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革命｜中｜必然的革命｜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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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Albert SOBOUL／ 译｜ 马胜利 高毅 王廷荣 ／ 责编｜ PLUS

1789年7月14日，在巴士底狱被攻占的当晚，路易十六惊恐不安，他问左右：“这是一场叛乱吗？”利昂库尔公爵答道：“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最有远见卓识的人认为，这场革命由来已久。早在1762年，卢梭在他的《爱弥儿》里写道：“我们已临近危机状态和革命时代，谁能保证你那时候将会怎样？”伏尔泰在1764年4月2日给肖夫兰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为必将会发生的一场革命撒下种子，而我却无幸做这场革命的见证人了。”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模糊地看到，甚至祈愿这类事件的发生。

现在革命已从思想意识的范畴变成了现实。但一旦跳出思辨的范畴，进入生活和历史的范畴，革命这个词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它打动人们的心弦，激起一些人的希望和信心，使另一些人仇恨和恐惧。在5年里，对于长期为每日面包所迫的人民来说，它是活生生的、充满希望或威胁的现实，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人都接受它。从那时以来，“革命”这个词丝毫没有失去它的价值和力量。它激起虔诚或仇恨，恐惧或希望，永远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心中。

院外曾经推送过 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建筑 ，而本次节选阿尔贝·索布尔的文章《什么是大革命？》的第二部分， 从大革命时期的巴纳夫到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尤其是米涅和基佐再到马克思，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不断深化。巴纳夫上升到历史普遍规律的高度。“只有纵观自封建时代至今指引着欧洲各国政治的全部运动……才能明确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总原因。”革命表现出两种必然性：变革的必然性和暴力的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它并不排除自由意志。人完全保持对其行为的责任。

革命的原因总是比人们假设的更为普遍……事件比人们所知道的规模还要大。那些仿佛是由偶然的、个人的、或某种外部特殊利益造成的事件，也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和另外的意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已经明确表现出来。

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想法有助于他的革命思想的一步步形成，并且最终纳入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 阶级斗争只是社会经济组织内在矛盾的表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旧制度的社会特点之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传统社会关系的顽固性使矛盾进一步加剧，到了18世纪末、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激化了。这样，马克思主要从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出发，得出了他认为的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

Member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Guard stormed the Hôtel des Invalides

阿尔贝·索布尔｜ Albert SOBOUL

什么是大革命？｜中 ｜必然的革命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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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或巴贝夫都未能对革命过程的这种分析更加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一些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从大革命时期的 巴纳夫 到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尤其是 米涅 和 基佐 再到 马克思 ， 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不断深化。

巴纳夫 第一个对法国革命作出远远超过所谓特殊范例说法的解释，并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我们知道， 饶勒斯 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里对巴纳夫写于1791年底的《法国革命导论》是何等重视。根据 罗伯斯庇尔 的提议，制宪议会规定它的议员不得重新当选，因此巴纳夫退出了政治生活。

饶勒斯 认为，巴纳夫是第一个“最明确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原因，也可以说是 第一个提出法国大革命的经济理论的人 ”。

工场巡视员罗兰在1785年写道，多菲内省的企业集中，门类多样，冶金和纺织业占重要地位，这使它成为王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巴纳夫在这个工业区长期生活过，因此得出看法， 工业将导致掌握这种产业的阶级取得政权。 他提出这样的原则：土地贵族为他们自己建立的制度妨碍并推迟新纪元的到来。

但是，“久而久之，可以这样说，政治制度要接受地方的特性”，也就是说，它必然要适应特定地区新的经济条件。一旦工艺和贸易渗透到人民中去，并成了为劳动阶级服务的致富手段，一切政治规律方面的革命就在酝酿之中了。财富的再分配导致权力的再分配。 如同拥有土地提高了贵族地位一样，工业增强了人民的权力。

这些原则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表现是不难发现的，它既不是偶然现象，也不是局部的现象。 “所有欧洲政治共同的发展规律在法国孕育了一场民主革命，并使它在18世纪末爆发。 ” 饶勒斯 这样评论道： “革命的资产阶级对自己的力量，对它所代表的经济和历史运动，具有非常现实和透彻的意识。 ”

巴纳夫对多菲内资产阶级的思想作了绝妙的分析和解释。 他明确宣告 工业资产阶级与诞生于暴力、拥有封建地产的地主阶级的对立。 这种对立正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无法克服的冲突。

因此， 巴纳夫 上升到历史普遍规律的高度。

“如果孤立地，脱离我们围周环境和以前时代的历史来看这场震撼法国的大革命，就决不能对它得出正确的看法。 为了判断其性质，剖析其真正的原因，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 只有纵观自封建时代至今指引着欧洲各国政治的全部运动……才能明确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造成这种结果的总原因。”

