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6年12月13日，曹禺因病辞世，二十年过去后的今天，我们奉上他女儿万方的回忆文章，纪念这位戏剧泰斗。
“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曹禺
我的爸爸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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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万方
我爸爸是在1996年12月13日黎明前走的，天还漆黑，城市的大街上空无一人。他走得很安静，死亡悄无声息地把他微弱的生命之火吹灭。以后的几天里，冬日的天空异常晴朗，太阳明亮极了，街景和往日一模一样，但是它毕竟有一点不一样了，我再不能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了。
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容，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人老了，旁人对他的态度自然就会发生变化，老人只有接受下来，就像接受头发变白，腿脚变得不利索一样。我们对爸爸也有一套：烦心的、不顺的事情不和他说，尽可能说些有趣的、带劲儿的事，老要这样做其实也不容易，有时候就会没什么话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我妈妈说说别人请她吃饭都有些什么好吃的，我说说我儿子踢球了，喜欢和女同学来往……然而我渐渐发觉，事物本身并没有一定的色彩，重要的在于青春，或是乐观，而我爸爸在听了我们所说的一切之后，想：那又怎么样呢？他无法满足。
可是他又想听我们说话。当他无力地坐在那儿，会说：“给我说点什么呀。”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的思维可以自由出入，在这方面他达到的境界是很高的，他可以离得很近看着你的脸，而完全听不见你说话；也可以一边听你说话，脑子里一大半想着别的；当然他有时候也会对你的话有很好的反应；但很多时候你不能确定他是否真听见了，他是那么自由，这是我们还算健康、还不老的人所做不到的。
我爸爸在医院里住了很久，现在我脑子里几乎都是他在医院里的情景：他坐在沙发上，慢慢放下手里的报纸，头向后一仰，用手揉着疲乏的眼睛；他躺在床上，只枕着一个薄薄的枕头，这使他的肚子显得更大。有时他在阳台上晒太阳，阳台很宽大，也很长，空无一人，他坐在一张藤椅里，太阳光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的头发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疲乏。我走到他面前，他闭着眼睛并不知道，于是我注视他，同时我能感觉到他的梦。他的一生就像梦一样，又真实又虚幻，他醒着，坐在那儿，但是他是在他的梦里，那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梦，很有分量。在他看见我后，就微笑起来，和我说话……在这一切活动的后面都能感到那梦的分量，我说不清，但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爸爸老了，这样一种时聚时散的记忆就成了他的思想，带着他，带着他缺乏力气的身体，静悄悄地漫游。他看见了许多事物，一些人的面容，骤然一亮的场景，但是他说不出，他无法把这些告诉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孤独的。他常爱说：“人真孤独。”我想是这个原因。
从住医院那天开始，他的空间在一点点地缩小，种种的躁动和喧哗都成了过去，不复存在，有些事物留下来，有些被遗忘，丢弃了。我渐渐感觉到，衰老的过程很像是一种过滤，从他不能负重的身心滤去废物，留下一些真东西。
痛苦是什么？是一种性格，我是通过我爸爸认识到这一点的。
很多年以来，我爸爸没有再写剧本，他为此一直痛苦，这痛苦又是他无穷无尽灵感的源泉，隔一阵就要喷发一次。有一个早上，我妈妈去上海了，他自己睡一个房间，我在另一间屋里听见他大叫我的名字：小方子！小方子！我跑过去，推开门，看见他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他知道我进屋了，可并不看我，直视着屋顶，说：“我疯了！我又来那个劲儿，我六点钟起来又吃了颗安眠药，不然不成，我什么也不能想了。”我坐到他床边，抓住他的手：“你本来就不用想。”他猛地斜了我一眼：“是吗？”他粗粗地喘着气，就像刚刚跋涉了很长一段艰难的路。过了好一会儿，他平静点儿了，望着我：“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我说：“那你就写呀！”大约是我的话来得太快，说得太轻巧，他大出了一口气，翻过身去；一会儿，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鼾声，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又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不说话，站着等着，因为我安慰不了他，因为我改变不了事实，他终于再次发出鼾声，像是真的睡着了。我轻轻走到床的那一边，弯下腰看他，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就像一按开关，灯亮了。然后又灭了——他闭上了眼睛。在那一两秒钟里，他的眼睛亮得吓人，但是我不知道他那时在哪儿，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他是要看看他的屋子还在不在，屋子还在，他没有什么办法。
我记得太多这样的时候，他讲述他的生活经历，他所见过的一些事，如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事，他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一次我已经睡下，又听到他连声叫我，我跑进他屋子，他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也是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是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雷雨》剧照
最近两年，随着身体的虚弱，他一点点地放弃了他的痛苦，放弃了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他常感叹自己太没学问，他说：“钱锺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他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没有系统地读书；偶尔，他会谈起他年轻时怎样写作，写得怎样酣畅，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火轮上，天闷热到极点，他又是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夜里，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天黑了就点起油灯。我想象得出江水拍打船舷的动静，想象得出投在纸上的昏黄的灯影，他的笔追赶着他的思路，那是他生命中极乐的时光。
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你不知道哇，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
