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国就能赢得长平之战？

连环画，长平之战，赵军在秦军的强势进攻下伤亡惨重，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结束于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可以说是长达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以赵军40万被秦军坑杀为结局，至今令人心悸不已。司马迁在《史记》给出的说法是赵国中了秦国的反间计，用赵括取代名将廉颇担任主将，葬送了赵军，遂令“纸上谈兵”的成语留诸后世。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赵括，赵国是不是就能赢得这场国运攸关的战役呢？

战国时期的长平位于今天的山西省晋城高平市西北。秦赵间的长平之战，其实源自秦国与韩国的上党（主要在今天的长治市）之争。到了战国中期，“三晋”（魏、赵、韩）的疆域与“三家分晋”（前403年）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赵国的中心从晋阳（今山西太原）转移到了邯郸（今属河北）；魏国则丢掉了起家的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只剩下以大梁（河南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土地。至于“三晋”中最弱小的国家韩国，其国土也只剩下被黄河分隔开的两块不大的地方，一块在河南西北部，都城就是春秋时的郑都（新郑），另一块在山西的东南部。

长平之战前，一连数年秦军都在进攻黄河以北的韩国领地。秦国攻韩，由来已久，不过以往是零敲散打，此刻却想把黄河以北的部分全部吞掉。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克野王（今河南沁阳），完全断绝了孤悬在黄河以北的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交通。秦军步步紧逼，兵进荥阳；韩王惊恐，派使节入咸阳谢罪，割让上党向秦国求和。但上党守冯亭是个硬汉子，他不肯降秦，却把上党献给赵国，用意是“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挡）秦”，希望韩、赵联合，杀退秦兵。

对于赵国来说，上党这块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也是块烫手的山芋，一旦接收无异于与秦国开战。不过仔细考量地势，其实赵国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韩国的上党郡位于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是一个四周高中间低的高原盆地，东面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相连，西面太岳山与河东盆地相接，南面太行山、中条山与中原相临，北面五云山、八赋岭等山地与晋中盆地相近，中间主要是上党盆地，其居太行之巅，从中原和华北平原看上党地区，如在天上。按照《释名》的说法：“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上党之地，据高设险，形势完固，适处沁、漳二河汇合之处，向为兵家攻守重地。唐代的杜佑就认为“上党之地，据天下之肩脊”。

对于赵国而言，巍峨的太行山是保卫首都邯郸的西面屏障，而要确保太行屏障的稳固，重点在于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而要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却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上党便是其中之一。从上党东下太行进入河北的通道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太行第四陉滏口陉，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旁人自此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实际上，在战国后期齐国、楚国都已遭到严重削弱，形成秦赵争雄的局面后，山西高原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楔入关中（秦）与河北（赵）之间，面向中原。无论是哪一方，能否取得对山西高原山地险要的控制都是存亡攸关的事。河北政权如果丢失了他们在太行山西侧的军事据点，必然导致经太行山下河北的几座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托，河北西部屏障尽失，实可谓大势已去：以河北平原地势之低，要仰争太行，殊为不易。这也就不难理解，赵孝成王不顾臣僚“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的警告，接受了冯亭的献地。赵王封冯亭为华阳君，食万户城3座，封县令3个千户城，官民赐爵三级，而由平原君赵胜出面接收了原韩国上党郡的17个城邑。

至于秦赵间的战事，无论赵国接不接受上党，恐怕都是难以避免的。元代学者胡三省就认为，“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赵国不争取上党，使上党战略要地落入强秦之手，虽能得到喘息时间，却终将面对秦的鲸吞蚕食，更无力对抗。反之，赵国接收上党，固然会使与秦国摊牌的时间提前，但占据上党有利地形，胜算提高不少。当时人也认为秦若未控制上党而攻赵，风险极高，“越山踰河，绝韩之上党而攻强赵，则是复阏与之事也”。这里的“阏与之事”指的就是公元前270年的赵军大破秦军的阏与之战，是役赵军主将正是赵括之父赵奢。