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 都没有能够读到巴纳夫的著作。他的《导论》1843年才由他的同乡、德罗姆省的贝朗瑞出版。但是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投身反对极端反动派、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以历史作为政治武器。他们 出于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强调法国大革命的阶级性和历史必然性。

梯也尔 的《法国革命史》和 米涅 的同名著作分别出版于1823年和1824年。 夏托布里昂 在他的《历史研究集》里称他们为“宿命论学派”。他们两人确实都在法国大革命中及其后续各阶段里看到了既定原因合乎逻辑的发展。 两人都认为恐怖是必要的坏事，因为没有它也就不能拯救国家了。

梯也尔 的《法国革命史》里贯穿了 一种“必然力量”的思想，它推动着整个革命的进程，克服一切障碍直至最终达到目的。

“尽管共和主义产生了无套裤汉思想，无套裤汉思想又产生了委员会制度以及后来的十头政治甚至三头政治，但它们只是自由思想，即大革命固有的思想持续发展的各个阶段。这种思想并不因此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而且，“革命还具有军事性质，由于它一直同欧洲不断进行斗争，因此它必须使自己强有力和稳固地确立起来”。……“雾月18日政变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 它并不排除自由意志。人完全保持对其行为的责任。

米涅 在为《法兰西信使报》撰写的文章里，比他的《法国革命史》更加明确地阐明了他的革命哲学。他深信，革命都有“共同的进程和某些不同的意外事件。对一场革命作出解释，也就解释了所有的革命……同样的现象是通过相同的规律反复出现的“（1822年5月25日）。

革命表现出两种必然性：变革的必然性和暴力的必然性。 这两条宿命论的基本原则贯穿了米涅的全部《法国革命史》。

变革的必然性： 变革是生存的本质所在，世上不存在不变的历史。 革命都服从于一种合理性：“（革命）从来不是任性的结果，一个民族决不会为区区小事而闹得天翻地覆。”

暴力的必然性； 暴力与革命是不可分开的，同社会阶级的冲突也是紧密相连的； 分析暴力的发生，就是解释“革命的进程”。找出暴力的伦理，就是“使革命合法化”。在 米涅 看来，革命暴力是件坏事，但它是必要的坏事。然而他在追溯这件坏事的根源时，发现了它的合法性：

“如果说革命在世界经济中是完全必要的，那么随之而来的灾难就不能成为反对它的理由……应该受谴责的是那些反抗这种必要性的人，而不是运用暴力的人……应该用血泪控诉那些武装起来压迫别人的人，而不是控诉为正义而战斗的人。”

（1822年12月8日）在米涅的《法国革命史》（1824年出版）里，他所解释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阶级斗争。

从历史的必然这层意义上看，革命不仅在发动阶段，而且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当一次变革势在必行、并且时机又已到来，那么什么都阻挡不了它，一切事物都会促使它成功。” 1789-1791年的第一次革命是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革命。 它是使法国制度同“新的利益和需要”（即资产阶级的）协调起来所必需的。 1792-1794年的第二次革命是人民群众的革命。 它是由国内外贵族反革命的抵抗挑起的，它服从于暴力的必需，是革命政府和恐怖的“可悲的必然”。

“特权等级曾企图阻止革命，欧洲也曾试图使它屈服，而当它被迫进行斗争时，它既未能量力而行，也未能在胜利时适可而止。内部的反抗导致了人民大众掌握最高主权，而外部的侵略则导致了军事统治。然而，尽管产生了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目的还是达到了： 旧社会在革命中被摧毁，新社会在帝国时期建立起来。 ”

基佐和梯也尔、米涅遵循同一路线。泰纳认为，基佐是“哲学派”和“思辨历史“最出色的历史学家。

在《法国史论集》的第4篇（1823年出版）里， 基佐 强调政治制度是由“礼会状况”、各不同阶级的关系和“人的状况”决定的，而归根结蒂，“人的状况”是由“土地的状况“决定的： 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决定了阶级关系，人的地位和国家的结构。

1826年， 基佐 开始出版他的《英国革命史》。他说：

“人们或是为之庆贺，或是感到涴惜，或是祝福它们，或是诅咒它们，所有人都完全忽略了这些革命（1640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的影响。这些人把革命同历史完全隔开……让它们单独承受咒骂或享受荣誉。现在是抛弃这些幼稚骗人的空话的时候了。”

