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克实：中日历史和解探讨 | 思想国

姜克实，中国籍日本史学者。1953年天津市生，成长于北京。日本冈山大学日本近代史教授。1991年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石桥湛山的思想史研究》获得日本第14届石桥湛山奖。主要著作有《石桥湛山的思想史研究》、《石桥湛山—自由主义的背骨》、《看待现代中国之眼—民众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浮田和民的思想史研究—伦理帝国主义的形成》、《近代日本的社会事业思想—国家的公益与宗教的爱》等。

访谈人：周俊，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现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攻读博士学位，专攻中国政治史，中日关系史。

和解的矛盾不在于学界

周：姜老师，您好！很高兴今天与您进行对话，想请您谈一谈历史和解这个话题。关于历史和解的问题，最近美日有新的动向，双方首脑互访了广岛与珍珠港。另一方面，2006年，中日两国启动了共同历史研究，2010年出版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其中包括了中日战争的内容。中国大陆与台湾方面也从2010年启动了共同历史研究，2016年出版了《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涵盖了中日战争的问题。整体上看，各种意义上的历史和解正形成一个潮流。但是，就中日两国的现状来看，和解依旧任重道远。您如何看待这种基本动向呢？

姜：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和解问题的核心并不在学界。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目的是正确记录史实，而事实也只会有一个。各国的学者可以坐到一起对此进行探讨，把历史事实真相研究清楚。就我参加的各种国际历史学会议的经验来看，只要能以科学的态度探讨史实问题，各国学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对立，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对史实进行探讨，这当然有助于摸索和解之路。

和解的关键是历史教育

周：是的。在理性、科学的态度下，各国历史学者是能够寻找到基本共识的。那么，您认为东亚地区历史和解的焦点问题在于哪里？

姜：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战后已经过了70余年，战争的直接经验者已不复存在，为什么和解之路还存在问题呢？这里有一个历史经验继承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尊重史实并且试图摸索和解之路的研究者毕竟只是少数。我认为实际上影响和解的群体主要是普通国民，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缺乏正确历史知识的年轻人。直接的战争经历者过世之后，年轻人继承了什么呢？并不是正确的历史事实，主要继承的是民族间的怨恨。

在领土问题、历史认识问题出现对立的时候，站在最前列的总是一些感情激昂的年轻人。行动比较激烈的也多是这个群体。也就是说，历史认识对立的主力主要是战后的第3代人或第4代人。互相怨恨的社会氛围，也出现在普通的国民之中。这些年轻人并没有直接的经历战争，他们的历史认识和怨恨的感情从何而来？可以说主要是经过教育的产物。是一种经过教育第二次再生型的历史感情，也可以说是人为制造的历史感情。

周：您谈到了教育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历史教育直接影响着年轻人历史观的形成，而历史观则影响着年轻人对待和解的态度。对于东亚各国的历史教育问题，您是如何看待的？

姜：我谈一谈日本的情况。我在日本的冈山大学专门从事日本近代的研究和教育，在基础教育课中负责教近代史，类似中国大学里的近代史大课。所以，总能和大学生直接打交道，包括刚进大学的一年级新生，能比较清楚地了解日本学生在进大学之前如何接受历史教育，形成了怎样的历史认识等问题。在日本，大学的学问非常自由，是没有什么历史教科书的。教员按照自己的观点与研究自行讲课。

可大学之前的教育（日本称学校教育）就有历史教科书，并且需要通过国家检定才能使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表面上看起来很公平，没有煽动爱憎的形容词，也不灌输历史观点。罗列的总是平淡的历史过程和重要名词，甚至不忌讳对南京大屠杀（一般称南京事件）的介绍。但是，我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日本历史教科书不教历史的构造。近代以来，日本为什么走上侵略之路？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和满洲事变后的十五年战争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对此并没有任何的解释。也就是说，教科书中看不见历史观。日本的国家基本立场是，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并不是一以贯之的，因此不具有连续性。这种难以声张的立场通过无历史观的教科书，被隐晦地继承下来。经国家检定的日本历史教育教授的是一种碎片化的事实以及名词的罗列，学生并不清楚历史的构造。

