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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任正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毛泽东理论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西方商业实践中优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华为为什么能克服“创新者的窘境”,进行持续创新?华为为什么总能后发先至?华为发展历程中经历多次重大挫折,为什么总能走出逆境?华为人为什么能做到“万众一心”?华为深远的战略思维是怎么来的?华为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跌宕起伏故事?你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答案。
世界强国的崛起实际上是公司的崛起,而且强国与代表性的公司之间也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例如引领大英帝国崛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引领美国崛起的通用电气和AT&T。华为探索出来的独特管理方法,不仅对于全球商业发展具有伟大贡献,而且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具有极为宝贵的借鉴意义。
1559年1月15日,尽管伦敦的冬日还有些寒冷,但是伦敦城万人空巷,许多伦敦市民欢天喜地的聚集在威斯特敏斯教堂周围,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典礼。
民众纷纷燃起篝火,放声歌唱,在街头开怀畅饮,庆祝烧死异教徒的时代终于过去。
25岁的伊丽莎白穿着精心设计的加冕盛装,脸上涂着厚厚的浓妆,在神圣庄严的威斯特敏斯教堂大厅中,接受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递过来的象征王权的金球与权杖,并戴上圣爱德华王冠,坐在缀满红白玫瑰的圣爱德华王座。
王座下面的缎带上写着:
“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联合在一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就像亨利七世与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的婚姻结束了英国的内乱,他们的孙女,新的伊丽莎白将为保持英国人的永久和睦而努力”。
伊丽莎白一世加冕
加冕典礼结束后,伊丽莎白在众人簇拥下走出教堂大门,接过伦敦市民代表呈上来的各种礼物并与其亲切交谈,礼物中有英文圣经,甚至还有乞丐献上的鲜花。
伊丽莎白的加冕礼极为别出心裁,将“列队行进转变成了女王与其臣民的对话”,这次加冕礼的记录者理查德・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 Icaster)意识到,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伊丽莎白微笑着收下所有的礼物后,向在广场上久候的民众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
民众中爆发出如雷鸣般的欢呼:
“上帝保佑女王!
”而伊丽莎白则回应道:
“天佑我民!
”。
在欢呼声中,上千只猫被放在网兜中活活烧死,作为女王扫除巫术的的象征。
这场加冕典礼花费了一万六千多英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加冕典礼的整个过程由伊丽莎白的幕僚团队精心策划,竭力将这位年轻的女王打造成万民景仰的君主、美德的典范。
英国人自古就有“颜值即正义”的倾向(“以貌取人”可以说是人类的通病),当年的狮心王理查治国理政一团糟,就是因为长得帅,在死后仍然受到英国人的一致拥护,因此颜值颇高的伊丽莎白盛装出现,很容易激发英国人的崇敬之情,再加上人群中有事先安排的托儿带动气氛,自然效果极为热烈;
献上礼物的市民代表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因为此次加冕容不得半点闪失,为防止狂热天主教徒刺杀女王,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
日期是当时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占星士约翰·迪伊挑选的,据说这是一个黄道吉日;
而给她加冕的是原卡里斯勒的主教马修·帕克是伊丽莎白母系博林家族的亲戚,他是当时在英国宗教界能找到的地位最高的承认她合法地位的人,虽然是一名新教徒但并不激进,在玛丽治下保持低调顺从没有逃亡,因此被任命为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
这场不同寻常的加冕式表面上欢乐祥和,处处强调“和为贵”的思想,正像典礼上儿童咏叹调唱得那样:
因此内战结束,鲜血不再流淌;
但实际上,伊丽莎白以及她统治的英国当时所处的环境十分险恶。
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是新教英国与欧洲各天主教国家恶劣的外交关系。
英国是欧洲第一个新教国家,在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处处笼罩着宗教战争的阴影,而且基本都是天主教占上风。
德国宗教战争早已开打,在死了四分之一人口之后,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与德意志新教诸侯签订《奥格斯堡和约》,确定“教随国定”的原则而暂时休战,德国形势暂时平静下来,但实际上,双方都在为将来更大的冲突积聚能量。
西班牙是天主教势力最坚固的堡垒,到处抓捕新教徒送上火刑柱。
在荷兰,新教徒正在酝酿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暴动。
在弗朗索瓦一世时代宗教气氛还比较宽松的法国,如今的国王亨利二世是狂热的天主教徒,他在1547年于巴黎高等法院中,特设了一个被称为“火焰法庭”的机构来审判新教异端,被认定为新教徒的异端统统被施以火刑。
