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威胁导致政治极化？|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oIiticaI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5-04-07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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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威胁导致政治极化？

摘要:

学界通常将美国当代外交中与日俱增的极化现象归因于外部威胁的缺失。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两种通过威胁削弱政治极化的机制。第一，通过披露竞争对手的信息来激起两党政客的回应（信息机制）；第二，通过国家身份的显著性相对弱化党派身份间的分歧（身份机制）。本文设计了三个研究来验证机制的有效性。研究一对国会演讲的计算型文本分析，从而研究对安全威胁的探讨是否会减少两党在外来竞争对手态度问题上的分歧，以此检验信息机制。研究二则评估了认同机制，并使用民意调查来评估外部威胁是否会减少公众的情感极化。研究三测试设计了一项调查实验，探索两种机制下中国崛起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作者发现，外部威胁假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两极化或美国公众的情感两极化。相反，对外部威胁的反应实则展示了引入这些威胁的国内政治环境。本文的研究结果使人们开始质疑：外部威胁会在本质上真的促进党派团结吗？

作者简介:

Rachel Myrick, 杜克大学政治系

文章来源:

Myrick, Rachel. 2021. “Do External Threats Unite or Divide? Security Crises, Rivalries, 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 (4): 921–58.

本文作者： Rachel Myrick

一、引言

自1990年起，苏联解体促使学界对外部威胁对外交极化的影响产生了极大兴趣，并将关注重点从欧美转移到了中国。尽管在现有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外部威胁假说同样面临着一些重要问题。从实证层面分析，由于学者们几乎未能找到系统性的证据来说明外部威胁是否会促进党派在外交问题上的趋同，因此很难证伪该理论。安全研究文献主要通过追踪美国威胁环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来评估这一假说。然而，该方法并不能排除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对外交极化的影响。因此，要想更好分析这一现象，学者们需要从其他的要素与假说出发，跳出现有的基本框架，即如今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比冷战时期呈现出了更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本文从外部威胁的理论基础入手，在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新的证据来评估其严谨性。作者认为，当前的理论仅仅解释了两个变量其中之一：对外国对手的政治态度趋于一致，以及社会凝聚力增强。前者是偏好或基于问题的两极分化，指民众共和两党在某一问题领域或不同问题领域的偏好分歧。后者指基于社会或身份的极化，通常称为情感极化，倾向于对自己的党派有利，而对敌对党派不利。因此，本文使用这些因变量来研究外部威胁减少美国外交极化的影响机制。在信息机制下，政治决策者在国家安全信息不对称传递情况下暂且搁置了党派分歧，并将决策权交给行政组织，从而减少了政策的极化现象。身份机制则放大了国家身份在政党问题上的重要性，从而压制了情感极化的产生。为了测试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作者设计了三种研究，并在每种研究中设计了两种类型的安全威胁：由危机引发的迫在眉睫的威胁，以及来自敌对的外国势力的普遍威胁感。

研究一使用了计算型文本分析分析了国际危机表现项目(International Crisis Behavior project)中涉及到的国会文件两党领导人对每一个美国竞争国家的态度。尽管历史文件中展现了外部危机与极化现象的负相关性，但是该现象并不持续，并在当代危机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趋势。研究二使用总统支持率的平均党派差异作为研究情感极化的切入点，据盖洛普新闻网的总统支持率数据，考察了美国民众对安全危机的反应。虽然威胁加剧时期会减少总统支持率的党派差异，但这种影响很快就会消散。精英的两极化和与政治化事件（如选举）的接近程度可以解释更多的变化。研究三对2500名美国成年人的展开调查实验，受访者阅读了有关美国面临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的情报报告。作者随机改变了报告的特点，并评估其对中国态度和党派认同的影响，发现身份机制并没有发挥作用，而信息机制则显示出了混合的结果。

整体而言，尽管三个研究设计并不完美，它们却为国际关系学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分析国际体系如何影响国内的极化现象。现行的理论并不能为该现象提供合体的解释，反而展示了国内极化现象向国际层面蔓延的可能性。来自外国对手的威胁不可能自动形成党派团结，而美国政治官员试图扩大威胁的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

