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鸿达：新加坡52年历程给香港的借鉴

一般香港人谈论新加坡，离不开老巴刹、克拉码头、纽顿小贩中心的叻沙、沙嗲、肉骨茶。“吃货”之外，就想起鱼尾狮喷泉、圣淘沙岛、前最高法院大楼等旅游景点。或宏观一点，就想到整洁的市容、井然有序的街道。当然的，比香港宽敞得多的住居环境，也让港人羡慕得“垂涎三尺”。

而笔者想到的，食方面是金文泰、后港、宏茂桥等地的巴刹；景点会是中峇鲁的古迹组屋，记忆犹新的珍珠坊，或是汤申路的大华广场（United Square），那是儿时来新时居住的亲戚家的所在地，纵然楼房已拆除多时，但仍让我回味一些童年记忆。组屋嘛，只能望门轻叹，提醒自己在香港努力和等待奇迹。

在民间层面，香港人对新加坡是充满向往，但所谓“各有前因莫羡人”的道理，新加坡人过去52年来所付出的，莫说香港人会否愿意付出，就是“了解”二字恐怕也不完全做得到。

新加坡的独立确实是迫不得已，独立后要忙于应付政治变化之外，国民的生活和生存问题，是最迫在眉睫的事情。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65年独立当日的电台访问讲过：“我现在肩负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和生存问题，新加坡一定要重生”。对于这段讲话，多数人只见到李光耀担负起新加坡的责任和决心，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基础。但是，一个人或一个政党的努力，就能将一个落后的转运港，推动成现代化的都会国家吗？

新加坡在1970年代引入外国投资，兴建工厂创造就业机会，若国民仍赖着养鸡养猪当小贩，不愿意到工厂打工，就算在距工厂5分钟步程的地点兴建组屋，也只会沦为十室九空的“死城”。盖了组屋，要入住的就要学习如香港乐队Beyond歌曲《光辉岁月》歌词——不分肤色的界限，互相接纳和欣赏各族的习俗文化，才成为今天的社会融和气氛。简明而言，国民若不愿付出和合作，李光耀和各建国元勋不论有多努力，都会付诸流水。新加坡的社会历程，引证独立的成功因素，并不只是在管治者和政府，国民的参与更可能是关键。

反观香港，撇开特区政府施政方针产生各种问题的因素，就算与切身生活有关的事出了问题，例如近几年差不多无日无之的地铁故障，香港人除了埋怨讲两句气话，就只会等待港铁公司或政府安排交通安排，不懂寻找替代的交通服务完成行程；或是五年多前婴儿奶粉供应短缺事件，香港人除了“自保”跑遍全港商店之外，就只会有如陈洁仪的名曲《等了又等》般期待政府会采取措施。

总的来说，香港人既缺乏“独立”一词所包含的意思——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能力和意识，宏观一些来说，更是缺乏承担社会责任的心态。是故，即使香港政府勤政于民，施政比李光耀更会照顾人民，也难出现如新加坡的成就。这不是笔者要奉承新加坡之言，而是过去接近十年实实在在观察香港社会和港人质素变化所得出的见解。

新加坡的前景充满变数，当中有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的变化和发展方向，还有周边国家地区的政局有太多难以估计的变动可能，绝对是极大挑战。但回望由建国一代的努力，总算奠下比香港更稳固的根基，相信只要坚定信念和懂得灵巧应付变局，定能够使新加坡进入新一页历程。

作者是香港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