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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写游记，有点东西

凤凰网读书 · 公众号 · · 2024-03-01 00:34

正文

谈话节目《十三邀》的片头中，许知远自称“我是一个笨拙的发问者”。他眉头紧锁，目光游移，镜头随着他的目光扫向城市的角落、街头巷尾的行人。最后，目光与镜头都会聚焦到一个那一期的嘉宾身上——一位名人，或是某个行业、某种文化的标志性人物。节目之外，看待更随处可见的城市文化和普通人时，他也同样带着知识分子式的观察视角。

在许知远的游记《意外的旅程》里，他在汉族文化昔日的中心、“尧的诞生地”闲逛，发出这样的疑问：“那位尧真的是我的祖先吗？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古代中国人的延续吗？”在陕北，他发现靠投资煤矿发迹的老板“ 似乎从未从那个乡村穷孩子的内心走出来”。

在拍照打卡的游客视角以外，偶尔来一次这样的“知识分子式”游历，好像也是一段不错的旅程。

下文摘选自《意外的旅程》，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古代中国人的延续吗？

灰尘混合着我们身体的汗水，牢牢地粘在我身上，使毛孔难以呼吸。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在鸣笛，到处都是闪烁的霓虹灯。

在漫长的时间里，临汾被称作平阳，是“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曾是北方工商业的重镇。它更著名的渊源是，这里是尧的诞生地，尧被公认为华夏文明的开创者，他和另外两位继任者——舜和禹——构成了中国最初的统治史，代表了华夏的黄金时代。

我来到了山西南部，中原地带的中心。我这一代对“中原之地”耳熟能详，却很少意识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它遵从的地理区域也先是东南沿海，或是江浙一带。

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心来自沿海，而文化中心则一直在江南。历史变化总是沧海桑田，如今我们谈论的是上海、香港，谁还记得临汾、商丘与开封？但当华夏文明在后者兴起时，前者仍是杂草丛生的乱石堆。

整个上午，我都徘徊在临汾市区的尧庙广场。它激起的不是我对远古文明的幽思，而是一种生理上的不适。饱经战乱、天灾与人为纵火的尧庙当然早已消失，最多剩下断壁残垣、青苔野草。遗迹是个不断被修复的东西，中国的历史倾向于存留在典籍，而不是建筑之中。我们不喜欢帕特农神庙那种石头，而倾向于木头，它们美观、精巧，却经不起历史烟尘。

眼前的尧庙是1998——2002年一连串扩建的产物，它不再是一座孤单的被祭奠的建筑，而变成了一片建筑群，被称作尧庙广场。它就像另一种意义上的世界公园，街口的杂货铺，建造者费力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空间里，所有东西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廉价感。

我先是在观礼台的广场上游荡，它坐南朝北，正对着尧宫。它像是一个小型的“天安门”，殿内摆放着那种廉价的工艺品，它是“中国尧都民间艺术博物馆”。两个年轻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

电影《站台》

在同样微缩的广场上，摆放着几辆电瓶车，它们被分别塑造成济公、火箭的模样，花上五块钱，你可以在广场上“驰骋”一下。然后，我又在尧庙里消耗了一个小时，在那些仿明清的建筑中穿梭。那些懒散的管理员会突然走到你面前：“给先祖敬香吧，三十块的六十块的都有。”

如果你拒绝，她就立刻恹恹地走回屋角的同伴那里，继续她们的聊天。这尧庙是她们的，不属于游客。

贯穿广场的尧都大道有四十米宽，两边的景区除去“天安门”，还有缩小的天坛，有尧舜禹三座宫门，有用水泥制成的立体中国地图（可惜福建、台湾等一些省份，表层水泥已经脱落）。广场建筑处处夸耀它的规模，二十一米高的汉白玉华表，长达百米的、花岗岩铸就的千家姓纪念壁——它不但是全国最大的，而且采用了长城造型，还有号称“天下第一门”的华门——三门鼎立象征了尧舜禹，主门十八米高，是“世界上最高最大之门”……

我在四十米宽的大道上走来走去，这并非特别节日，大道上空空荡荡的。我庆幸自己没有再花五十块门票去进那个华门，它四周飘荡的红旗早已褪色，丝绸的边角早已残破。摆设在尧都大道两旁的摊位和这些宏大的建筑一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此刻的精神世界。

一个又一个摊位提供了每一座城市都雷同的消遣方式：汽枪打气球的游戏，小吃摊，盗版书籍与音像——在上面我看到的几乎全部是玄幻、武侠小说，还有一本余秋雨的散文，还有《我偷了二嫂》这样诱惑人心的光盘名称……