二、 外部威胁假说

通常学界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极化现象日渐严重。基于“政治止于水边”的原则，国际关系学者们面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党派性增强通常会感到困惑。一方面，他们认为，相较于国内政治，外交中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得该领域更加不容易受到政党之争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研究了政党在外交领域中保持中立性的趋势，认为政党们通常会放弃短期政治利益以换取长期投入，通过定期选举达到一种党派“休战”状态。为了解决这一困惑，学者们纷纷转向了外部威胁与内部团结这一领域，并产出了大量丰富的文献。一部分外部威胁假说文献聚焦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与冲突在聚合决策者和强化民众国家身份与认同感问题上扮演的重要角色。另一部分文献则关注了国家安全环境的长期影响，称外部相对平和的时期（如美墨战争、一战与冷战）对应了相对显著的国内极化问题。外部威胁的缺失成为了当前政治极化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则会有效缓解这一问题。这些观点在学界与政界都获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尽管如此，该假说却面临着难以证伪的问题。首先，自变量—美国的威胁环境—通常以历史时期为单位进行操作。当分析单位是历史时期或时代时，将两极分化的变化归因于外部威胁的变化并不完美，因为国内政治的其他特征在这些时期内和不同时期都有变化。其次，文献中对“威胁”和“两极分化”等概念的定义并不一致，容易出现概念混淆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重新定义了“威胁”并指出了美国政治中两种具体的情况。第一种方法将威胁定义为对国家安全环境的突然冲击，反映了聚旗效应文献中国内政治对国际威胁的迅速反应。第二种方法则研究了更广义程度上外部竞争者对国内群体带来的威胁感，而这种危机感则来自于长期的敌对国家或者是快速崛起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作者明确将政治极化现象分成了事件型与身份型两种，并将威胁与极化组合起来，形成了如下四种情况，并对应了本文中引出的两种威胁与极化联动的机制：信息机制与身份机制。

信息机制认为，在威胁加剧或长期存在的时期，政治官员向公众透露的信息可以抑制来自政治反对派的批评，使得人们对对手的态度趋于一致。虽然公民通常对外交政策持有一致的信念，但政治官员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精英们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大于其在国内事务中的影响。因此，这个机制假设，无论是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来自外国对手的长期威胁，都会导致党派对美国的态度趋同，并产生了两个假说：

H1A: 安全危机带来的高度威胁导致各党派对发起危机的国家的态度趋于一致。

H1B: 敌对的外国势力的威胁加剧会导致党派对敌对国家的态度趋于一致。

身份机制认为，外部威胁也可以通过增加社会凝聚力来减少基于身份的两极分化。个人有多种身份，且会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被激活。威胁通过改变两种身份（党派身份和国家身份）的相对突出性而诱发两党间的敌对极化关系。群体间偏见的理论认为，减少冲突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敌意的一个方法是激活一个主导的身份。美国威胁环境的加剧应该导致公民将自己定义为与外国对手的关系，而不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外方的敌意和情感上的两极分化应该减少。因此，身份机制的两个假说如下：

H2A: 来自安全危机的高度威胁会增加社会凝聚力，减少情感极化。

H2B:来自敌对外国势力的高度威胁会增加社会凝聚力，减少情感极化。

文章中的三项研究就四点假说展开分析，分别描述了作者的三项研究设计方法与研究结果。

三、 研究一：安全威胁与信息机制

研究一检验了信息机制假设(H1A)。本研究没有依赖唱名表决，而是使用演讲的党派性—具体而言，对第43届至第114届国会的国会记录进行计算性文本分析, 来估计基于问题的两极分化，以及对对手的态度。作者从ICB项目所定义的曾经引发美国安全危机的30个国家开始，手动将ICB的数据向后延伸到1873年，即国会记录的开始，以了解涉及美国的危机。作者提取ICB所说的 "触发实体"，即触发美国政府国际危机的行为者。这个过程确定了从1873年到2015年由30个国家引发的71次危机。本文从数字化的国会记录（包括会场辩论、会议委员会报告和立法者提交的声明）中提取所有关于每个危机国家的演讲，为了衡量关于每个国家的演讲的相对党派性，使用了Peterson and Spirling的监督机器学习方法，该方法使用英国议会辩论的文本估计了极化。分类标注的预测准确度，理论上在0.5到1之间，是一个代表极化的指标。在0.5的情况下，分类标准在50%的时间内会根据说话人的讲话正确预测其所属政党。根据他们的演讲，有50%的时间是随机猜测的。这是一个低极化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言论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在1的情况下，分类标准在百分之百的情况下正确预测了说话人的政党背景，表示一个最大极化的环境。（原文设计较为复杂，建议读者精读原文931-949页）

为了检验信息假设（H1A），作者评估了安全危机与有关对手的言论的党派性之间的关系。表2中的模型将分类标准的预测准确性回归到该次国会会议期间是否与该国发生危机的指标上。这些模型包括国家固定效应、会议固定效应，以及两者同时存在。信息模型预计危机事件与言论的极化之间存在负相关。表2中的一些系数是负的，但结果是不一致的。效果大小不大，从因变量的0.04到0.2个标准差不等。

作者针对这个结果进行了几种不同的批判：1.无效结果可能是受到了一个噪声的因变量的影响。2. ICB项目所编码的危机不足以展示减少两极分化的结果。3. 数据集中的国家会议不是随机缺失的。危机的出现可能与事先的两极分化水平有关。4. 危机与言论极化之间的关系随时间变化而变化。基于此，作者进行了额外的验证，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四、 研究二：安全威胁与身份机制

