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时代方向·关注史学热点·拓展学术视野
——2023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胥晨曦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1期】
2023年12月15—17日，“2023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主办。因天气和交通原因，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自世界各地5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杂志的110余位学者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90余篇，以下分三个主题对会议内容进行概述。
与会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河南师范大学王记录教授指出，传统史学以史戒君的优良传统促使君德教育成为重要的政治与文化现象，不过，尽管君德修养的内容非常丰富，君德教育的效果极为有限。华中师范大学尤学工教授认为，我们需要立足现实，反诸史学，使史学史研究获得持续不断的驱动力。中国海洋大学刘永祥副教授指明，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和格局不能忽视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密互动。北方民族大学胡祥琴教授认为，汉晋“五行志”服妖叙事的本质目的是批判社会上的异质服饰，这一叙事也在客观上反映了社会风俗的变迁。扬州大学周倩讲师阐发了清代《御批通鉴辑览》从政治功能向教育功能的转变历程。四川师范大学贾红霞讲师发现，抗战时期学人寓义理于考据之上，实现了考据学的价值突破。
在经史关系方面，北京师范大学汪高鑫教授指出，相较于以易说史，以易解史更能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易学思维特征，彰显中国史学思想的特点，并从为政之道、天人关系、古今之变以及道德史观等方面做了阐发。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源源助理研究员则专门探讨了宋代《左传》学研究中出现的经学路径和史学路径，指出在疑经思潮背景下，宋代经学上对《左传》学旧说的怀疑与批评。与此同时，伴随着《左传》经学地位的“降格”，其史学价值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掘。
在方志学方面，兰州大学赵梅春教授分析了历代史书的地理志和地方志，进而探讨“不易其俗”与“移风易俗”两种治理思路。安庆师范大学周毅教授和金仁义教授认为，明清安庆方志的文教书写结合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来塑造具有浓厚理学色彩的地方文化传统。而淮北师范大学吴航副教授通过对清代方志的考察，探索地方志编纂与强化思想秩序的结合。
在修史活动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牛润珍教授逐一考察了唐代“监修国史”的宰相及其领带馆职的实际情况，厘清了有唐一代宰相监修国史制度的前后变化，指出这一制度较北齐的史馆修史制度更加完善。厦门大学吴海兰副教授认为，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初唐史学在修史时受到从道不从君的儒家精神的影响，因此并未完全丧失独立的学术品格。廊坊师范学院时培磊教授指出，元朝在官修史书编纂过程中征集地方史料的做法被明清两代所继承，成为中国古代修史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周文玖教授立足朱希祖两次审查《清史稿》的事迹，认为他不主张查禁而是修改《清史稿》，表现了其对《清史稿》公正、负责任的态度。
在史家的学术实践与史学思想方面，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详解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种理想，从中揭示出司马迁将天命看作人心所向、在变与常的统一中把握历史趋势等观念，以及其自律意识。天津师范大学石洪波讲师则认为《史记》对法家诸子的书写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史意义。北京师范大学马新月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朱露川副教授、云南大学毛春伟副教授、山东大学屈宁副教授分别就柳宗元《封建论》的价值、叶适的史书叙事观、杨慎历史人物评论的风格和意义、焦循的史学成就发表了观点。山东大学李长银研究员、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以及陕西师范大学庞慧副教授充分肯定了胡适、郑天挺、刘家和各自在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过渡与转型、明清档案整理、古代社会研究上的贡献。河南师范大学李峰教授以蔡亮的学术著作为例，指出数据分析法在数据统计的准确性和数据分析的合理性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在史家的学承、学脉与学术交往方面，西北大学张峰教授细致考察章学诚与其弟子史致光的交流互动，揭示了章学诚学术思想传播的暗流。上海师范大学陈勇教授通过分析钱穆与柳诒徵这两位文化民族主义史家的交往和治学旨趣，展现其“守先待后”的文化理想和为中国文化招魂的精神志业。聊城大学王红霞教授依据古史辨派成员的学术交往，指出，“古史辨派”概念的形成发展与话语演变在一定意义上是近代史学群体探索史学转型的缩影。延安大学贾鹏涛副教授对童书业助力古史辨、塑造古史辨的学术谱系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评介。华东师范大学王传副教授详述了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所引发的讨论，以及胡适与顾颉刚等人的学术交往。
