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地限制个人办所，个人所消亡进入倒计时？

近几年，各地不时出现个人所暂停办理的消息。今年九月初，有人在北京市司法局官网留言，问现在是否还可以注册个人律所，司法局回答称，目前北京市暂停办理个人律师事务所设立业务。

无独有偶，一个多月前，在深圳政府网站有人就同一问题咨询，回复同样是，深圳暂停办理个人所业务，“系目前我市个人所处于饱和状态，建议设立合伙所。”更早时候成都、甘肃等地，均有人提出个人所难注册的问题。

2019年是个人所发展出现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全国个人所数量增长骤减，此后增长放缓。各地的发展趋势也不同，例如福建省个人所数量高于合伙所，并逐年增长，而北京市个人所2022年达到高峰后，开始减少。

与西方律师业的发展不同，中国的个人所出现较晚，试点中，主管部门对它的定位最初是为乡镇社区的基层民众提供法律服务。这一形式本身也能弥补合伙制的不足，但由于缺少具体的制度规范，在管理上存在诸多漏洞，且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或因此一些地方对个人所的审批更加慎重。

国内个人所比合伙所晚一年出现。1989年，全国第一家个人律师事务所成立于深圳。当时司法局在5名报名的律师中，选择了资历较老、业务能力较强的李全禄律师，成立了以其名字命名的个人律所。

1995年，深圳制定的第一部律师业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律师条例》中，也确立了个人律师事务所这一形式，及其成立的条件和相关责任。

不过，全国首家个人律所随李全禄的去世而中断了发展。再次启动试点在2001年，北京市司法局发布了在北京成立个人所的方式、条件等。上海、广东、河南等省市也陆续开展了试点工作。

北京市司法局工作人员在一次采访中，表明了对个人所的定位，主要是“为社区服务”，并采取了渐进式的发展基调。试点中北京开办的个人所大部分登记在郊区。

开办程序上，对个人所的设立实行审批制，根据各地试点的规定，只有经过地方相关机构审查筛选，持有批准文件的律师才有准入资格。 通常对试点中个人所律师的选择采取“竞争上岗”原则，各地都配备固定的名额。

律师业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一般是先有单独执业的律师，随着业务扩展和市场需求，律师间会基于信任关系逐渐联合起来，慢慢形成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美国、日本等国家，个人所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合伙制律所出现后，逐渐占据了多数地位，合伙所的弊端慢慢显现，这时个人所的发展，弥补了合伙制等形式的不足。

个人所一个明显的优势是较低的设立门槛。合伙所至少需要三名以上合伙人，无形中限制了部分地区行业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业务量大、众多从业者聚集，不乏合伙人，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律师短缺，要找到三名以上合伙人，成立律所则面临困难。

另外，个人所更加灵活，不需要合伙人之间的配合与支持。 在个人所允许设立前，很多合伙制律所的成立只是因为个人执业不被允许，才凑人数变成名义上的“合伙所”。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合伙所，对律师发展提供的服务有限，也没有相互交流、互利共赢的关系。发展到后期，还可能在费用缴纳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爆发矛盾。即便是有合作基础的合伙人，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分化，最后影响律所的正常发展。甚至有人认为， 有的合伙所合伙人各行其是，没有业务上的交集，只是共同分担费用，这样的合伙所与个人所没有本质差异 。

业务层面上，当时律师业务主要集中于诉讼领域，绝大部分为比较简单的一审案件。一审民事案件中，婚姻家事、人身损害、工伤等案件占全部案件的近70%。对此类案件，个人所管理成本低，收费低，相对较有优势。

2007年，个人所被正式确立，当年修订的《律师法》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律师设立个人所。条件除具有规范的名称、固定的执业场所和章程外，设立人还应具有5年以上的执业经历，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并有10万元以上的资产等。