评估身份机制假说（H2A）需要一个一致的、精细的情感极化的标准。情感极化通常由"感觉温度计"来测量，如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用来捕捉对个人的党内和党外的态度。然而，美国全国选举研究的运行频率不够高，研究人员无法分离出危机事件的影响。作为一种替代方法，作者跟随其他学者使用总统支持率数据来构建情感极化的衡量标准。本文使用的数据集包含盖洛普新闻公司进行的超过1450次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民意调查中的180万个观测值，以 "总统支持率的党派差异 "代表情感极化。这一数据集的优势在于，盖洛普公司每两周或每月抽取一次全国性的样本，可以直接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提供一致的观察结果。

这种方法反映了 “聚旗效应”的文献中描述了参与冲突如何提高总统的受欢迎程度。但本文没有用总统支持率作为因变量，而是计算了总统支持率的党派差异（图3）。作者首先在每次调查中对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支持率进行平均计算，其中赞同、中立和不赞同分别被编码为1、0和-1（n=1,457）。总统支持率的党派差异 "是指与总统同属一个党派的受访者（"党内"）的平均支持率减去另一个党派的受访者（"党外"）的平均支持率。本研究中的因变量与ANES情感极化测量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r=0.87），增加了对该测量的可信程度。

在表4中，分析的单位是盖洛普调查（n=1,457）。作者将每次调查的总统支持率的平均党派差异与调查是在危机事件之前、期间还是之后直接进行的指标进行回归，并将这些模型的解释能力与包含经济变量（前一季度的可支配收入变化和前一个月的失业率变化）和政治变量（政府分裂、选举年和国会两极化）进行比较。所有模型都包括具有稳健标准误差的总统固定效应，但对其他建模选择是稳健的。身份假设（H2A）预计危机事件和情感极化之间存在负向关系，这里用总统支持率的党派差异来代表。DURING CRISIS的系数为负：危机期间的调查与各党派对总统的态度差距较小有关。在固定的总统任期内，在国际危机期间，总统支持率的党派差距缩小了大约0.15到0.25个标准差的因变量。然而，这种关系是短暂的。到下一次调查时--通常只在一两个星期后--这种影响减少了50%，而且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

总的来说，研究二为 "身份假设"（H2A）提供了较弱的证据，表明在安全危机威胁加剧的时期，党派对总统的态度差异较小。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影响是小而短暂的。虽然有观点认为，国际威胁环境是推动两极分化的主要因素，但这些分析往往没有直接比较安全威胁与其他国内变量的解释能力。研究二发现，当应用于美国公众的情感极化时，这些主张的解释力可能是有限的。精英极化和选举等政治化事件对总统支持率的党派差距的解释远远超过对危机事件的反应。

五、 研究三：在竞争背景下验证两种机制

研究三选择从更普遍的安全威胁感入手，并开展了一项针对2500名美国成年人的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调查实验。在问卷调查中，作者提高了来自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威胁，并评估了其对两极分化的影响。结果显示，该研究为信息机制的证据不统一，而身份机制则没有找到可用证据。首先，正如信息假说（H1B）所预期的那样，外部威胁确实导致了党派对中国态度的趋同，但只有当这些威胁是由无党派人士报告时才会如此。当同样的威胁伴随着党派精英的线索时，人们的态度就会出现分歧。这一模式说明，当有关威胁的信息在党派背景下被引入时，它可能产生分化而非统一的效果。第二，本文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威胁会改善人们对外部群体的态度或减少对外部群体的情感，或者像身份假说（H2B）所预期的那样减少情感上的两极分化。

六、讨论与结论

本文的三项研究表明，外部威胁假说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外国威胁可以解释国内两极分化的许多变化。虽然每项研究都有重要的局限性，但它们共同将关于外部威胁和国内极化的研究从历史时期推向了不同的分析层面。对这项研究的批评者可能会说，没有任何对美国的威胁已经或将要与苏联的威胁相提并论。如果国际威胁环境不是美国外交政策两极分化的主要驱动因素，那么该要素应该是什么呢？虽然本文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证据更符合这样的观点：国内政策的两极分化已经蔓延到外交事务中。

关于威胁和国内两极分化的研究有许多可能的延伸。其中之一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威胁，如经济冲击、人道主义灾难或公共卫生危机。另一个方向是探索不同背景下的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是针对美国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地理位置、规模和经济实力都很独特。外部威胁假说在小国或与敌对大国接壤的国家可能更有可能成立。本文的主要启示是，目前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外国威胁会系统地减少美国国内的两极分化。这并不是说安全威胁永远不会产生党派团结，而是说学者们应该意识到，对两极分化产生实质性的长期影响的外部威胁是非常罕见的。学界与政界均应该对危机事件或来自敌对大国的突发威胁这一说法保持健康的怀疑态度。

编译｜ZY

审核｜林陌声

终审｜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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