那个微缩的天坛被命名为“幻觉动感の屋”，中文的“的”字被换成了“の”字，而且在说明里特意提及，游戏来源于“日本株式会社”，我甚至看到了一艘仿制的军舰矗立在华门前……

一位叫刘群良的僧人还给我算了命，但是他的个人简介上却印着八卦图。“不管僧道，都要看八卦的。”他对将信将疑的我说，并确信我“天赋敏感，也可以预测未来”，只要付给他三万元，学习一年两载即可。我婉拒了这份“前途无量的工作”，付给他十元钱离去。

如此大规模的混杂仍让我有点吃不消。 那位尧真的是我的祖先吗？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古代中国人的延续吗？ 一切变得容易理解，浩大的工程与历史情怀无关，它只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且它与“大跃进式”的坏品味相连——拜多年的标语化、好大喜功的美学观念所赐。

电影《天注定》

“旅游业是一个大蛋糕，关键是谁能将这块人人看好的蛋糕做大做强……”一份旅游手册这样写道，“我们的卖点就是四千五百年中华文明的源头”。

而手册的编著者则写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华夏之冠。如何将先祖们创造的‘无形资产’变为‘有形资产’，使华夏千古文明浓缩在尧都，浓缩在一处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经典中……”离开尧庙广场后，我看到了第一个大幅广告牌是“纽约，纽约”和“台北新娘”的婚纱摄影。

对风景之爱，曾是中国文化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

一阵雨过后，天变得明澈，那辆现代汽车就在山路上行驶，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窗外是清澈的山涧，河滩上布满了大小鹅卵石块，铁青色的岩石取代了黄土丘陵。

我心情舒畅，因为终于要离开北方中国了，我正在穿越的秦岭是北方与南方的地理分界线。南方气味在经过眉县的渭河桥时就已变得鲜明，我看了一家又一家的路边简陋饭店都以川菜告人，成都和重庆的力量陡然增强。西安则被遗忘了，仿佛我不再身处陕西，而进入了四川。

我开始觉得潮湿，而旅行节奏舒缓下来，我变得松懈。在汉中的清晨醒来，隔壁的潮皇酒楼门口那个穿着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正擦着玻璃，满身的慵懒从旗袍侧面的开叉溢出来，马路对面的性保健品商店的门口张贴着这一路上我看到的最有创意的名字——“阿根挺”。

在路边摊上，我听着两个少妇的闲聊，其中一位过分浓妆，像是冯梦龙笔下的小家碧玉。“汉中女人好看，”一位西安朋友提醒我，“她们有点像陕北的女人，个子高，皮肤白”。

“为什么西安人都说汉中人小气？”我一边吃着辣椒炒蛋，一边插话。我的胃口终于苏醒了，从黑龙江到陕北，我受够了那种粗糙、没味道的饮食，四川的辛辣终于到来了。

这句话引发了两个女人的热烈情绪，她们开始将之前西安人对她们使用的形容词，都送了回去：西安人哪有汉中人豪爽，他们做事才小家子气呢！”

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力量 ，不知道那“阿根挺”的销量如何。

电影《山河故人》

载我前往勉县武侯祠的是个女司机，今年正好三十岁。她前额的刘海修剪得过分整齐，像一把精巧的刷子，而后面则长长地飘下来，她的脸苍白平坦，五官小巧，这使她看上去就像放大的樱桃小丸子。

“汉中男人太懒了！”我们谈话是这样开始的。一路上，我的攀谈水准很低，不外乎“本地人有什么特点啊”，“你对生活满意吗”，“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很少碰到对自己收入满意的人，总是“太少，不够花的”。

说话干脆的樱桃小丸子也是，她毫不掩饰对自己丈夫的嫌弃。“如果不是孩子，我早就离婚了。”

这辆捷达车正驶在栽了两排整齐的高大冷杉树的公路上，而路两旁则是浅绿色的稻田，绿得让人心旷神怡。“如果你春天来，更美，都是黄色的油菜花。”她说。

她对于结婚十年的丈夫的主要抱怨是，他赖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里，每个月挣一千块，自己都不够花的，却不愿意到外面去闯一闯。

她是个想得开的女人，喜欢在那家鹦鹉酒吧里喝啤酒，和朋友抽烟聊天，她喜欢北京、西安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后者的麻辣小龙虾给她的印象深刻：“汉中就没这种做法。”

她给老板开过车，嫌钱少又不自由，然后就自己买了这辆出租车，准备开上三年挣些钱，再把车一卖，或许能在西安开始个小生意。她是个称职的投资者，不再开车载朋友了，即使会被他们讥笑“小气”，她还雇用了一个男员工，每月付他九百元，专门开夜班——闲置的出租车该是多么浪费。

