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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名称: 开放时代杂志
| 以学术关怀社会｜双月刊｜CSSCI ｜核心期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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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
图：木刻《马本斋母亲》
（图片来源：罗工柳纪念网站）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急迫诉求，是否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成为当时判断一种政权及其政策合法与否的重要标准，能否成功地对最广大的民众进行有效的民族主义动员更是当时中国各政治势力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共理论体系中的国际主义因素及其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密切关系使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被国民党批判为反民族、无国家，但随着抗战的开始和扩大，它却逐步在与国民党关于民族主义的话语权之争中占据了上风，正是在此期间它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诠释获得巨大反响并成功动员了大众。本文聚焦于抗战时期中共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指出其在民族与国际、民族与家族之间的辨别和摸索同时导向了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观念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探索的一种新形式。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民族主义 中共
一、民族VS.国际
在日军大举入侵的关头，是否明确、坚定地提出抗日主张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各政治团体能否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华北事变后，中共最早举起了抗日的民族主义大旗。但实际上，中共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一直面临反民族、无国家的批评， [1] 而且这种批评确实能够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找到依据。如何使自身的理论能够自圆其说、成功应对民族主义的呼唤便是中共当时面临的直接挑战。中共在这一阶段通过将民族主义解释为共产主义之前提，一方面并未否决自身的共产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却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灵活而广阔的空间。在对民族性的阐释上，中共在中国语境中将民族性与阶级性两个概念融合起来，为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奠定了理论基础。
民族主义本质上意味着对本民族的忠诚高于对其他事物的忠诚，国际主义则与民族主义迥然不同，在国际主义的视域中，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以及以其为单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诉求并不具有核心重要性，甚至主张取消这种界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本质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之上，认为在作为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这种阶级划分并不狭隘地就某一国、某一民族而言，而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立场和根本利益，这是其团结和联合的基础；基于此，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将是“世界性的革命”。 [2]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架构中，民族主义是没有实质地位的，甚至是一种时刻被警惕和批判的立场和倾向。马克思就声称“工人没有祖国” [3] ，并呼唤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也就是说，敌友区分的依据不在民族和国家而根本上在于阶级，一国中饱受剥削的无产阶级的盟友应该是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而从民族、国家角度看是同胞的本国资产阶级却是其敌人。列宁更明确地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作为“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口号”，强调“马克思主义提出以国际主义代替一切民族主义”。 [4] 共产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基于阶级理论的国际主义。从阶级的角度，与从某一个特定民族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世界观，很可能会导向在基本立场、决策方面的不同，甚至冲突的结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典型产物是共产国际这一机构，它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为基本原则，要求其分布诸国的下级支部恪守这一原则，并随时准备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 [5]
中共到底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这是许多观察家——特别是抗战以来——非常关注却又感到困惑的问题， [6] 甚至中共内部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不尽一致。从筹备建党到抗战前这一时期，对于中共的理论和实践而言，民族主义的诉求即使没有被完全消弭，也绝不是中共理论和实践的重心，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信念和路线方针都更多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明确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及与共产国际的联合作为党的基本纲领。 [7] 中共二大更将苏俄视为“无产阶级的祖国”，决议“中国共产党要召集中国工人们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以“抵御资本主义的进攻”。 [8] 1923年三大继续明确“中国无产阶级反对世界资产阶级斗争的阶级争斗”这一重心，并提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以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 [9]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虽然与国民党进行了党内联合，但对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倾向却不赞同，指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乃立脚在一民族的一国家的利益上面，其实还是立脚在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上面”，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世界性与阶级性：“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推翻全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之压迫，推翻外国的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 [10] 1926年3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继续贯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路线，强调“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之间的基本矛盾和斗争， [11] 作为其支部的中共在经历国共合作失败后更深信这一路线。中共甚至一度推行“武装拥护苏联”的路线。 [12]
