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1万余条史料汇集而成的《清实录》中，标明时辰的史料仅1千余条。这些时辰史料在实录中有两种呈现形式：结构性和非结构性。
第一，结构性呈现，即在中国传统编年体“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四层结构框架下衍生出的第五层结构“以事系辰”。中国传统的编年体是按照“日—月—季（时）—年”的时间顺序叙述历史，未对时辰提出书写要求。编年体起源于孔子删订的《春秋》，西晋杜预明确指出《春秋》叙事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唐代刘知幾也认同《春秋》编年体的特点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可见，古人在表述编年体的时间范围时，明确提出了日、月、季、年的概念，并未说过要记录“时辰”。中国最有影响的编年体史书是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其中未见在“年—月—季—日”的框架下书写“时辰”。如《汉纪八·孝景帝下》载：“（前）四年……夏，四月，己巳，立子荣为皇太子，彻为胶东王。”这里的编年顺序是，景帝前四年（戊子年，公元前153年），夏季，四月，己巳日（23日）。再如《唐纪七十五·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载：“景福二年（癸丑，公元893年）……秋，七月，王镕遣兵救邢州；李克用败之于平山，壬申，进击镇州。镕惧，请以兵粮二十万助攻邢州，克用许之。”这里写李克用攻镇州的时间顺序是：景福二年秋季七月的壬申日（6日）。
《清实录》从前朝实录“编年附传”的体例回归到标准的编年体，故其对时间的书写，符合编年体的一般形式，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四层结构。但同时，《清实录》又将部分史实系之于时辰之下，形成了以事系辰至于系年的五层结构。如《清太宗实录》卷六载，天聪四年春正月“甲申（四日），寅刻，我军列梯牌攻永平城”。这段史料系以时辰寅刻，寅刻时辰系于甲申日，甲申日系于正月，正月系于春季，春季系于天聪四年。类似的记载顺序还有不少，如《清宣宗实录》卷三三○载，道光二十年春正月“壬寅（十一日），丑刻，皇后崩。上临视悲痛，诣绮春园问皇太后安。辰刻，皇太后至澹怀堂临奠。上跪迎于碧静堂外，侍送皇太后还绮春园。”又如《清穆宗实录》卷二一四载，同治六年冬十月“己亥（二十日），卯刻，有流星入翼轸。”二条均遵循年、季、月、日、辰的叙事顺序。
第二，非结构性呈现。它不是在五层结构中呈现，而是在诏谕或奏报中，通过讲述、展望和回顾的形式，将事件发生的过程，具体到时辰节点上。如《清高宗实录》卷九三八载，乾隆三十八年秋七月丁卯（十日），谕：“……据刘秉恬奏：初九日未申时，忽有客民二三千，并匠役人等，奔赴登春。”这里的未申时即属具体的时辰，但它是在皇帝转述刘秉恬奏疏的谕令中出现，并非属于上述五层结构中的叙事形式。再如《清文宗实录》卷三一二载，咸丰十年闰三月丙申（二日），又谕：“……本日据瑞昌等三月初二日专差赍递一折，内称贼于二月二十七日卯时，用火药轰坍城身。”这是咸丰皇帝在上谕中，转引瑞昌奏折中的一段话，中间讲述了太平军炸毁杭州城墙的具体时间“卯时”。又如《清德宗实录》卷一四七载，光绪八年六月庚申（六日），德宗谕：“御史俊乂奏大员意存专擅、营员含混公事一折，据称本月初三日，正黄旗、正红旗护军营领饷并未先期知会回平时刻。是日未刻，赴正红旗护军衙门询问何时回平？该护军参领等答以酉戌之间。”里面的“未刻”“酉戌之间”等时辰都是德宗上谕中转述御史奏折中的话。
无论是结构性还是非结构性的时辰史料，在多达31万余条史料汇聚而成的《清实录》中，都极为少见而珍贵，似乎隐含着对其书写的特殊用意。笔者在对《清实录》中十二时辰史料记录的搜集和整理后，发现时辰史料主要分布在军事战争、天象云物与自然灾害、皇族要务、国家政务处理等四方面。如下表所示：
《清实录》对时辰的书写，并非编年体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有着特殊的含义，是“利用时间”的刻意为之。可以断言，《清实录》对时辰的书写，蕴含了编纂者的主观意图和微言大义。
第一，表达对天命的敬畏。
