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34 亓同惠 | 政治领袖：软预算与硬需求

政治领袖：软预算与硬需求

感谢组委会给我们一个聚首并可以讨论的机会。这篇小文出于两个考虑，第一是主题为了来北京，第二是鉴于目前的环境。比方说 “四个意识”当中的核心意识，是非常重要的口号，它在掀起一场运动式的新的意识形态的投资。领袖和所谓的核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联？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使用了政治德性这样一个词，如果真的变成领袖成为了一个核心，应该具备哪些东西。

领袖这个词含义丰富，有很多的考证，但当它溢出它本身具像所指的时候，尤其是指到最高领导者的时候，性质就变了。他不同于英雄、君主、僭主、独裁者这些概念，具备了公共性、创新性、合法性和民主性这样的特征。看陈诚在抗战时期写的《领袖言行体系讲授大纲》的初稿，对蒋介石的这种领袖推崇，当时是“四个代表”，原因非常重要，最后是无领袖抗战必不成。场景化在那样一个竞争的、动乱的、民族危亡的年代，领袖一直从毛、蒋到邓，延续了这样一个情景化的政治需求。这篇小论文主要是试图说明领袖应该是什么，和领袖应该干什么。[单纯讲应然，可能过于宽泛。我这里讲的这些应然是有所限定的。它们同后面的那些“风险”有个呼应关系。我之所以抓取了这些“德性”，是因为它们既可能属于领袖的一般概念，也有对历史现实的关照。所以后面那些风险，严格地说，是对我们的历史和境遇的诊断。]我大概总结了三个方面，也就是从第二部分开始，这一部分的主题是领袖应该获得承认，进而维护道德自主，一个领袖是不能靠吹捧，不能靠小弟摇旗呐喊完成的，它必须有相应的一些硬指标，一个最主要的起点就是你必须得获得承认或者是认同，至于什么叫承认，也有一点介绍，各位看一下。

蒋介石（左一）与陈诚（左二）

但这个认同，我感觉它并不是为了仅仅对领袖本身的一种认同，不是单向的，认同，从一开始就意味着是一种互动、双向的认同。当我们认同领袖的时候，那么领袖对人民，对民众也是一个认同。这还不是最终的目的，认同是为了启动我们道德感，一种道德上的动机，我们为什么会认同它。这个动机是为了一种拒绝它的可能性而准备的，我们认同一个领袖，是为了等到我们不认同他，我们觉得不开心，或者说难以为继的时候，我们保有拒绝、退出乃至反抗的选择的可能。这和康德以来人动用自己的理性，可以和其他人和谐相处、不合作、不在场的启蒙以来的哲学传统并没有太大的矛盾。第二部分要讲的是获得承认的问题。

第三，我想是一个领袖必须要掌控权力，进而要维持一种政治理性。权力这个东西，一开始在希腊城邦年代跟今天的意义可能不一样，既是游戏规则也是关于游戏最后落实的强制力，它不可能属于谁。也就是说权力本身是非常物化的东西，说权力本身腐败，这个好象不全面，应该说权力的握有者往往易于腐败。小文中我用了几个小类比，说明这样一个看法，权力一定要被区分出来，权力一定要找到它的代表者，如果不能完成权力的区分和权力的代表，那么很可能会导致在政治领域中的权力真空的出现，进而权力虚化，人人要杀入这样的一个真空地带，趁机中饱私囊，谋取私利。像法国大革命期间那样的一些做法，把人民提高到一个绝对高度，凡是反对人民的自由都被视为阴谋论的情况下，产生了像罗伯斯比尔这样的一个“票友”。他的杀伐决断也使自己身首异处，并没有解决权力掌控的问题，一个没有良知的刽子手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他最后的身败名裂，我想和法国大革命期间营造的一种霍布斯式的场景有关。都在那个场景下，人人自危，变成所谓高贵之野人，妇女们打着毛衣看砍头还讥笑别人，殊不知这样的事情明天回落在自家头上，这样的场景使人从一己之私利去思考代表权力，使权力无从区分和代表，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违反政治理性的一个现象。因此，领袖掌控权力是为了要维持一种政治理性。

罗伯斯庇尔在国民会议，1972

第四部分，谈的是一个权威问题，要树立权威，进而要维治自由的边际。权威这个有大段的内容引自阿伦特的《论权威》，译文很长，当年也发在《历史法学》上。如果领袖获得了某种承认并掌控了权力之后，他应该拿到权威的地位，这很接近于权威的本意，他绝不能通过劝服和暴力的征服，既不能谈也不能打，他的出现完全是维持政治自由的政治性、公开性和反生理性。我们关于自由的理解，尤其是柏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分之后，基本上成为一种通识，但泰勒的批评我引用了一下，很多自由并不是你是自己的裁断者，需要一个意义非凡的他者在场，当我们通过此前的一个维系道德自主的领袖，一个维持政治理性的领袖，经过这两个检测之后，树立权威之后，他来确定你自由的边际在那里，进而避免我要和我能的混淆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可能比较武断，判断说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我要”的展示，而美国的建国是“我能”的一种表现。

独立战争期间，美法联军在约克镇战役获胜

第四部分讲的，就是树立权威进而维治自由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