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先行的状况直到30年代中后期才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种转变的诸多复杂原因中，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华的入侵和深入扩张是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在中共的民族主义转向中，抗战可谓一个重要契机，在此期间民族主义真正得以在中共理论体系中获得一个合乎逻辑又日益显著的地位。如果说此前中共的斗争纲领中还是相对抽象地面对主要作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 [13]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特别是其在1935年华北事变中表现出的侵占中国大陆的野心，使包括中共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国政治力量都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华北事变后，中共《八一宣言》指出形势的危急：“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都将变成亡国奴”，呼吁“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同胞们！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 [14] 在这一宣言中，中共公开举起了民族主义大旗，话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更重要的是，它一转之前将反对国民党作为抗战先决条件的彻底态度，提出在民族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应“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这一说法无疑标志着中共在思路上的重大转变，即在共同的民族利益基础上将视为阶级敌人的首要斗争对象国民党视为可以一同抗日的“同胞”、“兄弟”——虽然并未否定双方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不仅如此，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行政方针中也未包含阶级斗争的内容，而将“祖国生命”、“民族生存”、“国家独立”、“领土完整”、“人权自由”作为斗争目标。这一切表明，中共已开始注意鲜明地向大众展示和强调其捍卫祖国的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并相应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作为阶级战士的形象。
如果说《八一宣言》宣告了中共民族主义转向的开端，那么同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则是其民族主义转向中极其重要的一步。这次会议提出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汇合全国所有的抗日力量。毛泽东宣称：“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15] 中共不再教条地以阶级革命为纲，而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最大程度地团结和动员抗日力量。江西苏维埃时期被排除在宪法大纲所赋予的政治权利之外的一些阶级——除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外的“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都被团结于“人民共和国”。 [16]
王国征：《瓦窑堡会议》
（图片来源：求是网）
对于其方针政策从彻底的苏维埃革命到突出民族主义诉求的一系列调整，中共是这样解释的，即，民族独立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这一命题成了中共民族主义理论的重要命题，它在1936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得到了明确表达：“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 [17] 依据这种观点，虽然共产主义仍旧是一种理想，但毕竟不是当务之急了，甚至还是一个比较遥远的理想。在实现这个理想之前，当前最紧要的是实现国家独立，不仅如此，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载体，不仅与共产主义不矛盾，而且是必要的。这种看法当时在党内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1937年12月中旬在八路军总部会见八路军主要领导人时，朱德也强调了这一观点：“共产党并不指望一夜之间将中国共产化。他懂得中国首先必须经过一段民主政府时期，才能最终进入社会主义；再而可能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经过改进过的形式的共产主义。” [18] 通过这种解释，中共在不否认自身特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情况下，为民族主义观念安置了一个合理、重要的地位：由于共产主义仍然是比较遥远的目标，相较于土地属于哪个阶级这个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 [19]
如果说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民族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共作为一个独立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之代言人的身份提出的，那么西安事变后，在与国民党达成了共同抗战的基础上，中共对其角色则进行了实质调整，进一步放松了阶级斗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中共向国民党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打倒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20] 。同年4月中共再次强调“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华民族的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宣传方针。 [21] 7月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表明要“取消现存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22] 各根据地随后贯彻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宣称，“晋察冀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任务，在抗战胜利之日即行终了。” [23] 虽然国共之间还时有摩擦，但中共的民族主义转向毕竟是明显的，卡尔逊基于其从1937年12月中旬到1938年2月底，以及1938年5月初到8月初作为军事观察员在陕北和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的观察，在评论共产党的军队时就突出了其民族主义的特征，“这是一支为民族的生存而战斗的军队” [24] ，并判断中共“似乎具有跟我们习惯于和俄国人联系起来的那种教条不同的特性” [25] 。