随后，各地的个人所纷纷出现。在北京，2001到2007年，个人律所增加到53家，占2007年北京律所总数的4.9%。而从2007到2010年三年间，北京个人律所增至257家，增幅近500%，占当年北京律所总数的18.4%。

2010到2012年，全国范围内的个人律所占全国律所总数的比例从15.7%增至20.6%。 据司法部统计，截至2022年底，全国律所3.86万多家中，个人所9777家，占25.28%。

2019年，不少地方收紧了个人所的开办，这一年全国个人律所数量几乎没有增加。

据司法部统计数据，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律所3万多家，其中个人所9140多家，占29.98%，所占比例达到高点。较2017年底的8200多家个人所，一年内增加了近1000家。然而，到2019年底，全国个人所为9200多家，增长仅60余家，占当年律所总数的28.47%。

之后，个人律所的增长放缓，每年增长200家左右，所占比例下降。2020年底，个人所9400多家，占27.65%；2021年底，个人所9600多家，占26.33%。

据一张2019年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的截图，有人对当地司法局拒绝其设立个人律所提出质疑。他说，大所固然强势，但个人所灵活，更适宜欠发达地区，也利于吸收更多法律人才，司法机关不应设限。

回复中提到，司法局不提倡在主城区设立律所和个人律所。

具体原因为，该市律师资源不均现象较为严重，个别律师资源短缺的县区如鄄城，仅4名执业律师。同时，现有44家律所中，个人所19家，合伙所18家，国资所4家，个人所占全市律所总数的43.18%，远超全省个人所平均占比29.8%。所以，为实现律所合理分布、均衡发展，根据省司法厅的相关要求，其鼓励和倡导律师到主城区以外的县域申请设立合伙律师事务所。

一些地方主管部门对个人律所的慎重态度或许早就存在。 2007年《律师法》修改后，《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等相继修改，此前各地发布的个人律师事务所试点规定被废除。 但《律师法》等仅对个人所作出了简要的规定，并没有更多的司法解释或地方规定，这就使与个人所匹配的监督保障规范处于缺位状态。

这导致个人所频繁出现违规行为，甚至犯罪，继而引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的关注与警惕，在个人所的申报审批工作中产生了严苛甚至限制的态度。

部分地方对个人所的设立规定了较《律师法》更为严格的条件，比如要求办公场所总面积或人均面积须达到一定的平米数、设立所需资产超过《律师法》规定的数额、对个人所的总量实行控制等。

实际上，各地个人所发展状况有所不同，福建省个人所的数量超过了合伙所，并呈增长趋势 。据《2023年度福建律师社会责任报告》，至2023年底，福建共有律所1463家，其中个人所702家，合伙所599家。此前一年，福建个人所631家，合伙所569家，个人所增幅高于合伙所。

北京个人所数量近年逐年下降。据北京市司法局《2022年1-12月司法行政统计数据及分析》，律所总数3298家，其中个人所1326家，普通合伙所1755家，这年个人所数量达到高峰。2023年，北京个人所数量减少为1234家，据《2024年1-6月司法行政统计数据及分析》，个人所变为1199家，普通合伙所2002家。

当个人所越来越多地涌现时，其本身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有研究以浙江台州市的个人所为样本，发现当时个人所管理相对简单粗放，有缺乏高素质人才、缺乏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差和管理薄弱等问题。

同时，个人律所在发展过程中，也并未像预期的那样，推动律师进入乡镇、社区，为基层民众提供法律服务。有学者在2015年指出， 个人所的分布主要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个人所的开办并不踊跃。

尽管律师业的主流是倡导律所规模化、专业化，而不看好个人所，但有观点认为， 个人所是律师业发展的重要部分，在多元化的法律服务领域中，它为民众提供了不同层次的选择，有关主管部门不能因噎废食。 也不应把个人所限制在社区和低端业务，应给予更多空间，加强服务，让有能力做中高端业务的个人所做大做强，或坚守、转制，由市场和个人所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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