除我们可能会陷入长期徘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状况。
张军扩特别提到，必须处理好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关系，真正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其看来，不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但当下，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各级干部都出现了“不敢干、不愿干、不会干”的现象。其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包括反腐倡廉在内，约束方面的制度比较有力量，做得比较多，而激励方面相对不足。通俗地讲，后门关得比较紧，前门没有充分地打开，从而使得一些出现了不敢为、不作为的问题。”
以下是演讲全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再次参加中国金融年度论坛，这次论坛的主题刚才宋敏讲了全球金融发展新格局，我想从当前发展和改革的形势方面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为大家研究分析金融体系提供一些宏观的背景。
我发言的题目是“引领新常态，从根本上要靠改革”。大家知道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当前的形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句话是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确实在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句话是经济企稳的基础不稳固，下行压力仍然不小。下一步的关键是要保证经济前提下，下大力气推进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体制和机制的基础。
首先，为什么说积极因素在增多，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呢？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方面，增速，增长的速度、回落的幅度在狭窄，呈现企稳的态势，比如说近年来GDP的增速一直处于回落状态，去年四个季度的增速分别在7.0%、6.8%，今年前三季度都是6.7%，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速也趋于稳定，一季度是5.8%，二三季度都是6.1%。
第二个方面，需求也在改善，8月份和9月份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了8.2%和9.0%，增速连续两个月都有所加快。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速也有企稳的态势，前三季度平均增长6.5%，增速前三季度出口是下降1.6%，进口下降2.3%，降幅比上半年收窄了2.4个百分点。
第三个方面，企业的效益在改善。1—8月份规模以上的利润同比增加6.4%，比上半年加快了2.2个百分点。
第四个方面，预期也在改善，9月份制造业的PMI是50.4，与上月基本持平，从分项指标来看，生产指数、原料购进指数、新订单指数，这些都处于扩张期。
我个人认为这四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判断经济形势增速需求状况、效益状况，以及预期的情况，说明情况确实在好的方面在增多，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另外为什么说趋稳的基础仍然不牢靠呢？也要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还没有真正形成，还没有发挥好的作用，经济进入新常态，最大的特点就是传统的动能失去优势，需要通过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可以说增长新动能是否基本形成，是否具有比较牢靠的基础，这是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最重要的因素。当前增长积极因素增多，无疑是由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取得成效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的反映。包括我们新产业、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包括我们去产能、去库存取得的一些成效，对市场供求状况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但整体来看新动能还不强，还没有能够在增长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经济企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求刺激的结果，包括比较大力度的政府基础设施的投资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支持，以及被房地产这方面所带来的拉动的作用。
第二，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进程也不太尽如人意。进入新常态除了要培育新动能，我们非常关键的还是要解决过去基本的矛盾，我们经常说的市场要出清，才能够轻装上阵。为此，去年政府确定“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发布了一系列的实施细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在看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仍然不能突出，任务也比较大。由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是一个瘦身和强身并重的过程，当新的增长动能不足以发挥主体作用的时候，老产能也不可能顺利地淘汰。另外，去产能也需要把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比较好地结合，可能才能取得比较切实可持续性的效果。
第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条，我认为是改革的进展也不太尽如人意。现阶段观察经济增长是否获得可持续和比较稳步的基础，最重要的一点要看我们的改革是否取得突破，是否基本建立起能够引领新常态、支持新动能的体制和机制。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现阶段我国经济仍然具有中高速增长的动力，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界都非常赞成这个观点，我认为也是毫无疑问的，确实具有中高速的增长潜力。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不是会自动实现的，不是高速增长之后自动地就会进入中高速的状态，而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通过体制的调整去争取。如果改革跟不上，中高速增长潜力就不可能会实现。如果那种情况出现，也不能排除我们可能会陷入长期徘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状况。
我想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投资需求方面，现阶段我国城乡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依然是非常大的，这也是说我们现在具有中高速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说农村道路的硬化、垃圾污水处理，农村危房改造，农村水利设施等等。如果能够在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方面取得进展，不仅有可能获得比较丰富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就有可能充分释放这方面的投资需求潜力，否则这方面的目标很难实现。
再比如消费需求方面，我国居民每年要花一万多亿人民币在国外消费，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问题主要在于我们的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跟不上消费的需求。如果我们能够在见谅安全标准、在监管的有效性方面能够在改革方面取得进展，产品安全质量标准能够有所提升，我想这方面的消费需求的潜力也会大大地发挥，至少把这部分需求能够拉回到国内。
再比如供给方面，有企业家说在一些制造业领域，我国产品综合成本比美国还高，最近我到东莞调研，在东莞、深圳都在说这个事情，有个企业到美国去投资了，特别是佛山那边，包括陶瓷的做瓷片的企业，说明这个产业在美国的投资成本就是要比中国低，我们高在什么地方呢？不是高在劳动力成本上，我们劳动力成本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关键是资金物流等等方面，特别是每一笔都算上，天然气这种情况、电的情况、资金成本的情况，而我们的成本确实比美国高。而要降低这些成本，关键是要靠改革、靠市场市场竞争，这些方面不用具体讲。
还比如现在鼓励创新发展，但是创新发展很多方面也需要通过改革来提供市场需求的支持，创造市场需求的环境。比如说通用航空，比如说一些新型的治疗，比如说干细胞治疗这样一些调研当中也有这样的反映，如果没有改革的支持，这个需求环境、需求潜力有很难释放，创新发展也很难有比较好的制度环境。
因此，下一步的关键还是要在保持经济基本稳定、民生继续改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之下，着力推进改革。应当说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改革决心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部署。应该说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改革也在全面推进，在不少领域也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在简政放权、改进服务等等这些方面。但现在其实也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改革部署比较多、举措比较多、文件发得比较多，而取得的成效却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在一些我们觉得比较重大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这些方面进展还不尽如人意。这里面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难度在加大的问题，也有在改革的具体途径、方法、方式方面存在问题，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深化改革可能着力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才能够真正使得改革取得实际的进展。
第一个关系，在改革的内容上既要推进供给侧的改革，也要推进需求侧的改革。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是非常需要的，需求前的释放也是需要改革推进的，像刚才说的投资需求潜力，很多方面也是需要宅基地改革、制度改革、监管制度改革释放这方面的潜力。
第二个关系，在供给侧结构改革当中，重点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结构调整优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什么产能是过剩产能？什么企业是僵尸企业？都不是靠政府官员来定的，而是一个市场选择的过程，我们政府要正确地发挥作用，就是要严格执行环保质量安全标准，管好就业、管好系统性风险，其他的事情由市场来解决。
第三个关系，在改革推进的方式上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现在有很多重大的改革，当然顶层设计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很多方面它需要实践的探索，否则一些重大的改革就可能会陷入争论，很难突破。如果通过时间探索出来的改革，也许就能探索出一条能够突破的路子来，比如说像宅基地改革这样一些重要的改革。
最后一个关系，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其实也不光是干部人事，在很多方面处理好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关系，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的关系，不论是稳增长还是调结构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现在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政府各级干部不敢干、不愿干、不会干的问题比较突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些改革，包括我们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方面，约束方面的制度比较有力量，做得比较多，而激励方面相对不足。通俗地讲，后门关得比较紧，前门没有充分地打开，从而使得一些出现了不敢为、不作为的问题。这个包括比如说在一些公务员改革制度方面，国企干部的薪酬改革方面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提出三个区分开来的手的要求，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为的干部，所以我们觉得下一步的改革可能在破旧的同时要立新，在加强约束的同时要加强激励。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家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把改革真正推向深入。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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