自1938年10月毛泽东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中共民族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明确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重要地位，在此命题框架内进一步阐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并巧妙地将民族性和阶级性融合起来。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关系问题上，一方面中共并不否认“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继续声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另一方面同时强调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26] 而它声称，抗战时期中国的具体环境就是中日矛盾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上的主要矛盾， [27] 中国是被侵略国家，因而需要优先解决民族矛盾。“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28] 通过将民族主义解释为国际主义的实现形式，中共为长期以来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理论两难作了一个解释，并在马列主义框架内为将重心置于本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提出了理论依据。
民族主义的转向是否意味着此时中共完全否定了其一直习惯的从阶级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世界观呢？并非如此，它认为如果只是强调民族主义，只讲抗日，就不能充分体现出其主张与本质，甚至会消解其自身的独立诉求。毛泽东当时就提醒不能以民族主义主张消解阶级意识，强调应同时“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即使在抗日的情形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如果完全消解了阶级意识，那么就有“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的结果。 [29] 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大章也指出“如果仅仅了解共产党‘是打日本的’”则是“极端不够的”，而应当“不仅要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而且要同样忠实于自己将来所理想的共产主义，及为自己所理想的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30]
一方面要“忠于民族”，另一方面又不放弃阶级主张，要“忠于自己阶级和自己远大理想”， [31] 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在理论上如何进行调和解释呢？这主要是通过将工农阶级对中国民族性的代表性，而将阶级和民族两个概念融合起来。虽然中共由于承认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并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对阶级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将之前排除在工农政权之外的其他阶级成分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内。 [32] 但它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实质阶级基础是工农，并基于此，认为自身“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33] 在抗战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它更深切地认识到，在中国，特别是在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主力实际上最主要由广大农民组成，农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而言意义太重大了。1945年3月毛泽东在与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甚至声称：“农民就是中国” [34]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民的党” [35] 。
中共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36] ，结合其关于工农对于中国民族性之代表性的命题，它实际上将“民族形式”诠释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而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代表、体现的形式。基于这种界定，中共相应在策略上注重民族主义动员的针对性：“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37] 中共强调政治话语应特别注意其对象是广大农民，宣传和政治工作要学习群众的语言，要“生动活泼”、“表现实际生活” [38] ，从而容易为农民大众理解，使他们能够真正理解中共的政治主张，积极有效地参与中共组织领导的政治生活。
随着1942年—1945年整风运动的深入，以农民作为民族性代表的观点也逐步扎根。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直接明确地强调抗战的民族主义文艺应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服务于工农大众。 [39] 这一方针显然得到了彻底贯彻，1944年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对中共根据地文艺工作的观察中说，“他们对文化工作极其严肃认真。戏剧和音乐吸取了当地农村人民民歌的形式。交际舞包括了本地的民间舞蹈。” [40] “为了普及和发展华北当地的民间戏剧和舞蹈，西方话剧已不再上演，为少数党的干部的演出除外。音乐已民族化。” [41] 李泽厚也评论说，此时“中国文艺中终于出现了真实的农民群众、真实的农村生活及其苦难和斗争。……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取代了一切。‘思想情感方式’连同它的生活视野变得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国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心理，都不见了。……为工农兵，写工农兵，工农兵是文艺描写的主角……” [42] ，“整个抗战文艺是发达的，特别是像《黄河大合唱》等昂扬的大众歌曲、黑白版画和立足于民间文艺基础的西北剪纸和《兄妹开荒》等秧歌剧等等。它们或以悲愤高亢传达出广大人民的抗战心声，或者以拙朴浑厚呈现着中国民族的雄强气派。” [43] 可以说，将民族性与阶级性融合起来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共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战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冼星海在延安指挥排练《黄河大合唱》
（图片来源：中安在线网站）
中共在思路上的民族主义转向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中共当时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新实践。 [44] 虽然还是尽量争取苏联的援助，但它不再把苏联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也不再不顾自身具体情况而盲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过于强调将同盟建立在相同的意识形态之上，而主要基于本民族的利益为抗战尽可能地争取外援。毛泽东曾在1936年表示，中共愿意将所有“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列强看作自己的朋友，到1941年中共甚至将“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 [45] ，并主张将盟友关系建立于反法西斯的共同基础之上，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最大程度地弱化了意识形态因素。比起亲苏来说，中共一度更试图与之前其视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代表的美国建立密切关系。1944年毛泽东会见英美记者时特别注意向外界淡化自己与苏共以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声称中共与苏共之间没有什么联系，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之前的事了，同时表现出对待国际关系极其开放的态度：“中国接受来自外国的任何对中国好的和有益的东西。” [46] 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在美国向中共所在根据地派驻美军观察组期间达到了高峰。1944年毛泽东曾试图向美军观察组传达出了强烈希望与美国积极合作的信息，他首先向其表现出民族主义的鲜明立场，在与谢伟思谈话时他强调中共首先是中国人，要求美国应当首先将其视为中国人；他甚至将美国称作“中国在国外的最重要的朋友” [47] ，声称“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现在民主和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 [48]