我要说我爸爸很真诚。这个真诚还不是人们说到“真诚”这个词时的那种含义，我说的这个真诚可能更彻底一些。下雨了，我推着他在走廊上走。往日里他散步的时候，会盯住一个过路的人，当那人走过他身边，走开了，他会转回身盯住张望，我问：“你看什么呢？”他说：“啊，没有什么比青春再好的东西了。”他能感到年轻的气息迎面拂来，对真正美好的东西，我爸爸从来也不迟钝。
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人艺三楼的小礼堂举行春节联欢会，大家请院长讲话，他就走到前面去，他的样子就像不会说话的人那样，总出错，下面不断有人笑，因为他又讲错了。他说得很短，然后结束了，人们给他鼓掌。我虽然还小，可是我能理解这掌声中有一层就是为他的不会讲话而鼓的，这样的讲话给人们带来发自内心的欢喜。
从本性来说我爸爸不隐瞒自己，他不会隐瞒，包括他自己认为是不美的、丑的东西，他的方式是袒露，他会紧接着批判自己，用些极重的话。当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如此。我要说我爸爸很真诚，我说的这个真诚还不是人们说到“真诚”这个词时的那种含义，我说的这个真诚可能更彻底一些。
有时候在外人面前，他的真诚是用惯常的、虚伪的方式来表现的。这种说法不是人人都能明白，这是我的说法。但，他的喜怒哀乐最后总是遮盖不了的。
家里常来人，邀他做一些没什么意思的事，类似宴会之类，他觉得烦恼。我们说，就说你身体不好，于是在来访人面前他真就病得很厉害、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也听不见别人说什么了、完全不成了。来客走后，我开玩笑说：“爸，你演得过了。”他说：“我真是难受，胸闷极了，就这儿。”他指指胸口。奇怪，这是真的，他的真诚表现为自己无法掌握的一种素质，超越他，控制着他。在任何时候，在各种心情之下，甚至包括恐惧，他对于不必恐惧的事物的恐惧，对于不必忧虑的事情的忧虑，以及在不得不讲的情形下讲的溢美之词，和他那出了名的过分的谦虚，都是真诚的，这种真诚总是能影响我，在我该生他气的时候变得不气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我爸爸的文章，其中提到他自己说他想当托尔斯泰。这确是他说过的话，也是在那样一个吃了安眠药之后，痛苦把他卷走的时候。那次他说了很多，后来他说：“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了，我把你们的债了了就走……”他说的债我想是指感情方面的事儿吧，总之我把他想当托尔斯泰的话写下来了，结果他看了这一段急得一夜没睡好，见了我就说：“你呀，你真是害了我，我想当托尔斯泰，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我说：“你想当。”我用力强调了“想”字，他说：“是啊，是想当，你想当上帝也可以，不成呀！我着急得吃了安眠药都没用，又吃，你可把我急死了。”我说：“你自己再念念。”他把文章的这一段，从前到后又念了两遍，看看我，支支吾吾地说：“也成吧，”然后突然把杂志一扔，“活该呀，反正到时候我说我女儿当过编辑，都是她编的。”我乐了，好多时候他都让我不得不乐。
《雷雨》剧照
在我爸爸住院的日子里，每逢北京人艺的院长于是之和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徐晓钟来看他，他总很高兴。他打起精神仔细地听，他关心他们在干什么，又排了什么戏，演员和学员精彩不精彩，台词说得清不清楚。他们排的戏很多是他读过的剧本，于是他就看见了舞台和演员的表演，而他看见的是最好最准确的演出，他不由地兴奋了，想到观众能够欣赏这些好戏，他感到快乐。反过来，如果哪个戏演出不顺利，票卖得不好，他就又难过又着急，来看他的人就要安慰他，但他总是要难过一段时间，我这才真的知道，他深爱戏剧，只要谈起排练和演出，有一会儿功夫，听他说话就像没有病的人一样。
其他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精神他就抓起一本书，一张报纸，一篇儿上面有字的纸，他什么都看，仿佛他看进去的东西对他不会产生影响似的，这种阅读习惯是他从小养成的，伴随了他一生。有时他在报上看到一些消息，还讲给我们听，表示出惊奇或者气愤，但是他并不真的惊奇，现实世界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他越来越多地活在那个只属于他的梦境里。我爸爸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不爱抱怨，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不管他如何不习惯，我几乎听不到他抱怨，他宁可接受下来。他是多么不习惯衰老啊！他曾经是个多么活生生的人！他心中充满强烈而细腻的感受，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写出了《北京人》，写出曾皓，这是我真佩服的，他要具有怎样的感情，体味多少不愉快、苦痛，以至丑恶才能写出曾皓那样的人物，而他还是一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我爸爸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当我细细想着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把他写出来。
偶尔，他说：“扶我走走。”他能走十来米，然后就要坐下，绝大部分的时间他只是坐着或躺着不动，这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生病以来，他的全部敏感都被衰老所攫住，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特殊虐待，但他只能这样，这是他的活法儿，他就是要彻底地甚至加倍地体味生命的每个阶段，他无法不这样做，他太爱生命了。
一次，他在吃午饭，我坐在旁边，看他一边吃一边漏，就用纸巾给他擦嘴，他想到了什么，说：“上帝安排得多妙啊！小孩儿也让人受累，可是他可爱啊，怎么看怎么可爱，让人高兴，老人就不同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人老了，上帝就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我爸爸从不忌讳说死，他是心里极明白的人，他总是在想着各种事物的结局，他已经不对过程感兴趣，也许他认为过程已经完结。
在他临死的那段时间里，我去看他，他几乎不说话，他已经疲乏到极点，他再也走不动了。只有一次，我推着他在长长的走廊上，对着他的耳朵给他讲我正在写的一篇小说，讲小说里人的命运，他听得很仔细，还向我发问，我感到他的兴趣，感到他思想的亮光，从他生命的深根处透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走廊上的那段路。
天依然那么晴朗，这真是冬天少有的好天气。我爸爸坐在阳光里听肖邦的钢琴曲，穿过音乐，他听到自己的内心，那儿只有一种类似耳鸣一样的永不间歇的声响……现在这声音停止了，巴金伯伯的女儿打电话对我说：我爸爸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是的，我爸爸终于放下了他的痛苦，连同他心里的宝贝，还放下了很多东西。
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的缺陷和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爸爸，现在，你透明的生命回到一个好地方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