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悲情的公开信把某县顶上舆论的风尖浪口，一个女教师在信中的哭诉，让全网都在关注这个家庭的命运。从表达看，这封信字字含泪，声称“这封信发出时，我和丈夫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对当地派出所副所长和教育局官员指名道姓，称“这个世界的恶，你们占了一半”，信中讲述了女儿疑因被伤害失去左眼后一个母亲维权遭遇的噩梦。
公开信里的泪水激起了公众的强烈义愤，但，随着官方和其他相关方的回应，“事实”很快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在官方的通报里，无法就伤害认定因果关系，当事人拒绝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当事人寻衅滋事，当事人多次越级信访，国家信访局依据相关规定先后四次向当事人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并告知其通过诉讼途径解决诉求。当地教育局信访室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面对镜头时痛哭，反问记者：你们了解真相吗？你们了解真相吗？
他嚎啕大哭：作为一个基层信访工作者，我付出了我的热情、耐心，我和李秀娟劝说了很多次，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但是李秀娟最后如此待我，给我的名声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给我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她来维权，我的名声谁来维护啊。他说当事人对其存在诬陷，信中多处描述不实。
泪水代表着一种弱势身份，泪水能最好地传染情绪。善良的人们，很容易被泪水打动，所以，在社交媒体上，出于本能的同情，人们总是容易相信流泪的一方，倾向站在痛哭的弱者那一边。面对一个人痛哭，人们很容易形成倾向。可现在问题变得复杂了，另一方也哭了，面对镜头痛哭流涕，来自不同方向、立场对立的两个哭声，都带着强烈的受害者情绪，让人们看到了这件事的复杂。看起来都是“受害者”，那，谁是施害者呢？
前段时间看了戴维•温伯格的《知识的边界》，里面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生动地描述了后真相时代舆论场中的混乱场景，他说：“我们看见事实被人们捡起来，摔到墙上，它们自相矛盾，分崩离析，被夸大被模仿。我们正在见证牛顿第二定律的事实版本：在网络上，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每个事实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在此次绝笔信事件中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种“大小相等的、方向相反的反作用”最直观地表现在眼泪中，两个人的眼泪，两方都痛哭流涕，你信谁呢？
这种反作用力提醒我们，不能轻易被眼泪牵着鼻子走。这种来自不同方向的眼泪提醒公众，不能让眼泪主导我们的判断，眼泪容易扭曲事实，事实可能远比眼泪所呈现的信息复杂得多。
眼泪是事实吗？不是，眼泪只是一种立场，一种观点，一种情绪。胡泳在《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中引用过美国已故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换个角度可以说，每个人都会流泪，但流泪并不代表着事实。当人们被绝笔信中的泪水激起义愤时，看看另一方的眼泪，听听另一种哭诉，当眼泪遭遇眼泪，这种反作用力也许能让人冷静下来，撇除包裹在眼泪中的情绪与情感干扰，超越单方叙述的故事诱惑，在第三方的叙述中去挖掘没有被眼泪污染的硬核事实。
我以前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叫《警惕爆款网文，警惕眼里常含泪水》，谈到过社交媒体中的“情绪喂养”，人们很容易被眼泪所“贿赂”。人们看新闻时，总克制不住“身份代入”，无意识中就代入了一种身份：警察与平民发生冲突，永远会代入平民身份；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永远代入小贩身份；教师与学生发生冲突，代入学生身份；教师与教育局发生冲突，代入教师身份。这种情绪代入，可能是网众无法超越的一种本能，泪水是这种身份代入的润滑剂，轻易被流泪的那一方所感染，去共情流泪者。
尼采说，哪有事实，只有阐释。这时就凸显出了公共媒体的重要和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避免加入热泪盈眶义愤填膺的队伍，在眼泪之外打捞被情绪泡沫掩盖的事实，让陷入单方叙述的易感人群听到另一种声音，递上麦克风让沉默的一方面对镜头说话。记者不是服务于哪个“维权者”，而应该服务于事实。帮着维权是律师要做的事，记者的职责是提供足够多的事实让公众可以作出明智的判断。我以前写过，自媒体太多、记者太少、事实不够用，现在再加一句，眼泪太多、爆款太多、新闻太少、智商不够用。
不能因为害怕“反转”就对一切保持无动于衷的冷漠，被那封公开信触动、震惊和激怒，被眼泪感染，即使事实可能会反转，也不是什么错，这是人之常情，这种刷屏见证了公共舆论的良知和正义感。但，然后呢？真相的呈现是一个过程，流失于涕泪交加中的真相，需要专业人士一点一滴找回来，需要对称的回应一点一滴地补充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