二、民族VS.家族
如果说中共理论与实践中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观察者关注的焦点，那么其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则相对而言没那么受到关注。可是，中国自身既有的传统文化土壤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语境，它对于民族主义能否扎根以及最终呈现出何种形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毕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意识形态，基本诉求是“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要求“给予民族以高于一切的关注”， [49] “对民族的忠诚超出其他所有的忠诚” [50] ，这种民族意识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当中——并非既有之物。可以说，几千年来中国人思考和看待世界秩序以及自身在世界中之地位的方式并非民族主义式的，它集中体现于华夷天下观，这种世界观所构想的天下体系与现代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可以说完全不同，它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的产生甚至是一种障碍。与华夷天下秩序紧密相关的是传统的家族观念，深深渗透于中国大众生活、心理和情感之中，有着最深刻影响的是几千年来的儒家家族意识，即将血亲为基础的家庭视为至上的观念。 [51] 它与民族主义在价值理论上有着明显的冲突之处，因而对于民族主义动员是一种难以回避的重大挑战。
在近代民族危机面前，众多思想家对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念进行了集中反思与批判，认识到了其与现代民族主义观念的矛盾和冲突。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鲁迅等都曾做出了关于中国民众重乡土意识、家族观念，而无民族国家意识的观察。梁启超认为中国民众“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 [52] ，常常“独善其身，乡党自好，畏国事为己累而逃之”。 [53] 孙中山评价国民对国家的淡漠说：“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与国家相比，倒是宗族利益更能使其“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 [54] 鲁迅更是对国民的麻木冷漠做了直观而深刻的观察：日俄战争期间由于当了俄国人探子而被日本人斩首示众的国人引来的却是同胞的喝彩。 [55]
中共早期在农村开展工作时也深刻认识到农民家族观念重的问题，严重的地方主义阻碍了将其团结起来为超越于狭隘家族或地方目标的其他政治目标——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毛泽东早在20年代就观察指出：在农村，“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的支部会议常常“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工作非常艰难。 [56]
虽然中国近代史上不乏具有广大民众基础——主要以农民为主体——的政治运动，但这些运动并不以建构民族国家作为动力和目标。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基于对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农村农民运动的观察分析指出的那样，这些农民运动具有很浓重的地方性和排外性，没有“同胞”的概念，对于自己地方之外同胞的死活缺少关心。 [57] 即使如义和团这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实质上更多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的家族和乡土意识对异质的西方文化——在此例中特别表现为反对祖先崇拜、“无父无君”的基督教文化——的对抗， [58] 而并不体现作为现代意识形态、有明确民族认同、以建立民族国家或争取国家独立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缺乏明晰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抗战期间甚至出现的农民帮助日军攻打国军这样的案例。 [59]
事实上，抗战期间日本便曾试图利用中国传统重家族而缺少民族主义诉求的特点。比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推出了“训育实施方针”，其主要内容包括：“尽力提倡中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他们把“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纲领，规定低年级必须读孝经，高年级和中学要读四书。 [60] 资中筠对其在日占区受教育经历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天津，强迫各学校改用伪教育局审定的课程和课本，当然有抗日内容的都删去，……奇怪的是，除正常的‘国文’课之外，增加了每星期一堂‘经训’课。这是过去没有的，……而自大约1940年起，我赶上读经：自初中一至高中一，依次为《孟子》、《大学》、《礼记》、《诗经》、《左传》。……高小一年级读《孝经》、二年级读《论语》，我没赶上。更有甚者，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民’课被日伪当局改成了‘修身’，讲的都是中国古人忠、孝、节、义的故事。到我上高中二年级时日本投降，课程又改回来，记得‘经训’课变成了‘中国文学史’。” [61] 日本在中国“尊孔”的背后有这样一种考虑：依据儒家传统重家族而轻国族的价值取向，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只要保障了家族，那么无论是谁——哪怕是异族——来统治和治理中国都将没有太大差别；而且，从历史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异族入侵者——蒙古人和女真人——正是通过利用儒家文化这一特点而成功实现了统治中国的目的。所以在日本看来，鼓吹“善用中国固有之民族精神”同理也有助于抑制和消解中国的民族主义。
那么，究竟如何对待传统道德和文化？这似乎是中国当时的任何民族主义者都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民族主义是否必然意味着要保留和推崇本民族传统文化？可是，当时在中国最推崇传统文化和道德的似乎却是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传统文化成了其用来消解中国民族主义的工具。当时许多中国人都明白日本这种做法背后的意图，资中筠回忆说：“抗战胜利，迁至大后方的学校和师生陆续回来，询问他们学校是否读经，都说没有，并以鄙夷的口气说这是日寇为瓦解沦陷区人民斗志，变相奴化教育的一部分。这倒与历代异族统治者尊孔似乎接上了线。” [62] 但是，是否由于日本实行这种文化策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就应当站在与其完全对立的一面——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呢？这后一种立场的问题是，如果完全回避或否定已有传统，民族主义似乎又会成为无根之木，难以具有令大众理解和接受的根基，甚至可能有损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的悖论处境，也是当时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政治团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这一时期中共对本国历史文化的态度比较谨慎，虽然一方面称马列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方面则对“言必称希腊”的倾向进行反思批判，强调本国自身历史文化的价值：“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63] 虽然中共在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了关于“新文化”的判断标准并将其树立为文化理想，但还比较注重新旧文化之间的连续性。