据上表所见，在《清实录》关于天象云物与自然灾异的史事叙述中，时辰史料共计369条，其中196条记录天象异常，173条记载灾害发生，这些时辰史料无不包含着古代“天命观”和“敬天法祖”的理念。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思想，对司马迁有直接的影响。《史记·天官书》指出：“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15）将天象、灾异与统治者的德行、政绩相联系，规劝统治者要立德修身。因此历朝历代的官私典籍，都会将天变作为重要内容大量记载。《清实录》中关涉天象和灾害的时辰史料，便蕴含着“敬天法祖”的观念和君主立德修身的实践。
天象史料即包含对流星、彗星、金星昼见、日月食、太阳黑子等众多不祥之兆的记载，亦包括对七曜同宫、祥光瑞气、天降甘露等祥瑞之兆的记录。如金星昼见乃不祥之兆，《唐开元占经》指出，“太白昼见于午，名曰‘经天’，是谓乱纪，天下乱，改政易王，人民流亡，弃其子，去其乡里”。其在《清实录》中有7条为时辰史料，如《清世祖实录》卷八载，“己酉辰刻，金星昼见”。又如七曜同宫为祥瑞之兆，亦有3条载有时辰，如《穆宗实录》卷二记载，“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丁巳朔卯刻，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以时辰来记录这些天象征兆，能将事件描述的更加真实具体，突显出《清实录》对“天机”的重视和对天象的敬畏。
同时，部分史料不仅如实记载了天象发生的具体时刻，还完整记录了皇帝的应对措施。如《宣宗实录》卷一二所载，“正月十八日酉刻，正西方出有彗星，其占为兵为火，一曰大水民流，东壁分野，应在卫地”，并记录下了皇上敬天修省的态度，“朕思上天垂象，所以示儆，虽其理幽远莫测，然修省之道，不可不思患豫防。”又如《太祖实录》卷四记载：“丁未，上出猎，驻跸牧奇。翼日卯刻，有红绿祥光二道夹日，又有蓝白光一道，掩映日上，其状如门，随上行，上率众拜，光遂止。”不但详细记载了因为云气变化而产生的祥光，更描述了“上率众拜”的行为，以此突显皇帝对祥瑞之兆的虔诚膜拜。此外，由于农本社会社稷为重的观念，《清实录》中记载“天降甘露”的时辰史料多达109条，其中不乏描述皇帝祈雨的虔敬姿态，以及求得甘霖后的欣喜，无不突显其敬畏苍天、心系苍生的态度。
对于灾害发生的具体时辰，《清实录》亦有刻意保留。时辰系连的灾害史料共173条，包括气象灾害、地震、堤漫、失火、蝗灾等。这些时辰史料不但真实记录极端灾害发生的情形，还会记录皇帝对灾害的应对。如乾隆三年，宁夏发生地震，《清高宗实录》不仅记载了地震发生的具体时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同时记载了乾隆对灾情的高度重视和应对措施：“朕心轸念，已降旨令将军督抚等加意抚绥安插，无使兵民失所。”又如乾隆五十一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暴，漕船和沿岸民房损毁严重，《实录》不仅如实记载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辰“六月二十七日戌刻”，还记录了乾隆对此灾害的批示及处置办法：“此次漕船猝遇大风，兼时值昏夜，以致船只沉溺损伤，淹毙人口，殊为可悯，着加恩照例赏恤。其居民被风掀揭草房，着照该抚所奏，查明办理，以示体恤。”《实录》中的时辰材料还被用来刻画具体的赈灾过程，如道光皇帝下旨在近畿之地为受灾群众发放棉衣时指出：“交顺天府五城分地同日散给……均于二十二日辰刻分赏”。总之，这些时辰史料的记载皆表明了中国传统社会统治者对天意的诚敬。
第二，突出清朝创业艰难的赫赫武功和拓疆守土的不凡经历。
《清实录》利用时辰史料，突出清朝创业的艰难经历和赫赫武功。时辰因素的应用，使得清朝先祖创业时的过程具体详细，历历在目。前四朝实录所涉及到的军事内容，突显了清朝的开创之功，后四朝实录（从《圣祖实录》到《仁宗实录》）则反映了清朝拓疆守土之功，最后的五朝实录（从《宣宗实录》到《宣统政纪》）则反映了清朝定“乱”御侮的历史，时辰都被有意地应用其中。
从《满洲实录》到《世祖实录》的前四部实录，载有时辰的战争史料共67条，囊括了后金统治者统一女真直至底定中原的数次关键战役，反映出“开疆扩土”的主旨。如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时，遭遇“九姓之国”统帅三倍于己的部队，兵分三路入侵建州，《太祖实录》载“敌兵辰时已至”。又如努尔哈赤公布讨明檄文“七大恨”，初次征明时，《太祖实录》便载有具体时刻，“壬寅巳刻，上率步骑兵二万征明”。此后，《太祖实录》在记录努尔哈赤挥师抚顺、进取沈阳、攻占广宁的重大军事进展时，均载有时辰。《太宗实录》对皇太极军事行动的记载亦遵循同样的规律，凡是涉及时辰的史料皆为重大军事行动。如皇太极继位之初，为打破关宁锦防线而发动的宁锦之战；崇德五年生擒明总督洪承畴的松锦大战等。《世祖实录》中涉及军事的时辰史料有2条，一是清军进攻山海关，“自亥刻发炮攻之”。二是清军攻占北京，“以巳刻入城”。皆为关乎国运的重大战役。
