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一个典型制造业公司新增产线来思考成本问题，比如过去一年塞力斯扩张问界M9的产线，小米在北京新建SU7的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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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地方政府拿地，得交土地租金，可以是一次性支付30年使用权，也可以按每年支付。
（2）委托建筑公司建设厂房，购买水泥、沙子、钢材、玻璃、PVC、铜电缆等众多建筑与装修材料，需要一次性支付。
（3）购买各种生产设备、检测设备、办公桌椅与办公设备等，需要一次性支付并且每10年左右要更新一次。
（4）招聘高管、设计师、工程师、营销人员、管理人员、工人，需要按月支付月薪，年底支付奖金。
（5）支付税收与各种政府部门相关的费用。
（6）支付电费、水费各种公用事业相关费用。
（7）银行贷款、发行债券，需要支付利息。
（8）增发股票，需要支付中介费用。
（9）做广告，给销售人员的提成，需要支付营销与销售相关费用。
（10）采购各种原材料、零部件，需要支付费用。
（11）达到环境保护的标准，环保设备采购与使用费用。
简言之，一个典型制造业公司需要支付费用给（1）政府部门；（2）上游企业；（3）金融机构；（4）劳动力。
支付成本的多少取决于（1）政府部门的索取程度；（2）上游企业的竞争程度；（3）金融机构的竞争程度；（4）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程度与竞争程度。
过去四十年，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大幅降低政府部门的索取程度，工业用地租金非常便宜，甚至可以免费使用，税收比例特别优惠，部分企业还能拿到地方政府的补贴。从全球主要国家来看，中国地方政府索取的程度是最低的，这是全球制造业公司愿意把生产工序放到中国的核心原因之一。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中国地方政府还允许制造业企业不用关注空气污染、水污染与土地污染的防治，进一步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成本。
工业生产的路径是从（1）大宗商品与原材料；（2）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化学材料等；（3）机械设备与生产设备；（4）零部件与组件；最终到（5）组装与测试。大宗商品与原材料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铁矿石、铜、铝、原油等主要工业品的进口依存度超过50%。多数生产设备来自于欧洲与日本。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外国采购主要是两项，一项是大宗商品价格，一项是生产设备的价格。
制造业与金融机构相关的成本，最主要的是贷款利息和债券票息，中国融资结构中，贷款融资占比在63%左右。
劳动力工资是制造业企业的一项占比较高的成本，尤其是对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来说。90年代初期，一个名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在北京，月工资在90元左右，深圳给予名校毕业生的工资也仅仅在600元左右，相对于美国、日本和欧洲来说，中国的劳动力工资实在是太有竞争优势了。用中国工人替代美国工人，同一个企业能赚更多的利润。这与当前阶段部分公司更愿意用越南工人、印度工人代替中国工人一样，因为越南工人与印度工人薪酬更低。
生产成本可以分为（1）固定成本，主要是厂房建设、土地租金、使用期限较长的生产设备等；（2）可变成本，主要是原材料、零部件、电费水费等。劳动力成本是归于固定成本还是归于可变成本，取决于企业家的价值观与人生理念，依赖于劳动合同安排。
采矿、冶炼、汽车、手机等众多制造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意思是固定成本特别巨大，随着产量不断增加，单位产量分担的固定成本急剧缩小，比如问界M9的厂房、设备与研发成本（高技能工程师的薪资）组成的固定成本特别高，50万的定价，一年卖10万辆可能覆盖不了固定成本的折旧，而要是能卖30万辆，每辆车的固定成本将大幅降低，从而实现较高的毛利率。
对于规模经济特征明显的行业来说，销量对于毛利率至关重要。
由此来看，我们常说的压低成本，最佳的方式是（1）提高产销量，而不太好的方式是（2）降低政府、上游企业和劳动力的收入。
这里，我们特别想强调的是，微观逻辑与宏观逻辑存在合成谬误，即若不是基于扩大产销量的降成本，其实质是降低相关经济主体的收入，当每个企业都降成本时，相关的经济主体的收入都在下降，在宏观上，经济将迈入一个不断收缩的循环。可以说，针对某一个特定企业或者特定行业降成本，其实质是利润在不同企业和不同行业之间进行再分配。比如，降低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成本，其真实含义是把金融机构的利润让渡给制造业企业。
从全球宏观视角来看，中国是大宗商品净进口国，若压缩大宗商品价格，将减少巴西、澳大利亚、俄罗斯、沙特等资源国的收入，让这些国家对中国产品的购买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全球经济循环动能的下降。
从全球和全人类的经济利益来看，最佳的降成本方式是每个公司和行业尽最大努力提高产量与销量，把规模经济发挥到极致，充分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而次优的降成本是调整价格，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利益/利润的再分配，这是一种利益的零和调整。基于此，我们看产业经济政策，主要看一个产业链的产量与销量是否增加，若增加，就是帕累托改进的，若产量与销量是减少的，那么这种降成本的政策是人类总体利益受损的。