毛泽东在明确阐述“新文化”理想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依然承认：“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裂历史。” [64] 这一时期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总体基调上试图表现出肯定性的倾向：“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很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65] 这在当时对树立民族自尊心是有意义的。当然它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对传统文化在原则上有批判，但这种批判相对而言是比较间接和温和的，重点更多放在对传统道德加以重新诠释，赋予其民族主义的新意涵，实际上则是以旧瓶装新酒，使民族主义相容于传统以至于高于家族观念。
“忠孝仁义”是传统道德的核心，也是家族观念的根基，“孝”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忠”强调臣民对统治者的忠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共将其视为“古代的封建道德” [66] ，但此时并不反对继续使用这些词汇和语言，只是对其进行了巧妙的民族主义诠释，将忠孝从家族美德转化为民族主义美德：“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予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 [67] ，并继而根据这种诠释指出忠孝仁义是“最高的民族道德” [68] ，同时强调共产党人的行为标准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间的一致性：“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 [69]
母亲教儿打东洋（沙飞 摄）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网）
中共还试图通过对传统家庭角色的重新塑造，尽可能使人们走出传统家庭，投身民族战争。比如，它试图以“同志”取代血缘意义上的兄弟，以集体取代家庭和家族。《冀中一日·一个新战士》中记述了部队思想工作人员如何教育想家的新战士以新观念克服家族观念。新战士说：“嘴里虽然说打倒家庭观念，心里却老是想家”，辅导员教育他，“咱们部队就是大家庭，同志赛过亲兄弟。”保卫国家就是保卫自己的家乡。 [70] 通过类似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共把农民单纯的为家人、乡亲“报仇”的意识转化为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农民认识到，在共同的日本侵略者面前，“到处全是一家子”，“我们都是一家人” [71] ，从而凝聚为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共同体。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由于三纲五常等传统道德规范，女性所受束缚较多。中共将传统家族伦理视为对妇女的一种压迫形式，批判“宗法社会的传统和家庭困苦情形烦琐事务的压迫，使妇女大众很少参加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可能。” [72] 并主张对妇女的角色进行新的诠释和转换：“我们不应空口反对‘贤妻良母’的口号，而应作新的解释，应创造无数抗日革命的模范妻子（贤妻）、模范母亲（良母）以至模范女儿、媳妇、婆婆等。” [73] 根据地妇女走出家庭投身抗日一时成为一种风气，当时的报刊不乏赞美妇女将抗日视为高于家庭的事例。中共当时树立的将抗日救国置于家庭亲情之上的比较著名的典型是马本斋及其母亲。马母被日寇挟为人质，以威胁马本斋放弃抗日，但母子二人都将民族利益置于亲情之上，后马母赴义。
在破除传统家族观念的同时，有必要阐明新树立起来的民族观念的具体内容。正是在抗战时期中共形成了对民族认同的界定，并通过民族主义教育和宣传向大众推行这种认同。民族主义的教育在抗战期间得到特别强调，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之一便是“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现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 [74] 中共抗日根据地自己编写和使用自编的教科书，毛泽东等甚至亲自为学校编写课本，通过教科书启发和塑造民族主义意识，初步对“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体系进行了建构和阐释。 [75]
课本中介绍了中国的面积、自然资源，以及中华民族的悠久：“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声明了中国的领土并界定了中华民族人口的族群（ethnic）构成：“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追溯中华民族文明的悠久：“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在对民族特性的说明上突出了反抗压迫，包括“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传统：“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其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反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76]
通过教育和宣传，新的民族文化符号被创造出来或得以流行。“中华民族”、“解放”、“新中国”等词汇在大众中得以真正流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抨击传统道德最为激烈的鲁迅正是在抗战期间被中共定位为“民族英雄”，中共还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学习鲁迅的文化运动。 [77]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针对具体历史背景提出并被作为民族发展的指针和方向，其中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被界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78] 。
抗战文艺特别注重其针对性在于为工农兵服务，而这一群体往往文化素养不高，除学校教育等形式外，戏剧歌咏等文化形式是对其进行教育和宣传的更有效方式。1940年3月《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就特别指出需“大大发展农村中戏剧歌咏运动。但应注意于戏剧歌咏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地方化，特别注意于利用旧形式，改造旧形式”。 [79] 根据地的抗战文艺将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大众作为主要受众，场景和内容的设置上往往表现出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特点，且往往寓宣传于文艺中，在教育大众克服家族观念和激起其民族主义热情方面是卓有成效的。比如，卡尔逊就曾详细记载了丁玲的战地服务团为农民演出抗日戏剧的情景，其中一幕“介绍了一个只对自己的事情有兴趣、觉得这场战争与己无关的农民家庭。日本兵来了，杀死了父亲、强奸了女儿并强迫儿子为他们工作。一个儿子在游击队里有个朋友，从他那里他明白了全体中国人共同合作才能打败日本人。于是，他劝说他家的其他成员抗日。一天夜里，女儿用一把杀猪刀杀死了日本进犯者。弟兄们杀死了住在那所房子里的另外两个日本人，夺取了他们的武器，全家逃到了游击区”。 [80] 他还记述了这一戏剧在观众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戏演得很真实，赢得了观众。观众随着戏剧的高潮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九点钟，演出结束了。人群散去时男人和妇女脸上的严肃表情说明，该剧的主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1]
