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田静。
「波兰斯基」大家知道是谁嘛？
他被誉为大神一般的存在，指导过多部可以写入影史的作品，获得了多项大奖。
而他本人的生活也极具传奇色彩，1969年他怀孕8个月的妻子被残忍杀害，这件事就是导演昆汀·塔伦电影《好莱坞往事》的原型。
1977年波兰斯因性侵逃离美国后，1979年接受采访还爆出惊人之语：「每个男人都想和小姑娘睡觉。」
这位导演才华横溢却劣迹斑斑，人们似乎快遗忘他的劣迹。
然而前几天一则新闻又让波兰斯基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当地时间2020年2月28日，第45届凯撒奖在法国举行。
被誉为
「法国奥斯卡」
的凯撒奖今年特别「爆炸」
！
原因在于“最佳导演奖”花落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
宣布当场，《燃烧女子的肖像》主演阿黛拉起身愤怒离场，离开时的喝骂声被颁奖音乐掩盖。
紧接着一批女性演员、导演亦跟随退场，观众席上开始骚动，场馆外被愤怒群众包围。
她们的离场是一场抗议，直指得奖者波兰斯基身上
「不止一桩」
的性侵控诉。
最近的一次指控是波兰斯基的性侵受害者瓦伦丁·蒙尼尔，一位法国女演员及女摄影师。
她指控，波兰斯基在1975年暴力强奸了她，那时她刚满18岁。
当时，瓦伦丁从巴黎的一所私立高中毕业，正享受自己的毕业假期。她喜欢滑雪，于是接受了和朋友到波兰斯基那儿的邀请。
她并不认识波兰斯基，只是知道对方是个导演。
在波兰斯基的房子里，她和《苔丝》（波兰斯基导演的一部作品）的编剧杰拉德·布拉赫及其妻子、助手同住，他们曾提醒她小心波兰斯基。
但瓦伦丁根本没想到糟糕来得如此之快，这个比她大24岁的男人在缆车上对自己发起了性邀请。
「你想上床吗？」邀请开门见山。
「不。」拒绝明确有力。
然而，瓦伦丁更没想到，在拒绝之后，她面临的是更恶劣的性侵害。
晚餐后，波兰斯基叫瓦伦丁上楼。瓦伦丁见到了赤身裸体的波兰斯基。波兰斯基身材矮小，但正值当年。他在两分钟内通过殴打、撕扯衣服制服了瓦伦丁，逼迫她吞药并强奸了她。
当时，瓦伦丁绝望地想：「波兰斯基为了不让事情败露，一定会杀了我。」
万幸波兰斯基没有，他只是哭泣请求沉默，当瓦伦丁下楼时，看见屋内的某些人缄默地离开了，好像见怪不怪了。
侵害发生几天后，瓦伦丁惊恐未停，只敢到波兰斯基的一位朋友家寻求帮助，数月后她才愿意告诉她最好的朋友。
「被强奸的经历像是一枚定时炸弹。」瓦伦丁说。在过往的四十余年间，出现在新闻上的波兰斯基都是她的梦魇。
她来自信奉天主教的传统资产阶级家庭，「被性侵」是难以启齿的屈辱，沉默的瓦伦丁备受煎熬。
2019年8月30日，波兰斯基最新作品《我控诉》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电影本身和性别议题没有关联，而是改编自历史案件：
法国犹太军官被军事法庭草草判决为间谍，法国右翼势力趁机掀起反犹太运动浪潮，由于法国政府一直不愿认错，多年后才获平反。
而波兰斯基正是借着主人公为自己立人设：
「拍摄过程中，我有时候会发现自己也有过和犹太军官一样的经历，都遇到过这种彻底歪曲事实、指鹿为马的情况，那明明就是我们没做过的事情。」
这种自喻，让瓦伦丁决定打破沉默，实名控诉！
「以电影为藉口，用历史来遮羞，用烙铁在你身上留下羞辱标记的男人公开说:我控诉“世道不公”，而作为真正受害者的我却只能杜口吞声，这真的合乎情理吗？」
波兰斯基的律师表示坚决反对瓦伦丁的控诉。
但狡辩是徒劳的，除了瓦伦丁，波兰斯基还有其他性侵污点。
德国女演员朗格也曾控诉波兰斯基，侵害同样发生在七十年代。
甚至还有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并轰动一时的公案。
事件发生之前，波兰斯基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导演。
犹太身份让他少年颠沛，第一任妻子莎朗·塔特怀孕八个月又被美国邪教组织「曼森家族」的成员16刀砍死家中。
原因推测是他们太出名，「曼森家族」为了挑起一场种族战争。
所以大家对他欣赏之外，还抱有同情。
在1977年，波兰斯基约13岁少女盖默进行单独拍摄，拍摄场景是一个浴缸。
他引诱盖默喝下香槟酒和一片安眠酮，然后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盖默的母亲报案了，洛杉矶警方指控波兰斯基涉“向未成年人提供禁药，对儿童实施猥亵行为，非法性交，借助药品强奸”等多项重罪。
