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西方政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极右化。极右化的趋势在2017年会变得更加明显。
文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ID：IPP-REVIEW），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2017年1月3日，原标题为《西方右倾政治和中国的选择》。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2016年西方政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极右化。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尽管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的精英都希望英国留在欧盟，但老百姓投了反对票。美国富商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使得整个建制惊讶不已。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大大巩固了右派“五星党”的力量，即使“五星党”不能赢得全国选举，也具有了足够的力量来制约左派势力。
极右化的趋势在2017年会变得更加明显。首先是法国的选举。无论是内部因素诸如经济不振、恐怖主义、社会分化，还是外部因素，法国极右派国民阵线力量继续壮大。政治左派已经出局，即使中间派也不得不向右派靠拢。德国今天已经被视为西方自由民主的最坚强堡垒了，但总理默克尔也在积极调整其政治路线，为了保持政治优势不得不向右派妥协，例如大幅度调整早先坚持的难民政策。
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胜利，就很可能步英国后尘，举行脱欧公投。欧盟承受得了英国的离去，但绝对承受不了法国或者意大利的离去。一旦法国离去，欧盟便会解体。欧盟是二战以后欧洲进步左派最大的政治项目；欧盟一旦解体，必将造成欧洲和世界的大变局。
极右化意味着什么？今天西方政治向右转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西方左派一直代表进步力量和变革力量，而右派则被视为保守力量的主体。一战、二战可以说是进步力量打败了右派力量。二战以来，左右派政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派的变化非常显著，其立场几乎和右派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例如英国的工党，在很长时间里走“第三条道路”。
同时，很多右派政党也往中间靠，能够容纳劳工阶层的利益。
左右派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上的趋同现象，主要是因为二战之后西方中产阶层的庞大。
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其利益。在中产阶层庞大的情况下，左右政党不至于走向极端。
但在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状态下，无论是左右派政党，都成为了“资本党”，都屈从资本的利益，结果经济发展了，但政党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全球化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但也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收入差异和社会的高度分化。左右派政党也都变成了既得利益，忙于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而遗忘了社会底层、小城镇和农村。
不仅社会底层尤其是少数族群的利益被忽视，西方社会主体的白人的利益也被忽视。这便是今天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
极右派政治在欧洲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最典型的便是德国纳粹主义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美国在冷战期间也有麦卡锡主义。
所有极右政治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对内控制反对力量和批评者，对外侵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帝国主义。
二战期间亚洲的日本也有同样的历史。
尽管时代变化了，但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忽视今天的极右政治所能带来的冲击。从特朗普开始竞选美国总统，到现在所释放出来的信息看，方方面面都具有深刻的不确定性。美国人指责中国等国家的政治缺少确定性，而把美国政治视为确定性和稳定的典范。今天的美国人对特朗普感到恐惧，出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不确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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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和世界的灾难
就内部来说，或许人们并不否认特朗普要复兴美国的良好愿望，但没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够做得到。
西方和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技术结构变化和全球化结合的产物。
技术进步所产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减少就业；全球化又促动资本和技术超越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特朗普的右派政治如何改变这种技术结构呢？又如何控制资本而逆转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呢？更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所“说”的则是违背美国人一直所持有的价值观，例如保护少数族群、社会底层的权利，自由贸易等等。
特朗普的内阁是由亿万富翁、将军和激进政客所组成的。如果特朗普所言都是儿戏，不会成为现实，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但如果不是，并且其有能力把其所言转变成为现实，那不仅对美国来说是灾难，因为它会破坏甚至摧毁美国的诸多核心利益，对世界来说也会是灾难，因为它会导致地缘政治秩序的大变动。
特朗普的做法，无论是内部发展还是外交，都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
比如说，如果特朗普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或者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或者通过税收或货币政策的调整来吸引资本回流美国，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冲击。又比如说，如果特朗普要改变美国政府已经恪守了数十年的“一个中国”政策，或者在南海方面再制造新的事端，中国的国际环境就会变得更加严峻。
中国会如何应对呢？邓小平生前应对国际风云变化的话在今天仍然适用，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在内部，理想地说，中国要既不能左，也不能右，应继续沿着中共十八大以来所确定的改革路线往前走；在外部，中国既不要恐惧于特朗普的各种“勒索”或者“恐吓”，更不要错失因为特朗普犯“颠覆性错误”而为中国所提供的机会。
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内部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
美国和西方出现了极右政治，是因为社会出现了严重问题和危机。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是通过民主方法产生的，因为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人民感到无望了，希望出现一位“救星”。现在西方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中国的民粹主义力量实际上也不小，它们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表达出来，例如“仇官仇富”的心态、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各种极端思潮的涌现、网络事件频发等等。一些地方的党政官员也开始乐意诉诸于民粹主义，用意识形态治国和管理社会。不过，中国的领导层也意识到，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的实际效用是非常有限的。
中国的问题仍然必须通过发展得到解决。只要在发展，所有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一停顿，问题便会永恒化。
今天中国的经济仍在下行，一旦爆发经济危机，其他方面的危机也会爆发出来，或者经济危机会演变成其他方面的危机。
因此，今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可能是一个契机，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救党”转向“救经济”。反腐败仍然会推进下去，但需要从运动式转向法制和法治式，并且更需要纠正一些地方在反腐败过程中的不当扩大化现象。一些地方，干部之间发生文革式的互相揭发。一些地方干部在反腐败过程中，公报私仇，牵连一批企业家，并以超越法律的方式对待企业家。这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已经往制度化反腐和治党这个方向走了实质性的一步。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更可以整合原先过于分散的反腐败机构而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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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要适当分权
发展需要适当的分权。十八大之后的集权非常必要，因为顶层设计、反腐败、克服既得利益等都需要权力。鉴于今天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领袖危机，中国再次确立了“核心”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所需，是体制有效运作所需，也是政治责任制所需。没有政治责任制，任何体制的运作都会出现大问题。现在核心已经确立，就可以理性地去处理核心和党内民主、核心和党内集体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会否认，从毛泽东到今天，执政党的事业是一代代领导层集体努力的结果。
政策落实需要动员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这四种主要经济力量，它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今天仍然如此。没有它们的积极性，经济很难得以好转。尽管一些干部、企业家也犯过错误，但应当创造制度和法律条件容许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再为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