有学者基于对抗战时期太行山春节文化风貌的考察指出了中共抗战新文化在太行山区农民中产生的明显影响。当地的大量春联和门神反映出了农民的抗战民族主义意识，如春联内容变为“除旧岁打倒投降派，过新年拥护抗日军”，门神由传统的秦叔宝、尉迟恭变为标有“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汉奸敌探”字样的自卫队队员形象；年画也变为《抬伤兵、送茶饭》、《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 [82]
如果说“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对家族制度的反思和抨击主要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城市国民中产生了影响，抗战时期中共长期驻扎广大农村根据地，以农民为主要动员对象，其改造家族意识、树立民族主义观念的尝试则在中国社会最广大的阶层获得了良好反响。当时美军观察组成员卢登基于对中共抗日根据地的观察，在报告中就指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头一回有了一个纯粹中国的政权扩展于广大地域并获得了积极的民众支持，而且民众参与在不断发展。” [83] 查默斯·约翰逊也指出，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就如同民族主义的培训中心，“在此，前政治（pre-political）的农民接触了中国民族主义共同体目标的概念”，推动了农民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84]
三、结语
费正清曾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视为日本侵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过去1000年间，华北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为异族入侵者所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策划征服华北，并通过中国傀儡来进行统治，他们所借鉴于历史的许多事实中，上书的历史事实（指蒙古族和女真族通过儒化而成功统治中国——笔者注）就是其中之一。田中义一和土肥原贤二之流说来可悲，他们把中国的历史研究得太到家了，但没有研究到最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历史上的一股新兴力量，蒙古人和满洲人过去辉煌的征略的得意场面，再也不能在今天重演了。” [85] 本文所考察的中共的民族主义正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共民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抗战期间得以发展成熟，它成功应对了两大挑战：处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以及应对缺少民族主义要素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理论上，它在保留共产主义理想的前提下将民族独立作为实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前提，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为民族主义开辟了充足空间；通过将抗日的主要民族主义力量归结为以农民为主的阶级，它将民族与阶级两个概念进行了融合；它还对家族至上的传统道德进行了民族主义式的改造，初步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体系和符号系统。
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至于观察家们困惑争论的“中共究竟是共产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这个问题本身并非一定有一个非此即彼的答案，因为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本身并非必然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试图在二者之间做精确切割并非易事。正如史密斯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常常‘栖身’于其他意识形态和信仰体系，并且借助它们来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究竟是民族主义帮助‘充实’了其他意识形态，还是被其他意识形态所充实，这并不重要，这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的。” [86] 抗战时期的中共较之抗战前（苏维埃时期）确实是要民族主义得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应变得非共产主义了，史华慈就评论说，虽然民族主义并不就取消了共产主义，但抗战时期的中共政权“变成真正的民族主义了” [87] ，在马列主义的框架内为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88] 当然，在强调民族主义的同时，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部分还是有所淡化，毕竟，为了抗战中共一度将同盟关系建立在反法西斯的基础之上，最大程度上弱化了意识形态的诉求。
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民族主义动员是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充分重视农民在民族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将农民视为民族的主要代表，并相应以农民为主要受众展开民族主义的文艺工作和宣传，有针对性地、以农民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语言和形式帮助他们克服传统家族观念，充分调动其民族主义情绪。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广泛动员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参与旨在实现民族独立的运动，在这场民族主义运动中，广大农民是第一次真正参与了国家建构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它可被视为中国近代一次最大规模的“大众的现代化运动” [89] 。
查默斯·约翰逊将中共成功发动农民民族主义视为中共在抗战结束后最终获得合法权威的重要原因。 [90]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共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民族主义理论、其关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看法及民族建构的理想，对后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如蒋介石 1924 年的批评：“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其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参见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 9 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史料编纂委员会 1955 年版，第 1276—1277 页）。
[2] 《共产主义原理》，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1 页。
[3] 《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91 页。
[4] 《列宁全集》第 2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8 、 136 页。
[5] 参见列宁：“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载《列宁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19—220 页。
