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是因为看了吴京的一个访谈片段，那其实已经是三年多前的了，当时他春风得意，讲述自己的社交原则：
人情世故，你帮我，我帮你。你不帮我，我还帮你。帮了你，你还毁我，那我就弄你。
我以前没怎么关注过他，这两天看到豆瓣话题“分享你最喜欢的电影人的被采访片段”底下，有人将这段话贴出来，这才后知后觉。显然，很多人对这番话是相当赞赏的，否则也不会分享到这个话题下，而评论中也不乏有人赞叹：
“十分同意。”
“好像逻辑没什么毛病。”
“对呀对呀，该报仇雪恨就得报仇雪恨。”
“这是真男人。”
“真爷们。”
“你不仁，我不能不义，你恩将仇报，我虽远必诛。”
也许这是会被一些人看作某种“爱憎分明”的男子气概，但说实话，我看完之后则本能地涌起一阵寒意，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我会敬而远之。
在这番话中，最可注意的是渗透在其中的“人情”意识：他设想了一个乍看起来平等互惠的人际网络（“你帮我，我帮你”），而其自我形象是宽厚仗义的（“你不帮我，我还帮你”），但这又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不能“毁我”，否则将招致报复。
然而，这其实既非真正宽厚，也没有真正的平等，因为这其中隐含了一个前提：
接受了“帮助”的人，就承担起了一份人情的债务
。就此而言，“你不帮我”时“我还帮你”，实际上是一种“强加的债务”，意味着让对方欠下短期内无法还清的恩惠。
由于怎样才叫“毁”，是由施恩者判定的，这在现实中通常就意味着受施者无法再采取独立的立场——例如自己的恩人贪污时，你如实透露，这可能符合你的道德原则，但却很有可能会被看作是“毁”了他，破坏了你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因此，这其实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
“庇护-追随”网络
（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吴京所说的虽然好像是“相互帮助”，但却将自己更多地塑造为施予者，因为按照经典人类学的一般规则，
施予者总是比受施者优越
。
电影《教父》开头的一幕，就是殡仪馆老板瓦隆塞拉来找教父，希望他为受辱的自己女儿“讨回公道”，明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当面问：“我该付你多少钱？”
听到这一句，教父变色站起，叹气说：“瓦隆塞拉，瓦隆塞拉，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不尊重我？如果你以朋友身份来找我，那伤害你女儿的杂种就会受折磨，你这种诚实人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那么他们就会怕你。”
教父要的不是钱，而是瓦隆塞拉对他欠下一笔人情，这样，下次教父有什么事的时候，他也就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置身事外了
。教父说得明白，两人相识多年，但“你从来就不想要我的友谊，而且你怕欠我人情”，为什么？因为瓦隆塞拉想在美国做一个守法的好公民，不想跟黑社会有什么瓜葛。
也正因此，试图撇除关系、了结这种人情债务，也就意味着不肯欠对方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在任何一个社会可能都能观察到，
如果不想造成侮辱，回礼必须被推延并有所不同，因为立即回送完全相同的物品显然等于是一种拒绝。
”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研究了一个中国村庄后得出相似的结论：“回报恩情不是关键问题，最重要的是永远对之铭感在心。”
杨东平《城市季风》中曾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上海女孩子到北京工作，邻居老太可怜她单身在异乡，不时帮她一把。这个女孩子按照上海人“拎得清”的处世原则，总是很快予以回报，不欠人情，但这一来反倒激怒了老太太：“我是看你可怜，你倒跟我算得很清！”
在这里，
“人情”是判断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限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和道德观
。恩惠和人情债务紧密连结了彼此，也使那些有更多资源的权势者培育起一个较大的个人关系网络，创造出一套可靠的紧急援助机制：
当他有需要时，凡是他曾有恩过的人，即便不是充当保护伞，至少也都不能、不愿或不敢为难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