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光辉（微信号：jobofsong），著有《资产证券化与结构化金融》、《财富第三波》
注：本文引自宋光辉所著之《财富第三波》。作者在写作《资产证券化》与《财富第三波》之前，已有《制度套利》的框架与写作计划，写作近8万字，最终因题材较为敏感出版社不敢出版而作罢。制度套利不同于监管套利，监管套利只是其中方式之一。《制度套利》以制度经济学为经，以中国历史与文化为纬，某种程度是一种《暗黑成功学》，隐示了成功人士光鲜背后的暗能量与暗物质，以及历史运行的底层规律。自2013年首次在《资产证券化》一书提及制度套利一词以来，目前制度套利似已渐成流行词语，可见其契合国人意识之深。本文只是提到制度变迁中的二元化套利。
80年代的一个重要的财富积累方式，就是做倒爷，倒腾物资。倒爷利用生产资料在两个不同体系下的价格之差，上下倒腾，赚取回报。这种财富的实现方，也是贯穿本书的财富方式。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具体机会和手段。在80年代体现为倒爷。在90年代体现为法人股收购与出售或是国企私有化过程中的内部人定价与收购。在21世纪体现为土地一级开发与房地产开发及企业IPO前的突击入股等等。
倒腾有两种方式.
一是市场化的倒腾，如杨百万、申银万国证券倒卖国库券，从温州卖皮鞋到上海。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套利机制的欠缺（缺乏资本、缺乏意识、受到法律的限制，投机倒把的观念约束），使得80年代，市场化倒腾的机会遍布，很多普通民众敏锐的察觉并把握住了机会，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随着信息传递的快捷与便利，市场效率的提高，市场化的套利机会将会越来越少，而且市场化的套利本身会使得套利机会的减少。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出现的套利机会稍纵一逝，昙花一现。这种现象意味着，在当前，在普通商品货币化已经完成的形式下，想要依靠在普通商品的市场化套利发财致富或是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失去基础。如今在普通商品进行市场化套利，必须依靠产品的创新为市场提供差异化或是改进生产流程降低成本，依靠简单倒腾或是仿制手段，根本没有机会。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是制度套利式的二元化价格倒腾，如外汇指标、钢铁等重要物资指标的倒腾。下面内容摘自吴晓波《激荡三十年》，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套利。
“王石日后举例说明公司是怎么赚钱的：这年秋天，一个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来深圳，宣称手头有3000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换汇比率为1美元兑换人民币3.7元。所谓的“外汇留成“并非现金，而是一种‘配额指标’，它应该属于某个大型国营外留公司，最终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转移到了有官家后台的“倒爷”手上。当时的市场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王石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然后他从中国银行顺利贷到2000万元人民币，湊足3700万元汇给王春堂。一倒手，展销中心赚到兑换差价500万元。”
制度套利与市场化套利，两者一奇一正、一虚一实、一阴一阳。奇正相生、虚实结合、阴阳转换，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财富积累形式。如果没有掌握制度套利的分析工具，人们很容易被事物的表象迷惑，将财富机遇想得过于简单！
资源在从旧有体系下向新兴体系过渡的过程，既带来了资源效率提升的财富增值，更产生了中国最大的制度性套利机会，即二元化价格套利。运用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二元化价格套利及相关的现象，需要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不在本书讨论范围。
简单而言，假设某单位的特定资源，在非市场化的体系中，价值发挥最多值1元。在市场化的体系中，价值发挥最多值3元。那么在不出现制度变迁导致的体系转移的情况下，如果该资源处在非市场化体系中，价值发挥只有0.9元，那么经济主体便能够在该体系中，通过合理运用资源，提升资源的效率（无论是通过勤奋、创新还是别的什么方式），使之价值发挥达到1元，那么该经济主体便能够获得最多不超过0.1元的财富。如果该资源处在市场化的体系中，但是价值发挥只有2.8元，那么经济主体便能够在该体系中创造并获取最多不超过0.2元的财富。
但是在体系变迁的过程中，还存在1元向3元的二元化价格套利机会。这种套利机会，由于需要对于体系运转的理解，需要对于体系变迁的趋势的把握，需要对于具体套利操作的熟捻，需要非市场化体系中的资源配合，相比在旧有体系内的效率改进型套利而言，限制了众多其他参与者的竞争，因此，套利空间更加巨大。财富积累的速度更加快捷。或者不恰当的说，在旧有体系的改进型套利，更多属于做大蛋糕，在新旧体系中的二元化价格套利，更多属于切分蛋糕。做蛋糕的不如分蛋糕来得快捷。
这种二元化价格套利的理解范式能够解释80年代官倒的存在，也能够解释土地开发的暴利和房地产上涨的原因，还能够解释国企私有化中的野蛮人行径，同样也能够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资本市场的巨幅上涨的制度套利机会。
中国的财富机会，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两种成份。一种成份是市场化的成份，即利用市场的机会，进行资源运用，获得利益。一种成份是获取资源从非市场化配置体系向市场化配置体系中的制度性增殖的财富中更大部分，无论巧取还是豪夺，无论是无心插柳还是处心积虑。
制度性套利既有游走在制度空档的合法合规的形式（制度变迁中，新的制度没有确立，很多时候法规都尚且没有，也就谈不上违法违规了），也有依托权力进行设租寻租的方式，这终于导致了腐败。
腐败带来了民怨，也带来的政府的强力反腐手段，很多官员锒铛入狱。然而，扬汤止沸式的反腐手段，单就从执行层面的成本角度就可推定，无法从根本上抑制这种全民性的制度套利。制度性套利以及伴随其中的腐败，只有依靠市场化改革，消除二元化价格的制度根源，釜底抽薪，才能彻底消灭。
二元化价格的存在，不仅仅是带来腐败以及社会不公平的加剧，还会严重扭曲资源的配置与对国民的激励。于是，物价闯关便提上日程。价格闯关意在改变物资存在由两个不同体系（即计划经济体系与市场经济体系）定价从而导致两个价格（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现象，使得普通商品统一由市场竞争定价，价高者得（这正是普通商品货币化的含义）。
物价闯关造成了物价的高速上涨，这种高速上涨，既有原先价格管制之下隐性通货膨胀显性化的因素，也有民众信心或者心理预期自我实现的因素。
通货膨胀最终并没有失控，整体经济没有崩盘，反而以短痛取代长痛，为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终于在1992年，中国全面取消票证，普通商品的货币化完全实现。
相对比而言，我国在进行房地产的货币化的时候，一方面有了普通商品货币化所打下的基础，一方面也有了更丰富的操作经验，房地产的货币化波澜不惊，影响深远却几乎不被普通民众所察觉。
我国的资本的货币化，则受制于战术操作层面的不足，导致事与愿违。战术层面的不足使得战略被迫调整。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却将机会留给了当下，构成了中国的财富第三波。祸兮，福之所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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