[6] 关于“中共共产主义化程度”的讨论，参见 Lyman P. Van Slyke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 July 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8-14 ；斯诺和史沫特莱等外国新闻记者采访关注的问题中都很重要地包含了关于中共是否变成民族主义者了以及中共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参见吴黎平［编］：《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32—134 页）。
[7]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 页。
[8] 《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59—60 页。
[9] 《中国共产党党纲》，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140 页。
[10]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战决策》，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329—330 页。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19—1928 ）》第 1 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2 页。
[12]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99 页。
[13] 《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第 61 页。
[14]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8—520 页。
[15]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43 页。
[16] 同上，第 142 页。
[17] 吴黎平（编）：《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132—134 页。
[18]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编）：《埃文斯 · 福 · 卡尔逊致罗斯福总统的十七封信》，载《中国之友卡尔逊——纪念埃文斯 · 福 · 卡尔逊诞辰一百周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43 页。
[19]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40 页。
[20]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8 页。
[21]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3 页。
[22]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7 页。
[23]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 1938 年 1 月 14 日），载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 页。
[24] ［美］埃文斯 · 福代斯 · 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8 页。
[25] 同上，第 2 页。
[26]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8—499 页。
[27]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232—233 页。
[28]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1 页。
[29]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1 、 503 页。
[30] 参见大章：《从思想上来巩固党》（原载《党的生活》 1939 年第 1 期），载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委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76 页。
[31] 同上。
[32] 《中央关于抗日民主政权的阶级实质问题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8—269 页。
[33]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44—145 页。
[34] ［美］约瑟夫 ·W· 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 ·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327 页。
[35] 同上，第 329 页。值得指出的是，从毛泽东与谢伟思的谈话记录来看，毛泽东在谈及农民时，并没有具体界定“农民”的阶级构成，没有指出是否包括富农，是否特指贫农和雇农，而似乎是在更笼统的含义上来运用这个词的。
[36]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9 页。
[37] 同上，第 500 页。《反对党八股》中又原文引用了这一段，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801 页。
[38] 《反对党八股》，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94—795 页。
[39]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804 页。
[40] ［美］约瑟夫 ·W· 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 ·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 517—520 、 183 页。
[41] 同上，第 266 页。
[42]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册，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70 页。
[43] 同上，第 1071 页。
[44] 当然中共对外关系在每个阶段的具体转变与复杂国际形势的变化、与现实政治的考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5]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8 页。
[46] 参见毛泽东 1944 年 7 月 14 日与英国记者冈瑟 · 斯坦因（ Guenther Stein ）以及 7 月 18 日与美国记者武道（ Maurice Votaw ）会面时所作评论（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 FRUS ］ , Vol. 6, 1944,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 C., 1967, pp. 537-539 ）。
[47] ［美］约瑟夫 ·W· 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 ·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第 330 页。
[48] 同上，第 337 页。
[49] ［英］安东尼 · 史密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1 年版，第 9 页。
[50] 同上，第 25 页。
[51] 当然中国传统中还有佛、道等因素，但在对于广大民众的影响上儒家是主导性的。如李泽厚所言：“真正的传统是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儒家孔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学说、理论、思想，而是溶化浸透在人们生活和心理之中了，成了这一民族心理国民性格的重要因素。广大农民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孔子，但孔子开创的那一套通由长期的宗法制度，从长幼尊卑的秩序到‘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早已渗透在他们遵循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之中。其他理论、学派、思想如老子、庄子、道家、佛教，都未能有这种作用和这种影响。”（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册，第 859—860 页。）
