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一直为社会所关注，不同的学者根据不同的测算方法和调查数据也有过不同的结论。最近的一些热点话题，其实背后都可以看到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继续谈谈这个问题，从中寻找到一些对策思路。
今天推荐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的一篇文章，谈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这是他4月26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的一次演讲实录的节选。
关于财富分布，如前面所说的，改革开放以前连一包花生米都通过行政副食本进行了分配，可以说是分配得够均等的。那时候虽然有等级工资制，但是相差不是特别远。在困难时期，毛主席还带头降工资，那时候国家主席能够拿600块钱，后来毛主席感觉自己拿多了，主动要求降级降到400多块钱。干部当时分成三十级，有一点差异性，但是差异不太多。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差异比较大。我先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前是什么情况，1979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16，在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数据，没有一个民族能把财富配置成这样。我们的领导人和当年的创业者真的有本事，在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能够把财富配置均等，基本上没有腐败，每个人差不多。当时创造了一系列分配体制，有粮票、布票、副食本等等，最后让每一个人得到的东西差不多，房屋也是有分配的，没有房地产的市场，也产生不了差异，土地也停止买卖。
全国城乡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低于0.3。基尼系数是测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指标，1表示差异度最大不可能再大了，0表示绝对均等。迄今全世界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见过0.16的基尼系数，在北欧都没有见过这种数据。只要有市场竞争就会有差异性，怎么会出现几乎均等的情况。所以这是很特殊的。
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 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基尼系数不低于0.5。北师大李实教授的数据，是0.5到0.55之间，这个数据非常高了，大家知道超过0.5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度了。
前两年，西南财大甘犁教授课题组，调查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0.61，这是很高的贫富差距了。该课题组解释，原因是他有办法调查了高收入户，我们一般很难调查出高收入户的真实情况。
根据经验，一般调查中低收入户所给的信息大体准确，调查员入户后，根据住房等情况大体可以判断家庭的经济情况。而高收入户的情况复杂，很多调查不出来。学者王小鲁研究报告认为，高收入层隐性收入很高。
这是北京大学谢宇教授等人做的报告，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报告专门分析“家庭财产”。我们之前都是研究收入，收入还比较好算，财产这件事情太复杂了，你有辆车多少年买的，你自己都不一定说得出它值多少钱，因为得有折旧。
这个报告测算出来的财产的基尼系数很高，发现中国人的财产主要是房产，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构成中，近80%是的房产。实际上这个比例也符合实情，因为目前的房地产价格炒得那么高，在深圳只要你有一套房，这基本上就是你的财产总数了，其他的财产都没有那么大。当然，房产好调查，其它财产不好调查。北大数据证明城镇居民金融资产占大约10%。
北大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认为中国城乡居民财产的基尼系数0.73。当然，财产的基尼系数从来比收入的基尼系数要高，因为财产是收入积蓄的累加值，所以差距会大一点。
总之，北大做出的这个数据让大家比较吃惊，也公开发表了。我认为只要是严肃的学者，实事求是，把抽样方案做认真，把数据做认真， 别编造数据，做出的数据本身也不会有人批判，除非人家挑数据调查的毛病。只要是认认真真做出来的数据，我们都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
下面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的数据：
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是测量收入的基尼系数，前10位的这些国家，大多集中在南美、非洲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既不均等又不公正的现象，过去也有说法叫“拉丁美洲陷阱”，中国的发展要避免“拉美陷阱”。拉美的特点是资源特别丰富，人口又不多，那么好的条件早就应该发展起来了。怎么发展不起来呢？它制度有问题， 体制有问题。
拉美贫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政治不稳定，政权更替、贫富差距、社会动乱、社会矛盾很深，一些非洲国家也有这些问题。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有长期文明积累，我们永远不可能进入这些国家的行列。老祖宗给我们创了五千年的文明，我们应发挥传统文明的优势。
我做社会学，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中华文明的长期积累，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财富？我们有无数的历史故事需要梳理，有时候重温一个历史故事就能够让我们政策纠偏，就能够发生重大影响。
总之，上述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对我们是个提醒，这样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发展没有动力，贫富集团之间矛盾很深，市场交换难以进行，巨大的底层集团没有购买能力，造成经济停滞。人们也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下面这些国家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奥地利0.231，丹麦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兰0.256，德国0.281。
这也是世界银行数据。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为什么非常小呢？它们的基本特点叫做高税收、高福利。这些国家均等化的高福利覆盖，福利保障水平很高，即使没有工作也能得到很好的福利。
我曾经在芬兰做过调研，有一次我询问一个医疗官员，让她说明医疗保障的情况。她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因为他们住的地方离城里很远，那个地方只有两户人家，结果有一个邻居自己锯树时把自己的血管打断了。这很可怕，因为那个地方就住两家人，马上打电话，医院派直升机来接救助。我问她这种意外发生的事情怎么解决？自己掏多少？国家掏多少？她说因为是紧急救助、这种意外事情自己一分钱不用掏。