“廿一年相邦冉”青铜戈，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相邦魏冉监制的青铜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来，赵国的失策在于，既收上党又未全力据守，沉醉于上党的飞来之利，对秦军大举进攻显得措手不及。战国时期的秦国因好战嗜杀，素有“虎狼之国”之名。此次赵国坐享其成，得韩上党，不啻虎口夺食，秦昭襄王立即派左庶长王龁率秦军主力进攻上党，原先的秦韩战争遂一变而为秦赵战争。秦军攻势凌厉，握有地利的赵军却仓促迎战，把守的城池纷纷失守。冯亭被迫放弃上党郡，引残军及难民逃往位于上党郡治所（现在的山西长治）以南的长平。上党得而复失，赵国受地成为一场荒唐闹剧。此时，秦军虽已占领上党，但因争夺上党而引发的战火却未停息，乘胜追击的秦军与廉颇率领的赵军驰援部队在长平相遇。战国时期的华夏国家已经普遍采用郡县征兵制，全国人口都被编入国家的户籍。男子到达成年，就要登记名籍，叫作“傅”或“傅籍”，“傅”就是“附”，谓附着姓名于户籍上，“傅籍”就有随时服兵役的义务，极大扩充了兵源，战国七雄均“带甲”数十万乃至百万，使得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急剧扩大。于是，此前在战争史上寂寂无闻的长平，注定要让秦赵两国赌上国运，成为战国时代规模最大战役的战场。

当时的赵、秦两军可以说是中原最强大的两支军队。赵国军队的战斗力素来很强，阏与之战时，全副武装的赵军步兵从邯郸出发急行军至阏与，“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按古阏与城在今山西省和顺县西北，与邯郸的直线距离约为530十里，以当时里制估算，赵军的日行军速度已接近200里，没有严格的训练与强健的体魄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与此同时，新兴的铁兵器也正在进入赵军的武库。赵国的冶铁业发达，当时的赵都邯郸是中原冶铁业的中心，并因此出现了“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垺富”的郭纵、卓氏等人。与赵国相邻的中山国，冶铁技术也极为高超，其铁兵器很早就用于战争，据《吕氏春秋•贵卒》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赵灭中山后，中山国丰富的铁矿蕴藏、高超的冶铁技术无疑对赵国是极大的补充。赵都邯郸故城及石家庄市市庄村赵国遗址弓箭的大量出土就是明证，其箭挺用铁铸，只有镞仍用青铜制作，表现出铁器逐渐取代青铜器的趋势。

公元前300年—公元前200年：1.赵国骑兵；2.秦汉时西南部落步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从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之后，赵国在华夏诸侯国中率先引入了骑兵这一兵种。按照战国末年成书的《六韬》说法，“一骑当步卒八人”。因此赵军极为重视骑兵，其军中骑兵的比例接近1/10，而其他诸侯国只在1%左右，日后廉颇以年迈之躯尚能“被甲上马”以示勇武，可知他是一位“马上将军”，并非步将或车将。而赵奢，以军功封为马服君，虞喜《志林》曰：“马，兵之首也。号曰‘马服’者，言能服马也。”说明他也是一位善于训练和指挥骑兵的名将。

当然这也与赵国接近产马地有很大关系。赵国北部边界临近胡地，这里是气候和青草都适宜于马匹生长的畜牧地区。赵武灵王在代地的原阳设置骑邑，就是因为这里北部是群峰起伏的阴山，南部是水草丰茂的草原，这里马长得善跑、机灵而有耐力，是战马的最佳选择。《战国策》里记载，苏秦曾给赵惠文王写信，如果秦军从上党攻赵，扼住句注山和常山的农牧业分界线，那么，“代马胡驹不东”，畜牧区的马就“非王之所有”，表明代地的马匹是赵国战马的主要来源。赵军骑兵的武器装备也模仿胡人，远距离或冲锋时骑兵在马上弯弓射箭，短兵相接时就靠白刃格斗杀伤敌人。正是来去如风的铁骑配上先进的铁制兵器，使得赵军辟地千里，“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灭中山”……一度横行中国北方。

反观秦军，其迈入铁兵器时代的步伐比赵军缓慢得多，譬如迄今从西安兵马俑出土的40000件兵器，几乎全部由青铜铸成。但秦国在商鞅变法中实行的军功爵制形成的制度优势完全弥补了秦军在技术上的落后。对于秦国的老百姓而言，他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完全取决于在战场上获得的军功爵位。按照秦制，爵位共分20级，秦国的士兵只要“能得甲首一者”，便能“赏爵一级，益田一顷”，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当官为吏必须有爵，无爵者不能当官。甚至同在军中效力，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都有所差别。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仅能填饱肚子而已。因此，秦军对战争的渴望与热情远非六国军队可比，朱熹曾评论说“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韩非子更是说，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无所谓生死。当时人记载，上了战场的秦军光头赤膊，奋勇向前，六国军队与之相比，如同以卵击石。秦军士兵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着自己的对手，仅仅这样的文字记载，已经足够令人不寒而栗。