围绕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外国史学以及中外史学比较等诸多论题，与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有学者重点探讨了史学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非常重视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教授结合马克思的世界观，指出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根本上是人类本性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可以借此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山东大学孙立新教授基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重点讨论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辩证统一关系，阐明了人民是历史中心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敏副研究员则认为，关于“人”的基本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富于人文精神的思想基础与独特魅力。还有学者对历史研究范式、方法进行了深入剖析。四川大学何平教授总结了文明范式的背景、进展及特征，指出，这一当代历史研究方法的长时段转型有助于理解现代文明的一般特征和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本土化，更加深刻地认识文明互动与共生的内在机制，促进文明互鉴。北京师范大学倪滕达副教授以奥古斯都人口普查数据为根据，评析了19世纪以来古罗马人口史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分歧。
对于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理论及当代价值，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乔治忠先生认为，世界全方位的史学比较能够使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上升到更加全面、精深、科学的层次。他总结了中日史学比较研究的进路，指出史学在日本引入、改造及发展的变轨。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院的范鑫副教授分析了“类比（Analogy）”的词源和应用，并介绍了刘家和的中西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金嵌雯讲师从总体上评析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一些学者还应用比较研究方法探析文明间的异同。复旦大学吴晓群教授考察了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在历史理性与书写方式上的区别，指出两者既有不同的问题意识与史学关怀，又分别是西方普遍史之前史与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开创性人物。云南民族大学颜克成教授厘清了民国时期日本和欧美学者在“中国民族史”编纂上的差异，并在比较中肯定了罗香林的《中国民族史》的学术价值。中央民族大学王遥副教授则在中外比较的视野下，从鲍尔索克笔下的“叛教者朱利安”形象中看到基督教取代罗马文明的必然性。此外，也有学者关注文明内的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邓锐副教授比较了儒家史学的纪传体体裁与佛教史著的纪传史体，指出宋代“佛教正史”兼具宗教性与史学性。淮北师范大学武晓兵讲师通过分析大陆与台湾地区的辛亥革命史，比对了两岸史学界的革命史学科范式。
与会学者细致探讨了西方重要史学流派的特点、重要学者的史学思想。西南大学陈安民副教授从撰述宗旨与编纂体裁入手，指出西方史家既看到了前者对后者的制约，也重视后者对前者的支撑。西南大学徐松岩教授依据历史事实厘清了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从而驳斥了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北京师范大学莫凡博士认为，辩证看待奥罗修斯的历史观有利于更好地揭示早期基督教史学的本质与特征。北京大学李隆国副教授着眼于对加洛林皇帝虔诚者路易的再评价，从侧面印证了“重估历史”这一史学革新大潮。华南师范大学夏玉丽特聘副研究员试图系统梳理约阿希姆的历史理论与西方现代普遍历史观念之间的关联。北京联合大学王利红教授阐释了歌德的历史思想及其对历史主义兴起的促进作用。东北师范大学李根副教授论述了微观史学“以小见大”的逻辑差异，为澄清多重理论误解提供了直观参照。四川大学吕和应副教授则通过探讨德罗伊森对历史表现问题的重新强调，呈现了德国史学中历史表现理论的现代转型。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也是外国史学会场的一个重点议题。中山大学顾晓伟副教授和清华大学李任之助理教授力图厘清思辨的历史哲学及其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以期探析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结构性张力和历时性互动。河南大学苏萌讲师则将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的《元史学》看作一本接续了其早期历史理论研究的19世纪欧洲历史理论史。
关于历史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文涛研究员指出，我们可以结合自然科学的新知识、历史哲学传统、历史学传统三方面的优长，在演化视野下探索人类史分期问题。东北师范大学张作成教授则认为，对人类世视域中的历史时间问题的研究关涉对历史中普遍性与特殊性、时间与空间、全球性与民族性关系的认识，其中也蕴含着对史学研究创新契机的思考。而剑桥大学教育学系、伊拉斯谟大学历史系的蒂娜·万·德尔·维兰斯（Tima vam der Vlies）副教授和莱顿大学历史系的凯南·万·德·米鲁普（KenanＫ van de Mieroop）讲师分别探析了历史叙事的时间结构和时间观念，揭示出其对人们有关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意识的影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中国的重大国是，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和新的统一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与时代使命。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先生梳理了中华民族从形成、发展到壮大、巩固和逐步深度统一的历史进程，指出，统一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思想传统，是中华民族坚定的政治诉求，是中华民族各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主流，而历史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各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推动力。天津师范大学李友东教授通过对比西方不同的民族认同理论，指出应该对解构中华民族认同的理论保持批判性反思和充分的警惕。