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IPO做到誉满全球，这家律所的秘诀是？

行情不佳的时候，大额项目总是分外受关注——谁都想看看哪些同行在偏安一隅，哪些又在逆风奔跑。如能学到一点两点，那就更好不过。

2024年2月，始祖鸟母公司亚玛芬体育 (Amer Sports) 正式登陆纽交所。根据首次公开募股数据，亚玛芬体育成功融资13亿美元，使其成为北美资本市场自2023年9月以来规模最大的IPO。

此前，安踏已经在2019年联合多家机构完成了对亚玛芬的收购，可以说，此次上市对安踏的全球化亦称得上里程碑式的一步。

“红圈所”金杜担任了发行人的中方律师，境外律师则是美国老牌“白鞋所”达维 (Davis Polk & Wardwell）。

无独有偶，5月完成新能源市场“史上最快IPO”的车企极氪，其背后的境外律师同样是达维。

在美国律所纷纷撤离中国区的当下，达维是仍在华设有多处办公室且业绩表现优秀的少数美国律所之一。

这家成立时间比加州还早的老牌律所，缘何在市场逆势中表现出众？

达维的起源可以追溯至约175年前，一名21岁的年轻人来到曼哈顿，在车水马龙的百老汇开设了一家个人所。

今天，如果你有兴趣抽点时间漫步绿林公墓，可能还碰巧会看到这个名字—— 弗朗西斯·尼希米·邦斯 (Francis Nehemiah Bangs, February 23, 1828 – November 30, 1885)。57岁英年早殁的他，在有限生命里除拉扯出一家成功的商业律师事务所外，也作为创始人之一发起成立了纽约市律师协会。

此后百余年，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一直是达维的主要客户。

接下来数十年里，达维的合伙人逐步增多，其中包括了两度担任美国总统的斯蒂芬·格罗弗·克利夫兰 (Stephen Grover Cleveland)。律所也随着合伙人们的来来去去数易其名，直至1967年定下了那个沿用至今的英文名——Davis Polk & Wardwell。

组成这一名称的是20世纪初至中期律所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合伙人约翰·威廉姆·戴维斯 (John William Davis)、弗兰克·里昂·波尔克 (Frank Lyon Polk) 和艾伦·沃德韦尔 (Allen Wardwell)，他们三人都对达维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过， 虽然所名因为国外传统而一变再变， 达维商事见长的底色倒是自创所起便从未变过，侧证了一家律所创所时的基因能有多重要。

如今，达维在全球范围拥有10处办公室，包括美国的纽约、硅谷、华盛顿，以及巴西圣保罗，英国伦敦，比利时布鲁塞尔，西班牙马德里，中国香港、北京和日本东京，律师人数超千名。

2023年达维创收约20.3亿美元，增幅9.79%，全美排行约在20位。权益合伙人人均利润 (PPEP) 620万美元，排名全美第8。

值得一提的是，在Vault发布的2024美国百强律所排名 (Vault Law 100) 中，达维排在第6位，略领先于凯易、盛信和宝维斯。而在Vault发布的纽约最佳律师事务所中，达维位列前三甲，仅次于Wachtell和Cravath。

达维有两大绝对优势业务， 一是涉及反垄断、知识产权和白领犯罪辩护的重大商事诉讼，二是自创立起便延续至今的资本市场、并购、融资等公司商事事务。

考虑到最近行情，达维在非诉事务上的成功显然更令人瞩目。如业内所周知，近两年受内外部种种因素影响，资本市场IPO领域堪称表现惨淡，少量的业务也越发向头部精英律所聚集。即便如此，达维仍是少数大额IPO项目中的常客之一，无论是在北美、欧洲还是中国区市场。

2023年9月，芯片设计公司ARM登陆纳斯达克，募资48.7亿美元，估值达545亿美元，成为2023年全球最大IPO；越南车企VinFast以230亿美元估值成为当年度全球最大de-SPAC项目……这些大额项目背后都有着达维律师的参与。

并购领域亦是如此。2023年10月，埃克森美孚宣布与能源企业先锋自然资源 (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 达成协议，将以近600亿美元的数额收购后者——与埃克森美孚长期合作的达维不出意外地参与了这一项目。

