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都爱逛公园？

撰文 |  林杨攀

编辑 |  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都市之肺”

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是位于英国利物浦的伯肯海德公园。

这座由英国建筑设计师约瑟夫·帕克斯顿操刀，于1847年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公园，设计初衷并不完全是为了让公众可以在此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时期，缓解工业革命、城市扩张带来的种种环境问题才是公园的首要功能。

“那个时候西方的城市规划者将公园叫做‘都市之肺’，他们希望公园可以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净化人的身心。”林峥指出，现代公园在诞生之初就承担了重要的启蒙、教化民众功能，当时的设计者还在公园中设置了图书馆、音乐厅、美术馆这类文化设施，期望公园这一空间亦能在精神层面提升公民素质。

公园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但过去它指向的是官家园林，与西方语境下的公园截然不同。直到晚清，作为西方市政建设的重要成果，公园（Public Park）的概念经由当时士大夫的介绍被引进中国，强调由公家兴建、供市民休息娱乐的性质，公园一词的含义才逐渐统一为我们今天认知中的公园。

林峥认为，一百多年以前，晚清知识分子对公园的提倡，超越了对公园这一空间的向往，事实上是对其背后象征的一整套西方文明的推崇。

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启蒙者眼中，西方公园的启蒙、教化功能与他们渴望启发民智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渴望通过公园这一公共空间实现“维新吾民”的目的，培养国民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规范和礼节，尤为重要的是，培育出身心健康的公民。

受此类思潮影响，清政府在1907年建成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基于原有的三贝子花园改建而成的公园，被认为是北京公园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座公园。

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都延续了利用现成园林的思路，在已有皇家园林的基础上兴建公园。因此，北京很多公园并不符合当时人们对于现代西式公园的想象，但这也正是北京公园的特色。

“公园可以作为近代北京的隐喻。”林峥总结，“过去与现在不是一刀两断，而是过去生长在现在之上，获得新的生命。”

时髦人物的文化空间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央公园里的“来今雨轩”常常高朋满座、名流云集，是当时北京首屈一指的公共文化空间。

“大概当年北京的一等名流，很少有哪一位没在来今雨轩坐过茶座吧，来今雨轩茶资最贵，其实茶资贵还在其次，主要是它家的文化层次高、气氛浓，因而一般茶客是很少插足的了。”学者邓云乡曾如此描述。

民国时期的公园已经不仅仅是娱乐空间，更是文化空间、政治空间、情感空间、商业空间。当时的知识分子很喜欢聚集在那里。

平民大众却被公园高昂的门票价格拒之门外。作家张向天在1937年的文章中提到，“如北海公园、中山公园、中南海公园等等到底不能算是平民消夏地，因为那二十枚的门票限制，许多俭食省用的住户小家，是隔在外面了。”

有一次，学者吴宓携一家老小去颐和园游玩，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去趟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可谓路途遥远，算上往返车费和食宿费用，这趟行程共计花费100多块大洋——这是普通人一年都赚不到的钱，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月工资仅有几块大洋。

即便平民大众消费得起，距离寻常生活甚远的高雅格调也时常让人对公园望而却步。

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朱光潜就表示，尽管北海公园“比我所见过的一切园子都好”，他仍然更偏爱平民化的后门大街（今北京地安门外大街)，因为“在北海逛的是时髦人物，个个是衣裳楚楚，油头滑面的”，如果没有将自己捯饬得光鲜亮丽，走在其中不免自惭形秽，但后门大街不同，那里“没有人嫌你怪相，你可以彻底地‘随便’”。

人民的公园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在1955年的影片《祖国的花朵》中，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成为无数人的童年回忆，这首歌描绘的正是一群小朋友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快乐场景。

林峥提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校组织去公园出游的传统形成。如果说民国时期逛中央公园、北海公园是当时少数文化精英的“特权”，那么1949年后，北京的公园才真正成为人民的公园。

“人民的公园”这一构想体现在重建北京的规划蓝图中：政府将行政中心设置在二环以内，并且打通中山公园、什刹海、景山、北海等城市空间，使其成为一个巨大的绿地公园，可以容纳百万人民群众在节日里庆祝。

今天的公园已经实现了当初“人民的公园”的设想——广场舞、相亲角、游乐园，以及大爷大妈晨练、遛弯，公园真正成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