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第十一届旅游前沿国际学术研讨会“旅游地理学与国家战略”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教授出席本次研讨会，并就“国家遗产线路认定、规划与旅游活化”发表了主旨演讲。
研讨会合照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我们最近受国家文物局委托，在做一个国家遗产线路的研究，包括怎么认定、评价、管理遗产线路等，并做了一个初步的报告，还没有公布。从学术角度来看，刚才（中国地理学会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张捷教授很担心我讲规划设计太多、太技术，但实际上规划设计是个非常深的学问，因为你做一个单一的研究，发核心期刊论文是非常容易的，但作为一个设计被公众接受是很难的，对吧，俞孔坚做那么好的设计，还被那么多园林局局长和住建厅厅长说没学问对吧？
知行合一是我认为的，在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追求，就是你光会发表论文，说明你牛一半，如果同时能够把做的研究成果为国家、为社会所应用，那可能是你另外一半的成功，所以我想学术研究，特别在地理学“知行合一”是一个目标。你追求其中一个目标是不够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遗产线路的研究也是一个知行合一的领域。那么什么叫做遗产线路，实际上学术界、国际上的一些组织已经做了一些研究，我就不做太详细的综述了。国家遗产线路是从几个角度来讲，第一个是学术，第二个应该是从政府的管理角度的推动，第三个是在认定过程当中或者认定以后，作为一个能够用、能够被读懂的或者说接触到、有很多很好的体验的遗产线路，它需要做一些提升、需要维护，那么这就需要它被规划或者是做一些管理方面的措施。今天是旅游学的会议，而且可以说很多遗产，如果没有旅游活化来推动或者是跟大众接触，只是把它关在博物馆里面，这一直是中国文物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连习大大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不要老是把文物放在博物馆的仓库里面，要让文物说话。所以，如何让文物说话、说旅游的话，我觉得是地理学对旅游研究当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涉及遗产线路的有两个国际组织，一个是UNESCO，一个是ICOMOS，这两个组织都对遗产线路做了一些研究或者说规范性的工作，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具体讲了，大家等一下我讲完以后，我会在会议群里把发言的内容的PDF文件发给大家，保继刚教授的发言在刊物发表之前是不给大家发的，我是给大家发的，保继刚不在现场吧？（众笑）。
在两个国际组织的研究当中，我们如果是从好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把它做一些分类，比如说沟通型的，就是道路、河流和运河，还有分割型，长城、战壕就是分割型。所以在实际生活当中，沟通型的线状遗产更具有普遍性，比如说中国长城是一个防御型的或者是分割型的，但是更多的是沟通型，就是交流，所以实际上在文化线路中，人们会更多地强调沟通。如果不从沟通和分割的功能角度来分析，而只是从它的物理和地理形态方面来分析的话，那么实际上可以把遗产线路分成线状遗产、线性遗产两个类型进行分析。
线状遗产实际上从物理或者地理状态下它呈现为线型状态，并且强调线型本身的内容，道路就是道路，与它沿线两侧的物质或事物无关，但是在讲线性遗产时，除了那一条线，还要加上当中串联的一些东西，比如村庄、遗址、城镇等，包括沿着某一个自然地理边界形成的东西、包括海上航线，所以不管是线状的还是线性的遗产，国际组织都把它统称为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或者是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s），关于这些定义我就不详细讲了。遗产线路的实例很多，如横跨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翻越南岭的古驿道、唐代诗人笔下的秦蜀古道、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圣地亚哥朝圣线路以及日本的参拜道等等，全球的遗产线路都是非常普遍的。
丝绸之路
那么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学术以外，我们可以思考政府如何推动遗产线路或者说管理遗产线路。加拿大有一个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横跨加拿大的Pan Canadian Trail，即泛加拿大游径或者叫做遗产线路，trail可能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园体系里有，而国家公园在多数情况下是自然的东西比较多。中国历史非常悠久，很多的区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包括丝绸之路、大运河、徐霞客旅行线路，乾隆下江南，这种路线都是历史上的一种过程，非常有特色。国际上，除了古罗马时代的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罗马大陆之外，中国的这种道路体系应该说是最长久的，而且在广大幅员领域里面一直保持畅通的。古罗马后来衰退了，分成了许多割裂的国家，很多罗马道路就阻隔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非常有必要把国家遗产线路着手推广起来，因为大家知道，过去的文物都是建筑单体，最近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虎说八道”微信账号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原址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中国文物保护法第22条规定：不可移动文物毁损之后，不得原址重建。这条法律是非常违背地理学的精神、科学认知的。白马寺是中国官方第一个寺庙，历史上它的房子被战乱和天灾人祸毁掉很多次，但随之又原址重建了几十次，历史上都是有记载的。白马寺的建筑风格一开始是印度式的，后来逐步发展为中国宫殿式的。如果中国的土木结构的文物不能重建的话，中国就没有什么世界文化遗产了。
