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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军，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近日，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受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引发中国舆论关注。从这起新闻事件中，我们能读出些什么呢？
一开始，颜宁的离开就以当事人不知和难以控制的方式演绎着，其中夹杂不少噪音和非议。很快，颜宁本人及相关方面出来辟谣和澄清，让事情的原委渐渐清晰起来。
平心而论，颜宁赴美任教，纯属个人选择。作为不了解其中缘由的外人，除去理解以外，妄加评论似有不妥。不过，既然颜宁已经成为新闻人物，谈论一下也未尝不可。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颜宁应该也不例外。要知道，建于1746年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一所享誉世界的研究型大学，常春藤盟校之一，培养出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无论从科研实力等硬指标来看，还是就学者最在意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软指标而论，普林斯顿均在中国高校之上。因此，颜宁返回母校、即授予她博士学位的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应是人之常情。当然，说走就走并不容易。正如颜宁所说，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公开信息显示，在清华任教多年的颜宁并未担任行政职务，这使得她可以把尽可能多的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取得了国际公认的学术成果。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因为现实有太多的干扰因素。
从学术氛围或学术生态来看，中国高校与西方大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可谓大相径庭。所谓“氛围”，就如同对科研有益的“益生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处不在又时刻起作用的玩意，这种像“魂”一样的东西与物质投入与钱财的关系并不大。应当承认，尽管现在中国一流大学并不差钱，但与西方名校相比，中国学校在营造学术氛围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为此，中国高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可比找钱困难多了。
众所周知，中国高校存在大量非教学、非科研的活动，譬如说正在伏案工作的大学教授会被喊去参加消防培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杂七杂八的行政事务分散了科研人员的注意，影响了工作的效率。说到底，这都是因为中国高校承担了过多的社会功能所致。换句话说，中国的高校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教学和科研机构，而更像是一个多目标和多任务的小社会，与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目标单一，仅从事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大学全然不同。既然作为整体的中国大学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那么，身处其中的个体也就不大可能独善其身了。
特别是，弥漫在中国高校各个毛细血管的行政化因素，使看似简单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变得更加复杂。附着在行政化上微妙又脆弱的人际关系，消磨着学者们的精力，人际关系处理的全无规律，又让早已习惯科学思维的科学家们头疼不已。在他们看来，人际关系越简单越好，这样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到科研当中。虽说西方学校也存在人际关系，但总体而言，他们的人际关系比中国要简单许多，也单纯许多。这应该也是影响中国高校人才去留的因素之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高校的行政化氛围正在影响、感染并同化着越来越多的留学归国人员，他们要么拼命混个一官半职，从事一些与学术无关的工作，要么终日被杂事所扰，让学术荒废。从这个角度看，像颜宁这样一门心思做科研，初心不改，有足够定力的科学家在中国高校可谓是凤毛麟角。
目前，中国高校对于引进的高端人才，要解决和安抚的问题非常多，涉及住房、户口、孩子入托上学、配偶工作等等。其中一个环节解决不好，都会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甚至离校、远走高飞。由此可见，中国高校人才的流动成因复杂，涉及许多与学术无关的因素，而这与国外名校吸引人才主要靠学术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人才选聘的角度看，美国高校如果出现一个职位空缺，通常都会实行全球招聘，设有严格的资格审查和匿名评审环节，杜绝了滥竽充数和学术近亲繁殖的出现。像普林斯顿这样的名校，在人员录用方面，好中挑好是肯定的。实际上，美国一流大学的博士毕业生，直接留校工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们通常都要在其他学校摸爬滚打一下，积累些研究经验，只有拥有了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才敢竞争母校的研究岗位。从这个角度看，颜宁选择了一条再正常不过的职业发展路径。
在回应媒体为何离开时，颜宁用了“居安思危”说，称“我生怕自己在一个环境里待久了，可能故步自封而不自知。换一种环境，是为了给自己一些新的压力，刺激自己获得灵感，希望能够在科学上取得新的突破。”从这些表白中，人们能够感受到，颜宁看重的正是中国大学最稀缺的东西，即学术氛围。
无独有偶，同样在清华大学，近来已有“清华制造”，即本科和博士均在清华完成的青年教师获得国际名校，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任职聘书。或许，这比颜宁的离开更有新闻价值，因为这意味着清华的教育得到了世界名校的认可，尽管这样的现象还很少。无论那种情况，最要紧的还是这些科学家都拥有过硬的科研成果。
提到颜宁，人们很快会联想到清华大学另一位科学家施一公教授。就在几年前，中国媒体曾报道，他因为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未果而不再参评。这位当时已入选美国外籍院士，却无法成为中国院士的科学家的遭遇，一度令公众质疑中国院士的评选机制，声讨中国的科研体制。尽管后来施一公如愿成为院士，但中国媒体对其落选院士进行的挖掘和报道，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
当诺贝尔奖授予中国的屠呦呦女士后，屠完成了从“三无教授”，即无博士学位、无留洋经历、无院士头衔，到诺奖得主的华丽转变。人们直觉上会认为，屠呦呦不是院士简直不可理喻，更是不可接受的事情。如果说屠呦呦缺少前两项属历史局限所致，那么，屠努力多次都未能评上院士则纯属人为因素。不出所料，屠呦呦的遭遇几乎与施一公同出一辙：最不该起作用的、与学术无关的因素起了作用。
屠呦呦迟来的获奖像是狠狠地抽了中国院士体制的一记耳光。这些默默奉献、几乎快要被人忘记的科学家的经历，暴露出“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尴尬，拷问着中国的科研制度。在科学家看来，能“开花”最好，虽然这只是少数人的幸运，但也要争取，他们可能根本无暇顾及“墙外”还是“墙内”。科学家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被埋没，这是他们的底线，而最不介意的就是“香”，因为它与科学的使命无关，属身外之物。问题在于，中国的科研管理者往往根据末端的“香”，而不是最初的“开花”来制订科研促进和鼓励政策，这种偷懒和本末倒置的做法直接导致了中国科研政策的扭曲和错配，破坏了学术氛围和学术生态，遏制了科学的进步。
再回到颜宁的话题来。从大的方面来看，颜宁的离开属于人才全球流动的一个例子。只要中国继续现代化的进程，这样的现象恐怕只会越来越多。毕竟，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人才，而世界也需要中国的智力资源。中国显然不应成为人才的“黑洞”：人才进来就出不去了。正常的姿势应该是，人才有进有出，来去自由。
总之，我们不应过度解读颜宁的离开。颜宁成为新闻人物，恰恰暴露出中国在公共舆论和社会认知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知道了差距，也就看到了努力的方向。从某个角度看，当颜宁们不再成为新闻，中国公众以平常心看待人才流动时，中国与现代国家的距离，也就更近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