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对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
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龙应台）
今天读书君想要推荐的是当年《中国时报》也不敢刊登的一篇文章，作者是我们熟悉的龙应台先生。这篇写于
1985年
的文字，至今读来发人深省。福柯说“话语即权利”，无论何时，我们都要用理性去维护我们说话的权利。
奥威尔的台湾？
文 | 龙应台
今年8月5日电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篇关于台湾的报道，题目是“台湾的‘思想特务’”。节译其中两段：
年代也对——正是1984年；用的词语也是很奥威尔的味道。去年10月，台北的几个高级人员在军官俱乐部讨论“不法言论的泛滥”。一个官员说：文化战斗务必加强。”另一个说：“污蔑元首的一定要重惩！”这些高阶政府官员所计划进行的，正是奥威尔的“思想特务”所擅长的，那就是以钳制言论来压抑反对者的力量……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台湾政府的言论控制有转紧的趋向。三年以前平均每年的个案是31，1984年却有187件取缔言论事件……
要了解这篇报道的意义，我们必须先记得
奥威尔
在
《1984》
那本书里所写的“思想特务”是怎么回事。1984年的伦敦，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百分之百的受政府控制。
满街满墙都贴着巨幅的领袖的照片，到处都是警告的标语：“老大哥监视着你。”私人家里都装了电眼与麦克风，个人的一声咳嗽，一个眼神，都逃不过“思想特务”的观察。连写日记，把个人的思想记录下来，都有被抓去判死刑的危险。人民只能够发表政府认可的言论。
《新闻周刊》的记者把台湾与《1984》相提并论会使许多人觉得过分；今日的台湾绝对不是奥威尔笔下的恐怖世界，可是不管这两位记者的比喻是否过火，他们的报道中举证历历，有名有姓，而且不失公正：一方面列出台湾政府查封杂志的个案，一方面也解释许多党外刊物确实缺乏专业道德。该篇报道以一位反对人士的话做结论：“我们期望不高，但我们会奋斗到底。”
“老大哥监视着你”
《新闻周刊》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这样一篇报道直接的就塑造了千百万人对台湾的印象。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不理不睬，假装没事。但这太危险了，台湾的政治处境已经够困难了，再自绝于世界舆论，等于自我流放。或者，我们也可以对《新闻周刊》提出抗议，甚至找这个记者的麻烦，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这，不仅愚蠢而且也办不到。对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你指出报道中有哪一件不属实？既是事实还有什么“抗议”或“报复”的余地？
第三个可能的应对办法，是从今以后我们努力地“作秀”，保持一个开放民主的“形象”。也就是说，政府一切控制言论的作为——查禁报纸杂志或检查没收书籍等等——都在暗中进行，不让外人发现，外人也就无从报道。在教育水准这样高的台湾，这个保密办法大概是行不通的。更何况，懂得中文、了解台湾的外国人也很多。为民主“作秀”，是骗不了人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诚心实意的自我检讨了。我们的言论够不够自由？许多人会马上回答：啊！那比起从前好太多了；台湾一年比一年开放、进步。这我也同意；许多学者能见诸文字的言论是10年前不敢想象的
。但是，比“从前”好并不代表“够”了。言论“够不够”自由这个问题其实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自由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反之，就是够。
那么台湾的言论自由“够不够”呢？
“私人家里都装了电眼与麦克风”
显然不够。
如果世界人权组织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每一年平均政府要用各种方式取缔“非法言论”30次，今年则暴增到近200次。这种政府与民间冲突的原因，讲白了，就是一个要说话，一个硬不准他说；也就是说，政府所限的言论尺度不令人满意。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写了几篇批判性的文章，学生会关心地问“老师，你不怕被送到绿岛去吗？”这是我的家乡，我对受聘治理的人提出批评与建议，难道不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要到绿岛去？而事实证明，从来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骚扰过我，但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要有这种恐惧？给我来信的读者，在发表完意见之后，总是要加上这么一句：我不能用真名，因为“曝光”会带来灾祸。甚至于15岁的中学生也会说：请为我的身份保密，泄露了不得了。有这种恐惧，表示一个人心里有话想说，但不敢说；说课，怕有后果。换句话说，在现有的言论尺度里他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不要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是一个忌讳——我们对外称“自由”当然本来就有言论自由，而且是宪法保障的；问“要不要”简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总比等着让别人来打要好得多；《新闻周刊》的报道就是一记别人的耳光，清脆而且难堪。在承认我们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之后，许多人又会说：自由开放是个危险的东西；咱们大陆就是这样丢掉的。你看，有些政见发表会上，候选人黑白乱讲，选民偏偏要上当。你看，多少留学生，不是一出去就变了吗？思想言论一开放，台湾的安定稳定就要受到破坏。所以控制言论是必要的。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实是没有深思的结果。
选民“为什么”受哗众取宠的人的迷惑？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去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只能够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就那么一种。既然没有多种思想饲料让他自己作选择，他就从来没有机会学子如何去辨别品味，识别良劣。
留学生在台湾时由教科书与报纸中对事情形成一种看法，到了海外，突然发现了未经封锁的消息与资料对事情提出完全相反的诠释，他怎么能不惊吓？怎么能不觉得受骗？他的“变”也理所当然。
那么还没有出去的学生呢？有一次我问一位来台教政治学的美籍教授：“你是否觉得台湾的大学生对政治太天真，太容易接受宣传？”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刚好相反！我的研究生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的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不信任，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我不知道这位外籍教授所描述的情况有多普遍，但是不论是否普遍，问题严重的症结还是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台湾，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作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
五四时期的上海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作育英才：
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对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好，这似乎是高等教育一个最基本的精神。问题是，另一个方面，学生到图书馆里翻开英文百科全书，找到“中华民国”或“蒋介石”那几页，发觉“有关单位”已经把一些文字用黑墨一行一行画掉，只留下几行他本来就知道的。他读中国文学史，学到五四运动，想看那个时代的小说，老师却说：是禁书，不能看，没有。他逛书店，抽下一本台湾盗印的英文旅游指南，发觉有一页空白参差不齐，原来指南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简介没有印出。在课堂上，他可以偶尔问一个存疑已久的问题，老师却说：我们还是不要碰这个题目，不方便。他可以为校刊写篇文章，发表一点意见，训导处去把稿子退回，说：不能登，不能说，你思想有问题。
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学生难道是智能不足？我们希冀他不会发现这两种态度间的严重冲突？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比如说一个有能力深思经济问题，文学问题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不让这个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挖柢，惟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和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柢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
名画《自由引导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