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秦军士兵：1.弩兵；2.戟兵；3.左手提人头、右手持矛的卫兵

作为战国后期中国最强的两支军队，秦赵相遇，更强者胜。公元前260年四月，赵军与王龁率领的秦军交战，初战失利，裨将茄被斩杀。六月，赵军再战又败，两个城堡失守，4名都尉（仅次于“将”的高级武官）阵亡。七月，赵军筑垒御秦军，秦军又斩杀赵军的两名都尉，夺占其西垒壁（今山西高平北的韩王山）。在秦军开始攻打赵军后才紧急担任赵军统帅的廉颇，此时只能被迫退守丹河，与秦军隔河相峙。

尽管司马迁在《史记》里惜字如金，但还是可以看出战场局势对赵军不利：短短3个月内，赵军遭遇了一连串失败，丢失两道防线，折损“一将六尉”。这个数字意味着赵军高级将领的伤亡十分惨重。几十年后，在秦的统一战争中，李信率20万伐楚，被项燕率领的楚军夜袭击败，7名都尉阵亡，已是一场惨败。可见当时赵军的伤亡应当非常大，至少损失了几万将士。无怪赵孝成王得知战报后的反应是“怒廉颇军多失亡”。

对于这时的赵国而言，和平的希望已不存在（战争爆发后，赵国遣使赴秦媾和，但以失败而告终），其在军事上有3种选择：主动攻击、自行撤军、持久防御。而战场的现实已经证明赵军野战不是秦军对手。而自行撤军，将大军撤回太行山以东，依托壶口关、滏口陉、井陉设防，且不说以新败之师如何抵御居高临下而来的秦军，秦军更可以挥兵北上，控制吕梁山与太行山上的险径要塞，截断邯郸与代郡、雁门郡、云中郡等北部地区的联系，将包括赵国起家的晋阳（太原）在内的太行山以西的大片领土全部并吞。这是赵国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战败的结果也不过如此！更重要的是，敌前撤退这样高难度的军事行动极度危险，当时临时征召的军队，虽然数量庞大，但组织度很低，敌前后退极易导致军心涣散、阵形混乱，一旦敌乘势追杀，将一败不可收拾，甚至全军覆灭，日后王翦趁项燕率兵东移突袭大破楚军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廉颇选择坚壁清野，坚守不出的策略实属必然。

两军相持，实际比拼的是双方的后勤能力。《孙子兵法》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按理说，长平距离赵都邯郸不过200里，而距离秦都咸阳在400里以上。战场态势应是赵军以逸待劳，而秦军远道而来，粮刍辎重补给维艰才对。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长期的重兵对峙给后勤带来的压力竟然成为压垮赵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在当时的说客口中，和平时期的赵国“粟支数年”。但赵国的农业仍不及魏、齐、秦等国发达。一方面，长平之战前秦国已拥有关中、四川、江汉和河东四大粮食产地，其中主产地关中的土地质量被《禹贡》评为“上上”；而赵国主要粮食生产区包括晋阳为中心的太原盆地和邯郸为中心的漳滏流域只被《禹贡》评为“中中”。这是赵国农业比之秦国的先天不足。

另一方面，商鞅变法将“耕战”确立为秦国国策，将农业生产提高到了最高战略位置。但赵国并不如秦国一样重视农业，就连赵武灵王的变法，也未见涉及农业生产，所以后代文献称赵国“商家错于道，诸侯交于路。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国民的经商意识浓厚，《史记·货殖列传》就说，“齐、赵设智巧，仰机利”。说明当时赵国商业发达，但农业相对滞后的状况。这样一来，秦国的粮食储备远超赵国，按照《史记》的说法，“秦富十倍天下”。不唯如此，自从公元前290年魏国将河东（今山西西南部）400里之地献给秦国，这一春秋霸主晋国起家之地经过秦国30年的苦心经营，到长平之战前已成为秦军在山西东南与韩、赵作战的后勤基地，秦国可以从将大量粮食沿渭河、黄河、汾河通过水运（古代效率最高的运输方式）从关中运到这里再转运前线，从河东向长平前线运输粮食，距离不足200公里，与邯郸到长平距离相当，而交通状况比起需要翻越太行山的赵国方面则要好得多。

