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金融与环境政策：绿色洗钱是否需要为可持续投资制定分类体系？
我们的论文分析了在可以使用传统环境监管工具来解决企业生产引起的外部性时，规划者是否应该为可持续投资产品设计一个分类体系。我们首先表明，针对零售投资者市场提供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基金涉及绿色洗钱，因此需要强制性的分类体系来产生可持续金融的实际效果。然而，只有在金融摩擦限制了社会有价值的经济活动时，引入这样的分类体系才能在最优选择的环境监管之上提高福利。否则，环境政策本身就足以最优地解决外部性问题。
Roman Inderst, Marcus M. Opp,
Sustainable finance versus environmental policy: Does greenwashing justify a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investmen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ume 163,2025,103954,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54.
稳健性与动态情绪
调查预期中的错误显示出悲观和乐观的波动。本文开发了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用以捕捉这种随时间变化的信念。在我们的模型中，动态信念是由于代理人对替代模型的态度而内生地产生的。决策者的信念扭曲产生了逆周期的风险厌恶、顺周期的投资组合权重和逆周期的均衡资产回报。我们模型的一个校准版本被证明能够同时匹配调查数据和股票市场中的显著特征。
Pascal J. Maenhout, Andrea Vedolin, Hao Xing,
Robustness and dynamic senti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53,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53.
信息技术与贷款人竞争
我们研究了信息技术（IT）如何在空间模型中影响贷款人竞争、企业家的投资和福利。IT改进的效果取决于它是否削弱了贷款人与借款人距离对监控成本的影响。如果确实如此，它对企业家的投资和社会福利有着驼峰形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竞争强度不会变化，提高了贷款人的利润、企业家的投资和社会福利。当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严重时，IT引发的竞争更有可能降低投资和福利。我们还发现，贷款人的价格歧视并不是福利最优的。我们的结果与关于中小企业贷款的经验研究一致。
Xavier Vives, Zhiqiang Y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ender competi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57,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57.
信贷供应与房价：来自抵押贷款市场细分的证据
本文开发了一种差异中的差异估计器，利用符合贷款限额的年度变化和80%贷款价值比（LTV）阈值来隔离信贷更容易获取对房价的影响。成为有资格获得80% LTV符合贷款融资的房屋，其价值每平方英尺增加了约1.17美元，同时控制了一系列丰富的特征。我们的估计意味着房价对利率的地方弹性低于6，这表明利率被资本化到价格中的程度低于依赖于更聚合变化的研究所提出的。
Manuel Adelino, Antoinette Schoar, Felipe Severino,
Credit supply and house prices: Evidence from mortgage market segment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58,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58.
投资者的道德偏好：实验证据
我们在节俭的实验环境中描绘了投资者的道德偏好，在那里我们拍卖具有各种伦理特征的股票。我们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投资者寻求将他们的投资与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对齐（“价值对齐”），并且没有发现由投资决策的社会影响驱动的行为（“寻求影响偏好”）。首先，对股票的支付意愿（WTP）是企业外部性的增加和准线性函数。其次，当企业外部性取决于投资者购买拍卖的股票时，这种支付意愿不会改变。因此，我们的结果与一个效用最大化模型相一致，在该模型中，企业外部性的非货币利益仅通过股票所有权累积，而不是通过投资决策的实际影响。最后，直接为外部性做出贡献的能力（通过捐赠）并不减少对美德股票的支付意愿。
Jean-François Bonnefon, Augustin Landier, Parinitha Sastry, David Thesmar,
The moral preferences of investors: Experimental evide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55,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55.
从雇员到企业家：失业风险的作用
我们利用瑞典的行政数据研究工资雇员决定成为企业家时失业风险的作用。利用2001年瑞典放松的“后进先出”（LIFO）解雇规则作为失业风险的外生冲击，我们发现面临增加失业风险的雇员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对于那些长期雇员来说，这种影响更为明显，因为他们首次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当我们追踪企业家的收入动态和他们企业的表现时，我们发现那些曾经面临更大失业风险的企业家并不比其他企业家表现得差。我们的结果提供了一些最早的实证证据，说明雇员如何应对增加的失业风险。
Ai Jun Hou, Sara Jonsson, Xiaoyang Li, Qinglin Ouyang,
From employee to entrepreneur: The role of unemployment risk,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66,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66.