时间再往前推，达维也曾代表中国海洋石油以179亿美元收购Nexen石油，这是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项目之一；还曾代表大连万达集团以约26亿美元收购美国院线AMC，这是中国企业最大规模美国并购项目之一。

在中概股IPO上市高峰期的2019年，当年度数额最大的两个纳斯达克IPO项目——斗鱼和瑞幸咖啡，都由达维主导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在瑞幸咖啡爆出了财务丑闻之后，达维也主导了瑞幸的重组，代表公司应对复杂的监管调查和集团诉讼，帮助董事会重归正轨，公司凤凰涅槃。

你可以说达维在资本市场、融资并购领域的优势一定程度上源自其长期的历史积累，但也绝对无法否认其内部的机制设计亦更适应承揽大额复杂商事项目的需要： 目前达维采取“律师池”制度而非国内常见的“律师团队”形式，各项工作由专门的PD经理分配，确保不同成员的工作大体均匀。

同时， 达维要求每位顾问、律师都形成自己的主要业务领域，且一般情况下只从事该领域法律事务 ——既保障成员在对应领域的专业深度，也尽可能减少利冲情形，提升工作分配和执行效率。

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刚进入达维的初级律师往往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例如资本市场部门的律师可能会参与到IPO、私募、认股权证交换等种种事务。

“ 初级员工也欣赏团队内快速的工作节奏，这意味着他们接触到很多东西，在工作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不是一次花好几个月处理一项交易。 ”钱伯斯的一项调研显示了达维年轻律师对此的认同——他们最喜欢处理的事务是IPO，因为这涉及“更多需要更多创造性思维的新颖问题”。

除了工作时间略显繁重外，达维是一家有着良好文化的律所——甚至可以说文化是达维最重要的核心特色之一。用内部成员的话说：“这不是一家人们通常会在工作之外进行社交的公司，但每个人都彼此尊重、保持礼貌。”有初级律师在调研中提到：“ 我会向走廊上碰见的每个人打招呼。 ”

专业精神、尊重多元 是达维律所文化里最核心的两项特质。

专业精神方面，除了在业务协作上形成自己的一套运作模式外，达维内部还设有专门的职业发展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机构，专门负责组织各类活动来营造律所文化、帮助律师成长——与之对应的考核指标也被写进了各地办公室的负责人KPI里。

尊重多元这块，达维不仅在各地办公室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化传统（例如北京办公室的年会、香港办公室的晚宴），还鼓励所内律师组织各类创造性的分享活动。以香港办公室为例，就非常少见地设置了艺术展厅，所内律师将自己收藏的艺术品放在厅里展览，也让紧张的工作中多出了些提振放松的空间——一边是精密分析的研讨会，一边是冶心怡情的艺术品。

当然， 像达维这样办公室遍布全球的国际律所更需要考虑文化的统一性 。达维会安排一、三、五年级的律师专门到纽约总部进行数日培训，在精进法律服务能力的同时面对面交流并体会律所文化。同时，达维也为全球律师设置了一个开放报名的associate community平台，各地办公室的律师都可以在平台上随时讨论和沟通。

此外，达维承接的大量跨境项目往往也需要多办公室、多业务团队来合作完成，间接促进了不同办公室律师的熟悉度和亲密度。

相较于许多强调远程办公的律所，达维更鼓励律师到办公室办公，以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为此，达维强调为律师提供更好的办公环境——以达维北京办和香港办为例，低年级律师就能两人共享一间办公室，中年级以上则会获得独立办公室。达维还为律师尤其是年轻律师组织各类活动、提供多样福利。

也是基于对文化的重视，达维在人才招募时不仅考察对方的专业技术和基本功，更考察与达维文化的兼容度：是否能够在达维现行文化体制内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是否尊重他人且愿意和他人共同创造一个和谐平等的环境，等等。

在达维看来， 如果仅仅靠合伙人去强推文化，往往可能事倍功半，只有每个人都理解、认同并自发去创建、维护，才真正有可能让文化成为律所想要的“软实力”。

如文首所言，伴随着近两年国际形势和经济环境的跌宕变幻，不少国际律所选择对中国区的办事处进行裁员甚至是直接关停。这股潮流中，美国律所是绝对主力。

考虑到这一背景，达维在中国市场的活跃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达维和中国的渊源可以说得很早——最早也许可以上溯到1911年，彼时，达维代表摩根大通参与了汉口铁路国际融资的项目。