第二，日本的“和平教育”的问题。“爱好和平，绝对不进行第二次战争” 可以说是日本学校教育的骨髓，是历史教科书中的重中之重，也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历史观。但是，教科书的描述总是从被害者的立场出发，向学生传递一种从感情上厌恶战争的价值观。例如描述“先次大战”（主要指太平洋战争）中出现的自己国家的310万战死者，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被害情况，东京空袭、冲绳战斗中的被害等。日本学生憎恨战争的感情也由此而来。日本学生从被害者的角度出发，虽然会产生憎恶战争的感情，但是由于不清楚历史构造，所以不知道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近代日本为什么会侵略，当然也无法认识到自身国家的战争责任。这就是日本历史教育的结果，也是国家通过教科书检定所期待的教育效果。他们会说，“战争中是不会存在正义的，包括反侵略的自卫战争”，“用武器争斗不论是什么理由，都是一种罪恶”。

日本部分历史教科书书影

周：您指出了日本历史教育的问题，这让我想起了日本社会中“和平痴呆”这样一种有名的说法，就是说战后日本年轻人在和平时代成长，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对战争问题近乎于痴呆。可以说，日本年轻人并不清楚战争的构造。这是日本历史教育的结果。相反，对于中国的历史教育，您是如何观察的呢？

姜：如果说日本传递的是一种被害者的情绪，那么中国的教育传递的主要是对侵略者的怨恨。正如我们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所看到的那样，一方面是在描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决定性作用——伟大、光荣，一方面是描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残酷。我是不否定这些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是历史事实，这是不可能忘记的。有直接经验的当事人，想忘也忘不了。所以历史的怨恨可以继续到第3代人，祖辈讲，孙辈听。但是，现在已经进入战后第4代，直接播种的爷爷已不存在。我认为此时已经没有经过教育第二次“再生”历史怨恨的任何必要，此时的教育重心应该是要学生学习正确的历史事实，忘记感情上的怨恨。而现在的教育方针正好相反，不仅不努力纠正事实记录的偏颇，反而继续再生一种政治层面、国家层面的爱憎感情。年轻人并没有直接地经历战争，现在战后的第4代人，没有任何理由再进行相互怨恨。如果代代不忘历史怨恨的话，我们的后代怎能在一个世界、一个地球上共同生活？年轻人需要牢记的并不是历史感情的怨恨，而是正确的历史事实。

各国的历史叙事反映国家意志

周：是的。这让我想起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主题。我认为这是一种“向前看”的思维，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胸怀与自信。但是，这种胸怀与自信如何反映在历史教科书当中，我想是将来中国教科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上海版的历史教科书似乎已经先走一步。您认为应该记住历史事实，而没有必要记住怨恨。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年轻人了解了残酷的历史事实后，可能会自然的产生怨恨之情。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姜：这要看所谓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一种事实，在整个历史中又占怎样一种现实地位。怨恨的感情一般是怎么产生的呢？可以说主要是由一种有选择性的、人为的宣传造成的。例如说，国内电视台每年都制作大量低质量的“抗战神剧”，这对一般年轻人的历史观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对于此类缺乏水准的电视剧，国内已有许多批评的声音，此处我不多谈。另外，被称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各种战争纪念馆，或大量革命回忆录、口述历史所传播的内容，也和基于史料的实证性历史研究有不少差距。

另外，最近国际上信息公开、史料公开的速度非常之快。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何与国际接轨？抗战史研究如何应对这种局面？近年，中国的抗战史研究在史料实证性方面有所提高，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抗战研究与当时日本军队内部的档案资料存在许多无法吻合的地方。这如何解释？所以，如果不进一步推进与国际接轨的实证研究，进行双方向性的史料确认，而只是一味地坚守政治宣传的陈词滥调，只会让中国的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在国际社会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研究的国际化，促进自由的历史研究的风气，减少过于粗糙的宣传，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历史学是追求事实真相的，绝不能和宣传混为一谈。

周：您认为历史事实的真实性才是关键，其中包括历史教育。但是，这就衍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世界各国的历史教育以及历史抒写往往都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单位，而很少以跨国的形式进行抒写，所以各国的历史抒写在某种程度上都会体现了国家意志。至少官方的历史抒写者很难跨过民族国家这一个框架与界限，这在目前来看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姜：这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国家里的每一个个人都不希望发生战争，从个人角度都是倾向和解的。但是，国家与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存在复杂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对于历史教育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每个国家都有不同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各国都会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来宣传自己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以此来教育学生。但是，如果国家意志干扰了历史抒写，历史教科书就会出现问题。我并不是说历史教科书在说谎，历史教科书上所描述都肯定都是事实。但是，这是一种选择性的事实，依照政治意图选择的事实。