波兰斯基接受审判，最终波兰斯基在监狱里度过了42天，随后被保释。
保释期间从美国逃离至欧洲，他害怕为期90日的精神评估结束后，要面临50年的牢狱之灾。
他辗转英国、法国、波兰、瑞士等地，美国亦多次向多国请求引渡。2009年，波兰斯基在瑞士被捕，美国再次请求引渡，然而大半年后又被释放。
他逃离期间，被性侵少女盖默不堪媒体骚扰，公开请求撤诉。不过，洛杉矶高等法院拒绝撤销，波兰斯基依然是美国警方通缉犯。
波兰斯基在自传中承认此事存在，不过在他的视角里，那是一场自愿的欢好。纷扰几十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认为这一切应该结束了。
更有趣的是，逃离美国的四十多年间，波兰斯基处于他创作的旺盛期，执导了15部电影，获27项奖，其中2003年作品《钢琴家》获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或许有网友说得对：
「哪怕他才华横溢，他也应当在监狱里待够50年再出来施展才华。」
回到凯撒奖颁奖现场，不得不提的是，阿黛拉的愤怒完全可以被理解，因为她也是性侵受害者。
△ 阿黛拉在纪录片里说到：”我可以说什么……对于那些说波兰斯基不是强奸的人，我会邀请他们读强奸的定义"
这是代替同类发出的哀鸣。
2002年，阿黛拉参与拍摄《恶魔的孩子》。在拍摄及宣传的三年间，导演每个周末都把阿黛拉关在自己的屋子里。
「一个近40岁的男子，每周和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在房间独处，试图对她上下其手，曾令她决定放弃拍电影。」
阿黛拉再次让我们正视：波兰斯基并非孤例。
可这个令人伤心的结论，我们或许早就知晓：
影视圈存在权力高墙，艺人大多是无权的渴求者，掌握资源的导演、制片人、投资方高高在上。有权者对无权者进犯，往往轻而易举、明目张胆。
2018年，《今日美国》发布了一项覆盖843位在好莱坞女性娱乐业从业者的定量调查，结果显示94%参与者表示遭遇过性骚，21%参与者表示曾被迫做出至少一次的性举动。
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彭博社也曾保守估计，#Metoo(由女性发起的反性侵运动）第一年揭露了至少425名行业领袖或社会名流，其中，娱乐业、音乐与艺术行业名人占36%。
瓦伦丁、阿黛拉以及#Metoo中发声的女性娱乐行业从业者，做的事情就是在撞击权力高墙。
实名指控，是对影视圈权力施虐的愤怒。在凯撒颁奖典礼离席，是对评委会为黑暗加冕的愤怒。
而负责颁发凯撒奖的「法国电影艺术与技术学院」强调，他们并没有彰显道德姿态的义务。
评委会真的没有为道德负责的义务吗？何况，
性侵害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止是一个道德问题。
起码，奥斯卡评委会「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给出了另一份答案，它在2018年将波兰斯基从成员名单上除名。
已有很多人对法国电影艺术与技术学院的选择表示愤怒。
《我控诉》在法国上映时已有女权主义者抗议。
凯撒奖公布提名时，主管「性别平等事务的法国国务委员席亚帕」表示，波兰斯基新片获12项提名，说明电影行业就性歧视以及性暴力的革命「远远没有完成」。
甚至评委会内部都有反对声音。法国凯撒学院奖董事会的21位成员决定将于凯撒奖颁奖仪式后集体辞职，以进行自我改革。
凯撒奖颁奖礼依然如期举行，在男女比为65：35的投票机制下，「最佳导演奖」还是由波兰斯基收入囊中。
电影制作、电影评审的性别优势和权力高墙始终存在，愤怒离场的阿黛拉只能讽刺：
「恋童癖干得漂亮！（Bravo la pédophilie）」
第45届凯撒奖出炉后，微博、豆瓣等社交平台也出现了不少讨论。尤其在豆瓣上，《我控诉》星级评价出现极端化。
所有的意见分歧归根结底还是一句：
「有性侵害疑点的导演执导的电影，还能不能看了？」
波兰斯基没有创作原罪，观众观看乃至喜爱这部作品自然不必负有道德愧疚。
但从作品评价跳跃到导演评价，我们始终需要注意两点：
一，警惕电影的互文效果。波兰斯基曾公开表示，自己像电影主人公一样饱受不公的指控。
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容易沉浸其中，进而移情，认为导演也同样可怜。
但请记住这并不能洗白有罪之人的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