[52] 梁启超：《新民说 · 论国家思想》，载《饮冰室合集（第六册） · 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21 页。
[53] 同上，第 18 页。
[54] 孙中山：《三民主义》，载《孙中山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90 页。
[55] 鲁迅：《呐喊》，“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II 页。
[56] 《井冈山的斗争》，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73 页。
[57]L. Bianco,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The case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 1975, Vol. 2, No. 3, pp. 313-335; R. G. Tiedemann, “Communist revolution and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the hinterland of north China: The early years,”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 1996, Vol. 24, No. 1-2, pp. 132-152.
[58] 参见王翔：《民族主义在近代农村》，载《二十一世纪》（香港）总第 15 期，第 16—21 页。此文剖析了义和团运动体现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对西方基督教伦理的深层文化对抗。
[59] 案例之一： 1944 年春，国军在与日本作战失败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了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 5 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案例之二：“ 1943 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参见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1912—1949 ）》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92—693 页）。当然，这两个案例显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第一个案例涉及河南大灾荒时国民党赈灾不力。
[60]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教育行政报告书》，载《民国档案》 2005 年第 3 期，第 47 页。
[61] 资中筠：《孔子之用，大矣哉！》，载《粤海风》 2005 年第 1 期，第 23 页。
[62] 同上，第 24 页。
[63] 《改造我们的学习》，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55 页。
[64] 《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 668 页。
[65]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99 页。
[6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58 页。
[67] 同上，第 59 页。
[68] 同上，第 58 页。
[69] 同上，第 58 页；《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45 页。
[70]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委员会（编）：《冀中一日》，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1—112 页。（ 1941 年冀中区党政军主要领导发起的“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号召冀中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记录 5 月 27 日这一天发生的抗日斗争故事，参与者多为普通战士、农民、学生等。——笔者注）
[71]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委员会（编）：《冀中一日》，第 291 、 328 页。
[72] 《中共中央妇委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34 页。
[73] 同上，第 39 页。
[74]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330 页。
[75] 参见《毛泽东选集》之《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脚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三九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4 页。）
[76]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84—586 页。
[77] 参见 1936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第 103—105 页 ) ，以及 1940 年 10 月 19 日《抗战日报》的社论《学习鲁迅先生》。不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中共对鲁迅的评价和赞扬中弱化了鲁迅对——特别是中国农民身上体现的——国民性所做的批判。
[78] 《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666 页。
[79] 《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330 页。
[80] ［美］埃文斯 · 福代斯 · 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 71 页。
[81] 同上。
[82] 参见魏宏远：《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的春节文化风貌》，载《广东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3 期。
[83] 参见 1945 年 2 月 2 日卢登（ Raymond P. Ludden ）题为《中共晋察冀根据地民兵组织所表明的民众对中共的支持》的官方报告（ RG226 ， E148 ， Box 15 ， Folder 224 ）。
[84]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vii.
[85]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7 页。
[86] ［英］安东尼 · 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 27 页。
[87]Benjamin Schwartz, “Review: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by Chalmers A. Johnson,” The China Quarterly , 1963, Vol. 15, p. 167.
[88] 史华慈说，“自延安时期以来，毛主义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在马列主义的框架内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中国的世界秩序观：过去与现在》，载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03 页。）
[89] 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3 页。
[90]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 1962.
武 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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