结果，在综合国力的比拼中，赵国败下阵来。在赵军垒壁的重要据点大粮山，相传廉颇在此唱筹量沙以迷惑秦军，已经反映了赵军前线粮食的匮乏。在本国粮食储备已不足以供应长平前线的情况下，赵国被迫向富庶的齐国求援，“（齐）王建立六年（公元前260年），赵无食，请粟于齐”。两国原本关系良好，前不久的前265年，齐师救赵，挫败秦军。但做出救赵决断的齐襄王次年去世后，齐王建年幼，其母君王后听政。从这时起，齐国彻底失去了威王、宣王时代的大国雄心，直到灭亡的几十年里都在奉行“事秦谨，与诸侯信”的混日子战略，置身战国漩涡之外而求一时苟安，在赵国“百万之师折于外”的严重时刻，竟然见死不救。

国内乏粮，外援无望，赵国已经无法继续进行战争，前线赵军面临无粮而不战自溃的危险。所以，就赵国的军事抉择而言，国家经济状况无力支撑持久防御，撤退则很有可能不战自败，相反主动攻击或有一线胜机，即使战败也可与敌有生力量同归于尽，远胜不战自败。主动攻击突然变成了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是，面对赵王的谴责与督促，廉颇仍旧坚持持久防御战略不变。从公元前283年因战功封上卿算起，廉颇已经做了20多年大将，军事经验极为丰富，被后世认为是“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李牧、廉颇）”之一，他当然清楚主动攻击无异于孤注一掷的赌博。长平战场上的态势对赵军极为不利，地利尽失。秦军屯兵于战场西南的山谷之中，地势险要，其势犹如掘坑待虎，而赵军驻扎大军于长平以北的平原地带，无险可凭。秦出山谷攻赵易，赵入山谷图秦难。赵大军如若入山谷攻秦军，秦军只要封闭山谷，断赵军后路，数十万大军便会成为瓮中鱼鳖。但廉颇只需要考虑战场本身，赵孝成王却要考虑整个国家，所以“坚壁不敢战”的廉颇“下课”就变成了必然的选择。应该说，廉颇还是识时务的，几十年后另一位名将李牧抗命的结果就是丢掉了性命。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为战国名将，廉颇是赵国军界的翘楚。昔日与廉颇齐名的马服君赵奢当时已经去世，至于另一位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以“火牛阵”破燕复齐闻名的田单当时虽然也在赵国，但毕竟还是客卿的身份，按照《战国策》的说法，赵奢就认为田单不但不知兵，而且还终究是齐国宗室，不会全心效忠赵国；因此田单没有得到足够的信任，只统领赵军攻取过燕国的几个小城。

外人不足恃，尚有宗室可用。赵国军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任用宗室为将统兵作战的传统。根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自赵烈侯起共有31位将领，其中有12位是赵氏族人，几乎占去40%，比例相当惊人。当年赵武灵王攻中山，即以公子赵章将中军，宗室赵袑将右军，宗室赵希将胡、代兵马，一举灭亡作为心腹之患的中山国。

此时，作为赵氏宗室的赵括，头顶名将赵奢之子的光环，又有“精通兵法”的名声，在“将二代”之中自然属于佼佼者之列，偏偏秦国派出的间谍也释放出了“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的谣言，遂让赵孝成王下定决心，以没有实战经验的赵括代替廉颇出任前线主将。

山西晋城高平市长坪村，长平之战尸骨坑遗迹。公元前260年，40万赵军在此被秦军坑杀

随后的故事众所周知：公元前260年，赵括抵达长平走马上任，立即全面改变了廉颇的防御战略；修改了军法，更换了一批将领。最后轻敌冒进中计被歼，45万赵军全军覆没，引发一场几乎招致亡国的灾难，令赵括身死之后徒留一个“纸上谈兵”的误国骂名。诚然，赵括为将确有其取败之道，譬如贪功逞强而刚愎自用，但他上任本身就意味着只能靠战场上迅速决战求得生机的赵国，将一位愿意出战的将领替换下了不愿出战的将领。事实上，赵括既没有机会制造战机，也没有时间从容运筹，而廉颇旧有的固守战略势必将被主动出击的新战略取代。然而，令人无可奈何的真相却是：如果野战能够获得对秦军的胜利，身为名将的廉颇又为什么要忍受“不敢战”的骂名避战死守呢——赵军战败的命运，在长平战场赵军缺粮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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