这两场革命都深深地扎根于民族的历史之中：

“（革命）所说的、所想的、所做的，全都是在它们爆发前曾被千百次说过、希望过、做过或尝试过的。”

在他1823年出版的《法国史论集》里，基佐早已强调

“革命的原因总是比人们假设的更为普遍……事件比人们所知道的规模还要大。甚至那些仿佛是由偶然的、个人的、或某种外部特殊利益造成的事件，也有其更为深刻的根源和另外的意义。”

这些根源，主要应该从阶级利益引起的斗争中去寻找。

1828-1830年间， 基佐 在巴黎大学讲授《法国文明史》。他把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最后胜利看做法国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人民大众和贵族之间，资产阶级慢慢地确立起新社会的框架，并且使新社会的思想逐步明确。 1789年革命则是对这个新社会的确认。

“人人都知道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在法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它是法国文明最积极、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归根结蒂，是它决定了法国文明的方向和特性。从社会的观点以及从它同我国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阶级逐渐扩大，其地位不断提高。它首先是有力地改变了、然后是战胜了、最后则是吸收或几乎吸收了其他所有阶级。”（第46讲）

对社会冲突进行的精确分析，使基佐能理解 法国革命与上一世纪英国革命不同的特点。

“上层阶级盲目的争斗使建立自由政府的尝试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与贵族不是团结起来抵抗专制主义，或建立和实行自由体制，它们各自为政，势不两立，热衷于互相排斥。一个阶级拒绝实行任何平等；另一个阶级则反对任何优势。”（1857年版的前言）

整个这段话都是需要引述的。基佐最后总结道：

“贵族和资产阶级未能一致行动以便共同获得自由和强大起来，他们使自己连同法国一起陷入了革命。”

因此， 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中已经明确表现出来。 大家都知道1852年3月5日 马克思 致魏德迈信中的这段话：“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页332。——译者〕

马克思 在这里所指的是 基佐 ，还有 奥古斯坦·蒂埃里 。他在1854年7月25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称奥古斯坦·蒂埃里为“法国历史编级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大家知道，马克思是何等重视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是如何对国民公会感兴趣，以致曾一度想撰写这段历史。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想法 有助于他的革命思想的一步步形成，并且最终纳入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

阶级斗争的概念已经明确地表现出来，对法国革命的研究使 马克思 开始探索那个有能力要求取得全面优势的“特殊阶级”的特点。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出版）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 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个别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 要取得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优越感是不够的。

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会个别阶级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个等级成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点就必须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须成为一般障碍的化身，成为一切等级所共通的障碍的体现……要使一个等级真正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阶级相反地就应当成为明显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普遍消极意义决定了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普遍积极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12。——译者〕

在这后面的几行话，很明显是引述 西埃耶斯 及其小册子里的话。

那么， 这个“一般障碍”是什么呢？ 答案就在《共产党宣言》中（1848年出版）。马克思在他一段著名的话里提到：“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提请注意这句话后，他强调：在18世纪末，现存的生产关系、封建的所有制以及农业和手工工场的组织， 都不再适应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并且成为经济发展的秷桔。 “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因此，阶级斗争只是社会经济组织内在矛盾的表现。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旧制度的社会特点之一。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传统社会关系的顽固性使矛盾进一步加剧， 到了18世纪末、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激化了。

这样， 马克思 主要从对法国革命的研究出发，得出了他认为的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对此作了解释，并得出结论：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

▶ 版权归 作者-译者所有 。

文章来源 ｜ 本文最初发表在《思想》杂志，题为《国家与社会》 ｜ 1981年1-2月号（总第217-218期）

未完待续

▶ 法国大革命史

前言

序言

引论 旧制度的危机

第一章 社会危机

第二章 制度危机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贵族阶级的反叛（1787-1788年）

第一部分 “民族、国王、法律”。资产阶级革命和人民运动（1789-1792年）

第一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1789年）

第二章 国民制宪议会。妥协的失败（1790年）

第三章 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和法国的重建（1789-1791年）

第四章 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年）

第五章 立法议会。战争和王座的倾覆（1791年10月-1792年8月）

第二部分 “自由专制主义”。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1792-1795年）

第一章 立法议会的结束。革命激情和国防（1792年8-9月）

第二章 吉伦特派国民公会。自由资产阶级的失败（1792年）

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

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第五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资产阶级的反动和人民运动的终结（1794年7月-1795年5月）

第三部分 “一个有产者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共和国与社会的巩固（1795-1799年）

第一章 热月党国民公会的终结。1795年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共和三年宪法

第二章 第一督政府。自由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第三章 第二督政府。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终结（1797—1799年）

结论 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

革命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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