在成本概念中，主要的四组关系，（1）企业与上游企业的关系；（2）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3）企业与劳动力的关系；（4）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关系。这四组关系中，谁更为稀缺，谁能更多分得产出，从而实现更多利润，比如在半导体产业链中，ASML的光刻机全球独此一家，英伟达的CUDA为核心的GPU架构全球独此一家，台积电的3nm生产工艺和先进封装全球独此一家，所以这三家公司的分得的利润最多；在钢铁产业链中，铁矿石主要是四大矿山，而钢铁冶炼却有数十家公司，故而钢铁产业链的利润主要集中在四大矿山，而更不是钢厂。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起来，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起来，主要是政府部门从企业拿走的利益太大了，企业无利可图。很多制造业企业从欧美迁到日本，又从日本迁到亚洲四小龙，再从四小龙迁到中国大陆，当前再迁往墨西哥、东南亚、印度，都是基于劳动力工资的考虑，而对于异质性较强的顶级技术精英与工程师，则依然在各国国内，比如谷歌、微软、苹果的工程师集中在美国硅谷，华为、比亚迪、大疆的工程师集中在中国深圳、北京与东莞，背后的原因是墨西哥、东南亚提供不了又便宜又顶级的技术精英，劳动力的异质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一个采取制造业立国战略的国家来说，有两个成本是可以尽量控制的，一个是政府部门的广义税负，一个是金融机构的广义收入，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广义收入越低，那么制造业的成本越低，其产品在国际市场越有竞争力。一个城市集中的制造业企业越多，每个企业分担的政府成本越低，所以制造业企业具有马太效应，一个地区的制造业越多，就越能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当企业规模不变时，政府部门广义税负降低，意味着官僚体系的总广义收入下降，整个官僚体系要过紧日子；金融机构的广义收入下降，意味着金融从业人员的薪资要下降。改革的阻力是巨大的，一是官僚体系会千方百计为自己谋得利益，二是金融机构会通过各种手段做大金融体系，从制造业企业谋得更多收入。由此，决策层、官僚体系、金融机构、制造业企业就成了一个四方博弈的复杂体系。决策层要依靠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但又要防止官僚体系拿走的利益太大；决策层要依靠金融机构进行优化资源配置，培育科技公司，但又要防止金融机构拿走的利益太大。简言之，决策层一方面利用官僚体系和金融机构培育与辅助制造业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防止官僚体系、金融机构拿走的利益太大，让制造业企业发展丧失了利润激励。
过去30年，美国对制造业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中部州低收入工人的收入相对下降，现在开始制造业回流，比如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美国政府给予百亿美元的补贴。过去30年，中国对技术研发的重视程度不够，全民炒房，尤其是知识精英群体从名校毕业后，开始进入房地产公司、金融机构做大地产--金融体系，而对从事技术研发不感兴趣，中美关系方向变化后，核心技术被卡了脖子，现在决策层开始抑制金融地产，相对提高高科技公司的薪酬，引导高考高分的学生报考中科大、华中科大、哈工大、北航、北理工，而不是报考财经类院校。
经费的引导更为显著，2024年四
所高校的年度预算经费超过200亿元，包括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算增加明显，2022年144.18亿元，2024年194.63亿元，增幅3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经费约为148.84亿元。北京理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预算也超过100亿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经费预算超过50亿元。
简言之，一个经济主体的成本是另一个经济主体的收入。最佳的降成本方式是扩大产量与销量。从微观视角来看，在生产规模不变时，降低一个经济主体的成本，其实质是降低相关经济主体的收入，属于利益的再分配。从宏观视角来看，若试图降低所有经济主体的成本，那么经济循环将进入到收缩趋势中。当前中国决策层让官僚体系过紧日子，以压平利率曲线的方式压低金融机构的利润，其真实意图在于改变制造业企业与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利益分配，内嵌着制造业立国的战略，与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国家战略都指向对科技生产力的极其重视。一个以制造业为主体的经济体会向（1）小政府；（2）小金融体系的方向调整。一个以金融地产为主体的经济体会向（1）大地产；（2）大金融体系的方向调整。过去几十年，中国选择了后者，现在试图转向前者，但是转变的痛苦巨大无比，众多家庭难以适应，毕竟要面临着严重的资产复制表收缩。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过程不同，结局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