我想，如果中国有那样的一种福利保障的话，就不会出现说街上老太太倒地没有人敢扶的情况，所有意外的都是国家包的。当然，这在我们中国太难了，芬兰人口300多万，而我们大陆13.7亿人，跟他们没有办法比。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也非常高，大多在5万美元以上，所以，也确实没有可比性。
而且，北欧的高福利效果不错，但是，南欧的高福利带来巨大的债务危机，所以，体制都脱离不开具体的国情，我不主张抽象地炒作某种体制，差异性确实太大。
当然，我一直有个疑问，在这种均等化体制下，有本事的人最不高兴，没本事的人最高兴，因为你再有本事高收入，税收也都征走了，个人所得税率高的时候达到84%，高收入者每挣100块钱84块钱缴税，那么，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是否受影响呢？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家也做过均等化实验，结果经济运营效率低下，经反思后，我们开始新的经济政策，放弃原来的那套均等化政策。
有一次，我在瑞典到乌普萨拉大学做调研，我就向该校一位教授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均等化实验失败了，所以才改革开放。你们的均等化体制看来运行得挺不错，为什么？这位教授的回答，有一句话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实行这个体制，是因为我们有长期宗教传统的影响。”
这位教授其实讲的是理念与制度的关系。一个国家能够奉行一个制度，需要全体国民具有与这套制度相吻合的理念，制度需要全体国民的理念来支撑。如果全体国民的理念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制度一定会被腐蚀掉。对于福利保障制度来说，如果面对的都是骗保、套利的这套东西，那就非把这套制度摧毁不可，所以，必须有理念，没有理念支撑制度无法维持。
中国自古也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是多数人受影响比较大的是一套儒家理念，所以我们也必须思考国民的理念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
对于财富收入差距的大小问题，无法脱离开具体的国情。刚才说北欧的贫富差距小，与之相比较，美国的贫富差距就比较高。下面我们看看，美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
从数据上看，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基尼系数也是一路攀升的。美国的贫富差距近来也变得比较严峻，有一个叫托马斯·皮凯蒂的学者写了一本书《21世纪资本论》，他用数据证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上升。
事实告诉我们，像美国这种数亿人口的大国，建立广覆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是比较难的。
而美国才3亿多人，中国大陆有13.7亿。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未来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保障体制难度非常大，千万不要想得太容易了。迄今为止，在建立福利保障体制方面，北欧做的最好，但是，相对来说，其人口规模也都比较小。
已经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经济体，人口最多的也就是美国，但也不过3亿多人，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福利保障制度比北欧也差很多。所以，我们必须对于在13.7亿人口的社会里，建立福利保障体制，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困难想得多一些。如前所述，我国的特点是地区差异很大，所以，应该意识到，我们建设的保障体系，也还会有地区的差异。
其实，美国也知道自己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医疗保障有缺陷，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奥巴马，都曾经想推动美国的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但是都推不动，原因是美国是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社会，更多地关注了穷人的利益，社会的另一端就会反对。
但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美国也是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美国社会强调竞争、强调效率，这样，在均等化方面，显然与北欧有很大差距。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两者确实有此消彼长的关系。
美国的例子也让我们再次反思中国的现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贫富差距确实比以前扩大很多，但是，观察多数发达经济体所走过的道路，在经济扩张的一段时间里，贫富差距扩大也是一种普遍现象。
最近有一种呼声，以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为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必须有持续性，千万不要再翻饼了，一个国家受不了这么翻饼，只有政策具有持续性国家才能进步。一个国家的进步是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累积从而实现的。如果每一次都否定以前的成果，再翻过来重新走，就是前功尽弃。
我们的贫富差距比较大，确实是事实，但是也要看到，发达经济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攀升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果看中国最新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表现出有微小下降的现象，至于这种趋势到底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
总之，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两种极端：
第一种极端是财富被少数人垄断，造成极大的社会不公。收入、财富分布的极大的不公会造成经济循环的断裂，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引发社会动乱、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我们必须警惕的。
第二种极端是民粹主义盛行。这也是很可怕的，这种危险性在最近这段时间凸显了。尤其中国是一个长期有民粹主义传统的国家，很容易被煽动。
什么叫民粹主义呢？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平民主义的思潮。“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典型的表现。这个值得思考，我看最近有领导人讲话也在提这个事情，整个意识形态被极端思潮撕裂，这肯定是害中国的，所以要阻止这个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