用人文地理视角来看，文物空间是什么形状、什么建筑材料根本不重要，原址才重要，这就是地理价值、场所精神，所以中国文物法制定时地理学家缺席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我希望未来文物法修改的时候，地理学家能够参与。国家遗产线路认定，把单个的孤立的建筑物能用一条线路串起来，这是地理学家应该做的，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遗产线路研究非常适合地理学家积极参与起草这样的一个文件或者是进行初步的研究。
那么从遗产价值分析来讲，遗产线路什么时候开始创建、什么时候出现衰弱，对沿线的地形或者是自然地理的依赖或者是地理环境因素对遗产线路形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国家或者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沟通价值，在进行国家遗产线路认定的时候，国际上已经做的一些研究是可以给我们参考的。最近我们综合了很多文件以及结合中国国情，做了一个初步的考虑。比如说所谓国家遗产线路，它是人类有目的的创造的，分布在中国境内，能够反映中国漫长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之间人口流动、文化交流、经济交易、政治往来、军事征服这样的一整套的社经功能和地理要素，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具体的地理载体，或者说现状的表现。其次它要有一定的规模，比如说太短的距离，5公里的文化线路，那不足以构成国家遗产线路。国家遗产线路，基本上是要跨地级市以上的，如果说就是十几个县以内的小线路，我们不足称为国家遗产线路。再者国家遗产线路一定是文化交流的，有大量商品交易，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时间比较长，历史上经历过几天肯定不行，那么长征是不是国家遗产线路？它有一年时间左右，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所以属于国家遗产线路。还有一个是民族共同记忆。我们从四个角度来分析国家遗产线路，核心价值、资源保留比较完整能够成体系、有一定的配套服务设施，这个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前面两个关键因素有了以后，后面可以通过规划来实现。遗产线路一般都是跨省的，至少是跨地级市，所以行政上面管理体制的设计非常重要。
那么接下来就会有线路提升的规划，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那么怎么来做这个规划？首先从遗产的选址，因为遗产线路，有物质的、非物质的，先把它选出来。第二是价值如何展示传递？价值展示这块非常重要，在旅游规划或者是历史地理研究当中一个Interpretation，就是解说规划。解说规划实际上我们非常不重视，解说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曾经有好几年准备招一个旅游地理方向下面的叫遗产解说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但是招不到，后来这个研究方向就关掉了。解说是高深的学问，但是老百姓不懂啊对吧，如何让老百姓懂，这才是知识分子走群众路线对吧？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做的很深或者装作得很深。（众笑）学者把学术研究成果告诉普通社会大众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能够接受，这才是真正的体验。中国文物保护的价值观要调整，过去中国的文物保护、学术研究往往太精英化。
遗产的价值展示这块是非常重要的，学者应该承担起来的，中山大学的张朝枝教授最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他以张家界为监控观察案例地，我认为这是遗产研究。然后就是配套服务设施管理体制，在规划设计当中解决这四个问题是国家遗产线路也好，或者说很多国家公园的研究当中应该逐一解决问题。
中国的大运河做了很多轮规划，那么多规划实际上是线性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把保护和利用分开来讲就是耍流氓，对不对（众笑）。因为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不停地利用，但现在往往搞保护的是一批人，然后讲利用的是另一批人，应该把两批人合在一起，不管哪批人都应同时做到保护和利用双重目标。我国人大通过的《文物保护法》的名称就是错的，应该是国家《文物法》。《文物法》要同时讲保护、利用和讲清楚产权三个问题，只有讲清楚文物是谁的，它才能真正得到保护。大运河的研究 是很长时间的一个积累，它的各种价值观是多元的，它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中国有一个怪现象，水就是水利部门的，林就是林业部门的，这是非常糟糕的，土地的利用不能够混合使用，效率就很低，所以中国的建设用地很大，但是城市土地利用非常低效，而且是有法律保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