从《圣祖实录》到《仁宗实录》的四部实录，涉及时辰的战争史料共80条，反映的主旨为“守土戍疆”，记载了清朝稳定局势、平息叛乱的内容。《圣祖实录》中军事时辰史料有2条，一是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大败叛军吴之茂。二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八月击溃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未时临敌，发枪炮击之……自未时交战，至掌灯时，左翼由山腰卷入，大败之，斩杀甚多。”《世宗实录》中时辰史料有3条，皆与征伐准噶尔有关。《高宗实录》中的时辰史料62条，其中44条都与平定大小金川有关，其余史料记载了清缅之战、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平定廓尔喀兴兵侵藏、平定湘黔苗民起义等重大军事冲突。《仁宗实录》的时辰史料，主要记载了平定白莲教和天理教起义的战事。
从宣宗朝开始，国际环境和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实录中的时辰史料不仅记载国内重要民变，还开始记录与西方国家发生的重大军事冲突。如《宣宗实录》共有28条涉及战争的时辰史料，其中12条记载了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与冲突。至《德宗实录》，6条关涉战争的时辰史料中，西洋交涉的史料独占5条，其中4条记录甲午中日战争后与日本停战换约，1条记载与俄人的交涉。宣统时期清朝处于崩溃边缘，《宣统政纪》涉及战争的时辰史料绝大多数都是在记载武昌起义后清军对革命军的镇压。
综上，涉及战争的时辰史料，记载的都是对当朝影响深刻，甚至关乎王朝存亡、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战役。如《高宗实录》中，记载战争的时辰史料在乾隆帝引以为傲的“十全武功”中占据半数。这些重要战争通过时间的渲染，突显出将士出征朝发夕至的紧迫，皇帝对战争奏报的翘首楚盼，以及战争鏖战旷日持久的惨烈与真实。其分布较广，涉及内容庞杂，包括记载战争过程、将士生病亡故、皇帝亲征、捷报传达、缉盗安民、关爱将士、西洋交涉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是表达强化皇权和尊崇皇族的观念。
《清实录》是以皇帝为中心的国史，修纂官员皆以强化皇权为职志，因此时辰的书写被用来表达皇帝建立伟业的“关键时刻”。同时，根据《清实录》的修纂凡例可知，实录以皇帝为核心，以皇亲国戚为内层，以大臣事迹为外层的叙事结构，在突出皇帝事迹的同时，也要对皇亲国戚进行具体的记载，因此，时辰有时也被用于细化皇族成员生老病死的人生经历。
将清代皇帝活动的时间记载至时辰层面，反映出《清实录》对皇帝历史记录的细化和具体化，是实录纂修遵循权力优先原则的反映。《清实录》记载皇族出生详细到时辰的史料，共有16条，其中13条记载的是皇帝本人的诞生。皇帝降诞时不仅时间上具体到生辰，而且往往伴随着紫气龙光的夸张描述，以此来刻画皇帝的天选之资。如《清世宗实录》在记录雍正诞生的情景时，写道：“时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三十日寅时也。诞生之夕，祥光煜爚，经久弗散，阖宫称异。”皇帝生病时，实录也启用了时间系事的五层结构，对其生病、皇族臣工的祈祷、病愈的具体时辰作了书写。《清太宗实录》载，皇太极染病，“是日，午刻，皇后、宫妃及诸王大臣陈设祭物于神前祈祷。酉刻，上方愈，稍进饮食。”皇帝的死亡自然是国之大事，当然要有具体的时辰记录。如《清世宗实录》载，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二十三日），子刻，上崩”。除了皇帝的生老病死外，实录中的时辰的记录还出现在有关皇帝文治武功的活动中，此类时辰材料多达74条。其中“文治”活动包括皇帝与大臣议事，授予经略大臣敕印，接见藩属入觐，为额驸和公主送行等；武功方面包括皇帝的出巡、打猎、演武、回城、还宫等活动。限于篇幅，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