金融市场中的信息共享
我们研究了对资产基本面有了解的战略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共享。我们证明，如果对方的投资者了解得很好，一个粗略了解的投资者最优选择是分享信息。通过这样做，粗略了解的投资者邀请对方投资者根据他的信息进行交易，从而减少他的价格影响。矛盾的是，了解得很好的投资者因为市场流动性的恶化和粗略了解的投资者更积极的交易而从接收信息中受损。我们的分析揭示了投资者之间的私人通信和社交媒体上的公共信息共享等现象。
Itay Goldstein, Yan Xiong, Liyan Yang,
Information sharing in financial market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67,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67.
零工劳动：用安全网换取方向盘
利用美国个人信用档案与失业保险(UI)匹配的行政数据，我们展示了被解雇的工人如果能够使用Uber，他们对家庭债务的依赖更少，拖欠情况更少，申请UI福利的可能性也更低。我们的经验策略利用了Uber在不同城市分阶段市场进入以及其进入对不同车龄车主的不同影响，车龄是该平台的一个关键资格要求。我们得出结论，Uber的引入减少了对这些替代手段来平滑极端收入冲击的依赖。
Vyacheslav Fos, Naser Hamdi, Ankit Kalda, Jordan Nickerson,
Gig labor: Trading safety nets for steering wheel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56,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56.
基于套利的恢复定理
我们基于无套利原则开发了一种新颖的恢复定理。要实证地实施我们的基于套利的恢复定理，只需要观察单一到期日的Arrow-Debreu价格。我们使用超过26年的标普500期权数据进行了几种不同的密度测试和均值预测测试，我们发现我们的方法能够正确恢复标普500指数月度回报的概率分布，尽管存在一个非平凡的永久性SDF（随机贴现因子）组成部分。
Arbitrage-based recovery,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69,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69.
抱负效用与投资行为
我们探讨了抱负——如在社交互动中形成的抱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投资决策中的“令人困惑”的行为模式。我们提出了一种抱负效用，让人想起弗里德曼和萨维奇（1948年）的观点，其中社会考虑（例如，地位担忧）为抱负提供了经济基础。我们展示了这种效用可以解释一系列观察到的投资者行为，如对右偏和左偏资产的需求；处置效应的某些方面；以及与实证观察一致的股票市场参与模式。我们用两项新的实验室实验研究来证实我们的理论研究结果，在这些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参与者对风险彩票偏度的偏好随着实验室诱导的抱负变化而变化。
Andreas Aristidou, Aleksandar Giga, Suk Lee, Fernando Zapatero,
Aspirational utilit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70,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70.
来自银行干预的信号和污名：1933年银行假日的教训
1933年3月，全国性的恐慌迫使罗斯福总统宣布银行假日。政府使用一个发送有关银行健康状况嘈杂信号的过程，逐步重新开放银行。新的微观数据显示，公众对这些信号做出了反应。迅速重新开业的银行的存款增长速度比几天后甚至几周后重新开业的类似或更强大的银行要快。迟开的污名持续了十年。这种污名将资金从被污名化的银行转移到被赞扬的银行，以及它们服务的社区之间。尽管这种转移持续了十多年，但它对各地从大萧条中恢复的速度没有产生可衡量的影响。
Matthew Jaremski, Gary Richardson, Angela Vossmeyer,
Signals and stigmas from banking interventions: Lessons from the Bank Holiday of 1933,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68,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68.
CEO更迭与董事声誉
本文分析了强制CEO更迭对外部董事声誉的影响。我们发现，与强制CEO更迭有关联的董事在随后的连任选举中，相对于非更迭关联董事，其被扣留的投票数量大幅且持续增加。董事不会因为参与更迭本身而受到惩罚，而是因为与董事会治理失败相关的强制CEO更迭而受到惩罚。我们的结果挑战了普遍的观点，即强制CEO离职通常可以被视为公司治理良好运作的标志。
Felix von Meyerinck, Jonas Romer, Markus Schmid,
CEO turnover and director reput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25,103971,ISSN 0304-405X,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24.103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