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权社会、乱伦禁忌和弑父弑君来谈人伦的“解体”

近代以来，社会人伦关系发生重大变迁，从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人伦关系在20世纪的中国和西方同时遇到了深刻的反省。本书作者长期关注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动荡，通过对西方思想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出西方思想作为“形质论”，中国思想作为“文质论”的结论。这本书从现代人伦思考中几个颇具极端性的命题切入——母系社会、乱伦禁忌、弑父弑君，分析了从达尔文、巴霍芬、摩尔根、涂尔干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相关理论，并继续追问人伦问题背后的哲学根源。作者透露出的态度也许是悲观的，他认为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人伦面临全面解体的危险，这将带来人们对大至国家小至家庭的焦虑和信任危机，在此情势下，中国思想的“文质论”或许是重建人伦道德的一个可能的思想路径。（本期推荐人/柏琳）

为什么我们又感觉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人伦遭到了长期的忽略呢？这并不是因为人伦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无论在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还是现代的生活方式中，人伦都是西方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不是因为重要的思想家不谈人伦，虽然像弗洛伊德这样的家庭主义者很少，但在大多数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著作中，对人伦的讨论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很难想象，人们在思考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时候，会完全抛弃掉家庭问题，涂尔干把家庭当作一切神圣制度的源头，更是将人伦问题上升到了最高位置。

真正原因在于，当西方思想家在回答更根本的哲学问题“人性自然与文明生活有什么关系”时，把这个问题转换成了：人有没有可能在现实的生活之上，追求一种超越的精神生活。于是，现实物质世界与超验精神世界的二元分立，成为西方哲学思考“形质论”传统的一个重要品格，而人伦问题往往被掩盖了。

在这二者之间，人伦应该处在什么位置上，是一个存在很大讨论空间的问题。一方面，人的一些基本需求，如性需求、生儿育女、延续种族等等，好像属于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血缘关系也只不过是最基本的自然关系；但另一方面，人类在家庭中相互结合，家庭中的道德伦理，似乎又是迈向文明的重要步骤。在古今哲学家的诸多人伦争论中，问题的焦点就往往发生在这双重性之上。像《理想国》中所描画出来的智慧世界，就把尘世生活的诸种制度和道德拒斥在地上；基督教的柏拉图主义继承了这一思路，奥古斯丁同样将现实中的家庭当作魔鬼之城的一部分。但亚里士多德就看到了家庭生活与城邦的关联，对家庭中的道德伦理有更多肯定，托马斯·阿奎那也对家庭和国家都有更多肯定。至于巴霍芬将母权社会当作更接近自然，而父权社会是精神性的，涂尔干把家庭当作最初的神圣社会，都充分肯定了人伦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不过，巴霍芬和涂尔干又都将人伦关系拆解了，他们所肯定的只是一部分的人伦关系，却把其他类型人伦关系的地位大大降低了，这还是因为，人伦关系很难纳入他们对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圣俗二分框架。

这种二元分立在古典希腊哲学中已经很明显，灵智派将它推到极端；基督教虽然试图以万能的上帝和意志概念来沟通二者，但在实质上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分裂。夹在二者之间的人伦问题，也会被卷入这种对立和断裂当中。所以，到了现代思想中，我们既会看到涂尔干这样对人伦关系的高度肯定，也会看到弗洛伊德那样对人伦问题的彻底化约；既可以看到对精神生活更高的追求，也可以看到自然世界的空前反抗。于是，人伦关系就变得更加复杂。

这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但人类生活的一些方面却回到了混同于禽兽的状态。表面上，这是一个普遍追求平等的时代，但很多思想家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平等是深入骨髓的；时代的精神要求人们走向充满爱的世界，但文明的发展却把一切都变成了冷冰冰的商业关系。难道文明的进步都只是假象，这一切带来的都仅仅是道德的堕落与人伦的解体吗？平心而论，我们无法这样彻底地否定现代文明的成就，无论是它带给全世界的还是中国的，进步当然应该得到肯定。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这种进步是在文明与自然高度分裂的状态下达到的。正是由于这种高度分裂，在精神性创造达到极其崇高的境界之时，那些固守尘世生活的人们似乎显得尤其粗鄙和庸俗。本来是为了纯化道德、敦厚人情的礼节，现在却显得极其虚伪、平庸、装腔作势、俗不可耐。这是一个崇高与鄙俗同在、文明与野蛮共存的分裂时代，人伦的解体正是这种分裂的后果。但这种解体更多发生在意见中，我们毕竟仍然生活在人伦之网当中，没有一刻可以回避人伦的问题。如何为人伦生活重新找到妥当的安置，不仅是这个诡异时代的重要问题，而且牵涉到对宇宙观、世界观的全面调整。这要求我们在思考崇高生活的哲学框架中，给人伦问题一个新的定位，看有无可能使它不会随着精神追求而分裂和跌落。（摘自《人伦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