在家里的姊妹三人中，她是最不安分的，总是向往着更刺激的生活，要穿名牌衣服，要下馆子吃饭，要去全世界旅游，她也是最自立的一个——除了自己谁也没法依赖。

夹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的确仍旧散发着一股置身事外的气息。 对于饱受大城市的节奏折磨的人来说，它悠闲散漫得如此迷人，而对于这位“樱桃小丸子”来说，它缺乏生气与活力。

速度正在致力打破这种状况，八百里秦川如今只需要六个小时的车程，西汉高速公路通车之后，则将缩短成三个半小时，“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感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远古景象。这也给“樱桃小丸子”带来了新的机会，她希望到时不再在市内挣那五块一趟的活儿，被别人包车往返一趟西安、汉中，或许就可以收入一千块。

来到武侯祠时，我是当天最后一位游人，空空的院落里，皮鞋踏在石砖地面上的声音响亮而清晰，我喜欢上了那棵玉兰树，甚至试着欣赏结构对称的古建筑，还有四四方方的院子，散布着青苔的石板路引人遐想，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剥夺了那美妙的传承，恨不得能就地坐下，抚琴一曲。

对风景之爱，曾是中国文化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 ，站在小小的阁楼之上，穿过一片玉米田，我看到了流淌的汉江水，一阵清风恰好迎面吹来，内心莫名其妙地充盈起来。

电影《山河故人》

对诸葛亮的记忆主宰了这座小县城。我试着在西方传统中找到他的对应人物。他是那么机智，那么有操守，那么执着，却最终还是失败，充满了悲剧式的无力感。

奥德修斯有他的机智吧，却比他更幸运，或者说更明智。中国人推崇诸葛亮，多少因为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从刘备到阿斗，他不怀疑既有秩序，甘心成为摇摇欲坠的秩序的维持者。

我对历史遥远和模糊的记忆在汉中被一点点唤醒。诸葛亮，马超，汉中王刘邦的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点，还有汉江。中国人的身份是从汉代开始的吧，因为汉朝，我们成为了“汉人”。

“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

抵达伊春时，是傍晚七点。步行街上人群稀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

在等待本地的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放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断句停顿。不知疲倦地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杂食的街头小店，都是如此。

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步行街旁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步行街上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报时音乐是《东方红》。

我被带回到了三十年前。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六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食堂里供应黏稠的米汤与因用碱过多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被共同的纪律塑造。

它不是自由生长而是移植来的，不同的性格、家庭、梦想、口音与口味，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伊春洋溢着这种气氛。它位于黑龙江东北部，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生产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就像大庆产生了模范石油工人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伐木工人，他们都有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

孙铁军是那股豪情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这算得上伊春的贫民窟。

他看起来四十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九点的伊春，空气清新，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所有北京的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感觉得到毛孔的呼吸。

孙铁军出生于1954年。四岁时，他随全家搬到伊春市。

他的父亲曾是志愿军的一员，战争结束了，作为退伍军人，父亲被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当业务员。这座人造城市居民分成两类人：林业的、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他们服务。但他们的界限随着时间迅速模糊。

影视剧《平原上的摩西》

1969年，铁军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他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的工序，每月挣三十三块。接着他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被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圆木。

1977年，他结婚了，伊春则迎来了她最繁荣的年代，中国正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这里拥挤着来自全国的代表。各地政府、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派人前来，都想获得木材。

“到处都是外地人，什么人他们都要，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有工作。”铁军的母亲也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她为志愿军丈夫生了四个儿子。此前，她一直向我抱怨生活的不公，作为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属，每个月只能领到一百多元的补助。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1993年。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没人控制的盗砍盗伐，令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需要封山育林；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积压了两代人的管理失调，要在一年中解决。

孙铁军对此有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而非仅仅他个人的挑战，结果仍令他吃惊。 “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 除去自己，他的妻子、女儿——分别在林场的财务科和保卫科工作——也下岗了。

二十五年的工龄最终以一万八千块钱作为了结，他的整个青春就值这么多。令铁军耿耿于怀的是赔偿数字的笼统，他这样将近三十年工龄的工人，和那些工龄只十年的工人，没太多区别，似乎相隔二十年的人生其实毫无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 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 ，”孙铁军说，“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

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十五年过去了，他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突然间，他要负责一家四口的生活，要交纳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在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中，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逐渐恢复。像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山东游荡了九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却让他呼吸到从未有过的自由空气。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的足迹从山东到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