为了应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法国的新教徒组织起来,于1555年在巴黎秘密成立新教教会,从此,法国的新教徒称为胡格诺(Huguenot,源自德文Eidg-enossen, 意为“宣誓结盟者”),法国的贵族纷纷根据各自的利益站队划分阵营,形成两大敌对营垒,法兰西变成了一个火药桶,就等着火星将其点爆。
法国国王亨利二世
对于其他天主教国家正在苦苦抗争中的新教徒来说,世界上第一个新教国家英国就如同黑夜中的火炬,大海中的航标,指引着他们前进的方向。
而对于各国的天主教当权派来说,无不将英国恨之入骨。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很有可能陷入被天主教国家围攻的危险状态。
在英国身后,是被法国操控的天主教国家苏格兰,当时的英国人这样描述:
“法国国王的两只脚横跨在英国领土之上,他的一只脚站在加莱,另一只脚站在苏格兰。
在国外,只存在对我国的毫不动摇的敌意,却没有对我国的坚定友谊。
”
英国控制的爱尔兰也信奉天主教,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从背后捅新教英国一刀。
更雪上加霜的是,天主教的特兰托公会议从1545年开始拖拖拉拉开了十几年,在伊丽莎白上台初期即将结束(1564年结束),这一会议对于天主教来说是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标志着全欧洲天主教统一战线的形成,天主教徒将在罗马教皇的指挥下,向新教势力发起全面反扑。
对于新教徒来说,则是噩梦的开始。
这是英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周围全是敌对势力的情况。
伊丽莎白加冕时面对的恶劣国际环境,不仅比亨利八世时期更为严峻,在英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其次,是恶劣的经济状况。
前文提到,由于输入性通胀和人口过快增长,英国国内经济形势已经陷入危机。
亨利八世在晚年的争霸战争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收益,反而将国库挥霍一空,而英玛丽支持西班牙打仗,损兵折地,更使得财政雪上加霜。
亨利七世去世时,留给亨利八世200万英镑的财政盈余,而伊丽莎白从英玛丽那里接手的却是300万英镑的负债。
亨利八世虽然拼了老命攒了一支配置相当不俗的海军,但是由于亨利好大喜功,造的船大而无当,船上配置的炮虽多但没有经过精密计算,而且当时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认识到降低炮孔、使其尽量保持靠近海面的重要性,导致船的稳定性很成问题,这些战舰看着气派,但并不堪实战使用。
例如,主力战列舰“玛丽玫瑰号”在1545年在驶往索伦特海峡去阻挡一支法国侵略军,侧舷齐射时,炮的后坐力使得船倾覆了,船员全部遇难。
客观地说,这也不能怪亨利八世,不仅英国,当时全欧洲造的军舰都没有经过高烈度实战检验,或多或少都有各种问题。
因炮的后座力倾覆的“玛丽玫瑰号”
尽管英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极为恶劣,维持强大的军备是必须的,但由于财政状况更加恶劣,英国的财政无法负担这只舰队,到了1555年,亨利八世留下的53艘战舰只剩30艘,主力舰也从12艘减到了3艘。
再次,是英国国内的日趋激化的宗教冲突问题。
亨利八世末期高压政策维持的表面平静,在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激进新教改革以及英玛丽时期的天主教疯狂报复中,已经化为泡影。
狂热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彼此对对方都抱有刻骨的仇恨,
天主教阵营的怀特主教的大声疾呼很具有代表性:
“那些狼正离开日内瓦和德国的其他地方,回到这里。
在此以前,他们已把他们那些充满了有害的教条、亵渎神明的言词以及毒害人民的异端思想的书籍送回来了。
”
新教阵营为了伊丽莎白的登基而欢呼,他们说道:
“上帝让一个新星出现了!
”
“现在是在那个王国重建耶路撒冷墙的时候,这样就可使那么多的殉道者的大量鲜血不至于白流”
。
1559年1月9日,天主教著名圣徒圣托马斯(托马斯·阿奎那)的塑像再一次被砍头,塑像的头颅并被扔在大街上。
这昭示着只要新任女王一声令下,新教的复仇之刃就会加诸于天主教徒身上。
相对中立的国教徒则如同在两只互相攻击的猛兽边战战兢兢的旁观者,因为不定什么时候攻击就会殃及到自己身上。
在英玛丽生命中的最后阶段,由于病体沉重已经无法主持朝政,明眼人都看出她快不行了,而她的丈夫腓力二世忙着对法作战,也无暇呆在英国,英玛丽的幕僚群龙无首,眼看形势就要逆转纷纷逃亡,爱德华六世时期的新教众臣已经聚集在伊丽莎白周围,就等着英玛丽咽下最后一口气,拥立伊丽莎白上台。
其中为首的是威廉·西赛尔(William Cecil),这是一个受理智支配谨慎小心的人,他是前护国公爱德华·西摩的外甥,曾经因为反对他独断专行而坐牢,在诺森伯兰公爵掌权时代还得到国务大臣职位,在玛丽政府时代得到的处罚也就是丢掉职位而已。
伊丽莎白的首席大臣威廉·塞西尔
英国天主教徒能跑的赶紧跑,跑不了的则忧心忡忡地看着这一切却无力阻止,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联想到欧洲大陆当前的形势,所有人表面上刻意忽略,但是心底都在担心,英国接下来恐怕也会陷入血腥的宗教战争。
最后,还有对伊丽莎白本人的质疑。
伊丽莎白的母亲安妮·博林与亨利八世的婚礼是按照新教仪式举行的,未得到教皇的承认。在天主教徒眼中,伊丽莎白始终是私生女,她根本没有资格继承王位。
继承权合法性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伊丽莎白政府的一块心病,也成为各种颠覆阴谋的根源。
除了这个根本问题之外,对伊丽莎白的质疑还包括其他方面,甚至怀疑她是一个女巫。
前文中提到,由于新教思想传播,妇女解放思潮兴起,天主教的应对则是灭绝人性的猎巫运动。
安妮·博林追求妇女解放,拯救英国女性于水火,致力于将英国变为新教国家。
她较为开放的言行举止,对国王进行欲擒故纵的各种勾引,在保守派眼中就是不守妇道,甚至是女巫在施展邪恶法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