例如，之前谈的日本“和平教育”，就是在有意识地选择受害者的史料，来维护国家的立场。并且，细心的人都会注意到，日本的政府媒体（NHK）绝不会使用“十五年战争”这个单词，因为日本政府不承认当时战争的连续性。日本政府的这种政治立场，在无构造、无历史观的历史教科书中是怎样表现的呢？一种方法就是关键词的链接技术。描述太平洋战争之前的历史时，日本的教科书总是使用三个关键词的链接。一个是“赫尔备忘书”（在日本一般被解释为战争的最后通牒），一个是“ABCD包围圈”，一个是“对日经济封锁”。这3个关键词之后，紧接着出现的就是“珍珠港奇袭”。也就是说，日本教科书虽没有明确地告诉学生这些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对学生进行诱导，即日美战争是在这种形势下不得已被迫发生的，因此日本的行为有自卫的一面。此点正是日本国家历史认识的基本立场。

人性与国民性的相生相克影响和解

周：我对日本这方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日本关于二战的纪录片与电影非常多，对于史实的描写很细致，但总体而言，基本上都认为二战中日本的行为是一种防御性的进攻。防御与进攻本是矛盾的词语，但却被拼凑在一起。也就是说，为了保卫日本的安全，不得不先发制人，所以战争的动机是被动的。但是事实上日本的势力范围却在不断的扩大。显然，日本的历史解释存在不合理之处。这或许就是您所说的国家意志的干扰。回到现代社会中历史和解的问题，您认为能够影响和解的要素有哪些？

姜：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人。我认为人是存在两面性的。一个是人性。一个是国民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人们是希望和解的。比如说，中日两国的年轻人一起参加某项活动，马上就可以成为朋友，不会有怨恨的感情，也不会为国家利益去争斗，甚至还会结交推心置腹的朋友。人性中有许多美德，这些美德在国际间也可以体现出来。但是，每个人在人性的一面之外，还存在国民性。个人在交谈、和解的过程中，如果突然发生了领土问题等政治对立，经教育播种，潜在的国民性会突然觉醒。此时和解、友谊的双方都会放下人性的美德进入国民性这种亢奋的对抗状态。此时，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国境区分、国家利益，会想起两国之间历史上的战争、怨恨、对立，并毫不犹豫地站到自己国家的立场，成为一名穿着思想军装的战士。这就是人性转变位国民性的瞬间。可以说，人性是自然发生的，而国民性是经教育产生的。人生落地，经家庭、社会环境培养会产生一种通俗道德，如敬老爱幼、礼貌谦让、对邻人的友善等。

战前的日本军人，如果不进学校，不受皇国主义的忠君爱国教育，是不会自己变成残忍的杀人工具的。国内的教育也存在这个问题，在我的记忆中，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接受阶级教育，告诉你要爱憎分明。知道要爱谁，要恨谁，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特别是政治层面的爱、忠诚，阶级与民族的恨都是学校教育的重点。受过这种教育，自然的人性会附加上一种新的国民性，产生为国家利益献身，对敌国、敌人怨恨的价值观。“爱憎教育”，可以说是国民性教育的特征。意在强调，你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个人，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体制里的“国民”，有为国家献身效力的义务。

我经历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知道当时非常悲惨的状况。但是，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对自己国家的这一段悲惨的历史却没有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学校教育没有涉及这个方面。相反，由于教科书和各种宣传中不断地在强调日本侵华战争的残酷，所以年轻人都能够记住中日战争中的惨状和历史怨恨。这就是国民性教育而人为持续的怨恨。

周：在我的理解当中，您所说的人性似乎是指自然人，国民性则是指政治人。每个人既是一个自然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自然人的人格与政治人的人格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受历史教育影响。对于历史教育的种种问题，您个人是什么态度？

姜：这个问题，我一边教育一边思考，已经过了20多年。以前，我是抱有希望的。希望通过大学教育使后一代人得到和解。现在，我比较悲观，几乎已经不抱有希望了（苦笑）。因为大学的历史教育不能普及（日本每所大学从事近代史研究教育的教员定员最多只有一人），而经日本学校教育每年被送到社会上的高中生有100余万（2015年106万）。历史教育无法普及，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历史认识对立的温床。

我认为学校教育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每个国家肯定都会以爱国主义为题材进行历史教育，并监督、管理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在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教科书也会失去公正性，蜕变为维护自己国家立场的工具。战后已经过了70余年，但亚洲各国的这种情况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各国之间的政治矛盾、利害关系与历史问题缠绕在一起，使和解之路也变得更加艰难。历史的怨恨经过70余年的时间不仅没有被冲淡，反而通过历史教育传承下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各国有政治倾向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之中，但是，只要存在国境，各国又不可能取消爱国主义教育。这就是和解问题的关键所在。

节选来源：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

栏目：学人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