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被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五十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三十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现在本地的年轻一代外出打工，下岗家庭经常全家迁走。

影视剧《平原上的摩西》

铁军的女儿在一家小商店卖书包，每月六百块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依靠。她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他们六岁的女儿在屋里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

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的一千七百元社保基金发愁，听说它要涨到两千一百元。他还被胃炎、肝炎、胆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仍要不时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夜兼程。

铁军的家里干净、整洁，狭小空间里的一丝不苟，显示出他强烈的自尊。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岗的同事中，很多因为长期的积怨而一病不起。两个月前，他又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不过五十岁出头。“死得都让人心寒了。”他说。

墙上挂着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记载着他灿烂而浪漫的少年时代。他曾是个音乐爱好者，当年这把三十几块的乐器让他成为聚会的中心，他向少男少女们弹奏《游击队之歌》。但琴弦好久都没被拨动了，以至于他忘记了如何调音。

“他从未从那个乡村穷孩子的内心走出来”

“先来八斤羊肉。”洪波扫视了桌上的其他四个人，然后语调平缓地对服务员说。这个小姑娘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看起来只有十六岁。照例，洪波和她闲扯了几句。他的陕北腔太重了，而且总是吞音，那些词句就成群结队地从他微微张开的厚嘴唇中滚了出来。

我大概猜得出内容。自从高中时代，他就是个很讨姑娘喜欢的男孩子，知道怎样在几分钟内将她们逗得咯咯笑。如今，那个曾经清瘦、有点像姜育恒的男孩子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腰身浑圆、腹部凸出的中年形象，上唇毛茸茸的黑胡子和那张胖胖的颜色暗淡、有点油腻的脸，加深了中年的印记。

经过两天的相处，他对我的问话不那么拘谨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张坐了十个人的大圆桌上，桌上主要是他在榆林中学的同学。距离高中毕业十三年了，当初的少年意气似乎又回来了，他们称呼着彼此的绰号，回味着那些尴尬往事。他们大多出生于1971至1973年之间，有的来自乡村，有的出生于城镇。

榆林中学是陕北最好的中学，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他们在1990年代初进入这所中学，共同度过了三年高中时光。 他们记得那个时刻的榆林，萧条、贫穷却不乏诗意。

影视剧《漫长的季节》

他们踢球，传看金庸小说，疯狂地写诗，留郭富城的发型，取笑班主任的健美裤，其中成绩最优秀的梦想着考上大学，离开榆林，到省城西安，或者更远的地方。

洪波坐在人群中，沉默，比周围人看上去更成熟，或者说更苍老些。每个人又自动归位到高中时代的各自角色。在整个高中时代，他没给其他人留下太多的印象。班里的五十九名同学，一半来自城市，一半来自乡村，像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

榆林是一座面积达43578平方公里的城市，包括十一个县和一个市辖区。榆林中学在这个市辖的榆阳区，它一直是陕北的政治与商业中心。

洪波是那一半乡村学生中的一个，来自最北的神木。就像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的时尚要过上几年才传到西北的榆林，而城乡间从未弥合的差异，则使来自乡村的同学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更匮乏。进入这所好中学，又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他们要对得起学费。 课间休息时，城里的学生在操场上嘻嘻哈哈，而乡村的孩子们则安安静静地坐在凳子上。

洪波没有考上大学，五十九个学生中只有三个被录取了。第二年，他和很多同学一样自费前往西安读书，在一所财经学院，他学了三年的会计。在1990年代中期的西安，榆林像陕北的其他地区一样，是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

“你们竟然还有皮夹克穿。”他的高中同学彩彩曾有这样的尴尬遭遇。在很多西安人心目中，陕北人仍旧头戴白羊肚毛巾，张口就是信天游。

三年学业后，洪波回到了神木，他依旧要为自己的生存挣扎。知识看起来没起什么作用，他成了一家电石厂的一名开炉工，每月五百元的工资。电石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叫碳化钙，是无烟煤或焦炭与生石灰在炉中经高温冶炼而成。洪波的工作是每隔一两分钟，就把长长的铁钩伸进冶炼炉中搅一搅，有时他还负责为炉中加燃料，把一铲又一铲黑色煤与白色的石灰送进炉子。

“我曾经喝水喝醉过，”洪波在热气弥漫的冶炼炉旁对我说，“那天特别热，我一直流汗，一直喝水，不知为什么就晕倒了”。在带我们参观他曾经工作的电石厂时，他顺手夺过工人们手里的铁锹，向炉里添煤。他发福的身体突然变得灵巧而有力量，姿势标准。他和其中一位热烈地

许知远写游记，有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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