但其真正在华正式开展业务可能就得数到1993年了。这年，达维在香港的办公室正式开张，自此达维律师们以香港办和之后开设的北京办为基地，参与了超过300家中国企业的境外上市、融资、并购活动，活跃在一系列标志性的商事项目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 达维在中国市场的成功固然和多年前的市场机遇有关，但昙花一现的时代机遇不足以支撑一家律所走得足够远， 达维能在中国市场立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对人才选择和培养的重视，以及战略发展的清晰度和灵活性。

和不少律所主要看重业务人才不同，达维 在注重吸收业务人才的同时，将很多重心放在了管理型人才的吸收和事务所战略的思考、布局和选择上 ——达维亚洲（除日本外）联席主管何鲤的职涯路径和达维在中国区的过往发展就是这种差异性的直观体现。

2003年，何鲤在拿到耶鲁大学法学院JD学位（和达维创始人邦斯成为了校友）后，选择加入达维纽约，并自此逐步成为达维第一位自己培养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合伙人。

数年后，何鲤受命回国开展业务。2007年，何鲤转入新组建的北京办事处，并在2011年晋升为合伙人。

2000年以前，与许多国际所类似，达维在中国区主要以服务外资企业在华投资为主。从2000年开始，随着中国企业的逐渐崛起，达维有意识地开始参与到中国企业的各类项目，并逐步过渡到了如今同时服务跨国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的新阶段。

晚点LatePost曾在一篇报道文章里形容何鲤为“ 连接世界与中国市场的‘造雨者’ ” 。这既和“合伙人”这一角色的本职工作有关，也是因为何鲤一直参与着达维在中国区发展方向和策略的制定——2018年，何鲤给达维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业务上划定了三个新方向： 新消费、产业互联网与生物医药。

这一判断准确且成功，此后数年间，达维帮助泡泡玛特、奈雪的茶、金山云等众多企业完成了上市，每年平均承接数十个项目——而在5年前的2013年，达维全年只完成了8个IPO项目。

而今，达维也将 新能源、出海 等热点领域纳入了发展战略的重点板块。达维的属性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区的跨境IPO、并购以及疑难复杂跨境商事争议解决事务中更具竞争优势，并且更多是与中国律所合作完成项目，而不是直接竞争。

需要指出的是，受益于对文化氛围的重视，达维中国区和总部建立有良好的协商关系，在战略选择上也保持着密集的沟通和高度的同步，总部会在需要时为中国区提供资源、研究等各方面的支持，这很大程度上也保证了达维能够在竞争烈度不断爬升的当下仍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近两个月里，达维又先后宣布了北京和香港办资深顾问马渊媛 (Sabrina Ma)、鄞颍瑜 (Wendy Kan)的加盟讯息，持续巩固和扩大其在资本市场领域的服务优势。

其中，马渊媛擅长处理各类复杂超大型IPO事务，鄞颍瑜则是医疗健康和生命科学领域的法律事务专家。何鲤表示，这些加盟“充分体现了达维在对应领域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和强劲动力”。

显然，达维仍在朝着既定战略目标前进，且步履稳健。

今年是达维北京办成立的第17年，也是达维总部成立的第175年，前者历史刚好差不多是后者的1/10。时光以一个凑巧的方式，在这家古老又年轻的律所身上留下了巧合的痕迹。

以中国律师的视角看去，达维的历史多少过于漫长，漫长到很难让人一时半会消化掉这170多年里的成败因果。

但这家律所在中国区多年如一日的耕耘，又给了我们一个管中窥豹的恰当机会。 如今，出海的岔道口已然近在中国律所眼前，再往前，是大多数人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此时带上一家百年老所的些许经验，想必会有不少帮助：一是恰当的目标和与之匹配的文化和制度；二是长期主义、灵活应变的策略和本土发展的手段。

简要概括的话： 找最好的人，有勇气去变化，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归根究底，环境始终会变化，和最优秀的人才一道去挑战变化、适应变化，是不会过时的策略。

所谓百年所，无非是 这样一小步 一小步积淀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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