中华各民族间史学的交流是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方面，内蒙古大学李德锋教授认为，《圣武亲征录》在继承古代蒙古族史学传统的同时，深受中原古代史学传统的影响。而苏州大学侯德仁副教授则阐明了《清史稿》中蒙古族撰述所蕴含的大一统国家观念，以及蒙古族所具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建设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是当前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与会学者关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建设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总结和现实剖析。首都师范大学邹兆辰教授将李大钊在百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视为中国学者探索建设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端，并总结了这一体系构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云南民族大学王嘉淳讲师认为，郑鹤声未刊讲义《史学通论》意在构建具有中国传统史学底色的史学方法话语体系。华东师范大学王应宪副教授则以胡绳在香港持恒函授学校的课程设计及《讲义》为例，解读他在建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吴英研究员指出，构建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是提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而这要从厘清唯物史观传统解释体系的缺陷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宋学勤教授在时间、空间和思想三个维度上，从大历史观视角梳理了中共党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历程，并设想了可能的前进方向。针对古文献学助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行性，北京师范大学毛瑞方教授则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读。
第二个主题即为对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家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吴泽的学术生涯和论著，并阐发了吴泽理论联系现实、经世致用的治史精神。天津师范大学张秋升教授述评了马克思主义史家荣孟源的“史料的阶级性”理论，认为他初步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理论体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庾向芳教授阐述了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定了中国近代分期问题。北京科技大学郭蔚然讲师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共党史学科之间存在联动互促。而江西师范大学徐良教授则关注于百年来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向理路，强调其发展突显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此外，学者们基于多元视野的探讨拓展了热点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探究了通谱的定义、体例、产生条件、编修意义等基本问题，认为修通谱是一项前仆后继的姓氏文化事业建设活动。曲阜师范大学赵满海副教授则关注文化人类学对古礼研究的影响，对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古礼研究进行了学术史的梳理和理论上的总结。南通大学唐明亮讲师从语言学角度考察了战国子书，揭示了当时主要学派思想的发源地和传播路径。四川大学卓立副研究员重新探讨了历史实事与历史事实的概念，认为真正的史学研究是在现象学的先验哲学基础上指向历史实事的。北京师范大学李渊副教授深入挖掘史料，关注到《长征记》蕴含着色诺芬对共同体管理模式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厚量副研究员则认为，阿尔特米多鲁斯的《释梦》中丰富的社会史细节构成了独特的历史记忆。上海师范大学李腾副研究员则从民族主义、浪漫主义与教派思想的纠葛入手，分析19世纪法、德、英三国的中世纪文献整理。复旦大学陆启宏教授指出，情感史路径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探求引发大规模社会现象的心理机制。哥廷根大学人文学院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教授着眼于欧洲的民族史和跨民族史，以此来检视学术辩论的公共语境。聊城大学赵少峰教授以斐济史学家布里吉·拉尔的史学观念与实践为抓手，试图把握“太平洋史学”的发展脉络。宁夏大学梁道远讲师则立足21世纪20年代初的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探寻中国中东史学史研究的觉醒。
整体来看，本次会议上学者们的发言呈现出以下四个趋向：首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学者们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关注社会现实的良好风范。其次，学者们将自身思考与前人经验相结合，延续并发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相关议题讨论，促进学术研究的不断进步。再次，学者们既关注史家思想与实践的张力，又探索中外文明的互动，并有意识地在两者的统一中展开比较研究。复次，学者们具有多元视野，在研究议题、路径和方法等层面加以创新，以丰富和扩展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总之，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于阶段性推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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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李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