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一吃完早餐，我就找到了Hubbard 和他另一个朋友。他们在一张牌桌上等我。我怀着扳回本钱的心愿坐了下来——就是这种心愿让许多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我信心满满地认为自己可以赢回头天晚上输掉的钱，而且这两位伙伴也一直在鼓励我，说我一定会成功的。我在跌宕起伏的运气中玩了大概两个小时。
大约11点的时候，Hubbard的朋友离开了几分钟，说是去“拿杯喝的”。狱卒和我玩起了单挑。当第三个人离开时，我们开始改玩“小牌”（他们是这样叫的）——小牌指的是6以下的牌；但是Hubbard很快又建议我们玩“大牌”（10以上的牌），我当然同意了。
我观察到了一个细节——我的这位老朋友，这位前狱卒，发牌前是不洗牌的。于是我决定多观察观察他。我拿起牌，愉快又意外地发现自己拿到了一手非常漂亮的牌。
“就是现在了，”我心想着，“要扳本，就看这一把了。就算对手恰好也有一手好牌，我也应该搞得定。”
我先下了1美元，对手加到5美元，我又加到10美元，他立刻又甩出一张20美元，手里还攥着小钱包，好像在说“你加多少我都会跟的。”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当然是装的）后，我说：“我再加到50。”“好的，”我的狱卒朋友说，“那我继续加到100。”
“把你最后这100拿回去吧，”我竭力劝他，“这也太多了，我们都输不起。可能我有点太鲁莽了。你拿回去吧，我们就用底池里这些钱来摊牌吧。”“不行，”Hubbard说，“如果你想赌，那就跟100，要么就弃牌，把底池让给我。”
“这我做不到。”我说道，“我可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我肯定可以赢回已经投出去的钱——这里是100，现在我掏出钱包，再下一张。”我的朋友Hubbard似乎对我这个反应特别满意...
他没怎么纠结就跟了，而且又多加了200！这时我询问对手我是不是可以把牌给旁边的人看看。牌桌旁围了一大堆看热闹的人，他们都觉得我毫无疑问“要被搞了”。
Hubbard不同意我把牌给别人看，或是听取别人的建议：“玩你自己的牌。”他说，然后伸出手，强迫我把牌放下。“那么，”我说，“你告诉我，三张A带两张其他的牌会输吗？”
“会。”他回答道，然后露出了自我满足的微笑，并往痰盂里吐了一口痰。“它们当然会输，只不过几率很小。”“对，几率很小，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道，“所以，我相信你只是在诈我罢了，我跟200！”
“你要跟？！”“是的，我跟，钱在这！”“还加吗？”对手谄媚地询问我，然后弯过身子又吐了一口痰。不过自始至终，他灰色的眼睛都死死盯着我的脸。
“干嘛不呢？”我回答，“既然你让我兴奋起来了，那我再加点——我再加200。”他紧紧盯着我的脸，说，“嗯，对一位新手来说，你的胆子很大。这是要我押上全部身家了，但我还是跟了！如果你愿意让我赊账下注的话，我愿意再加点。”（吐痰。）
我觉得自己赢定了，所以同意了他赊账，不过前提是我也可以赊账。“好的，那么...”Hibbard有些恨恨地说，“我再加500 ——赊账！”（吐痰）
“你这个魔鬼！”我大喊道，“这简直就是赌博！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我再加1000——赊账。”
就在这时，第三个人回来了。他撇了一眼桌上的情况，然后要求看Hubbard的牌。
“不行。”我说道，“你只能自己玩牌。”我放下自己的牌，同时监控对手放下他的牌。这个时候地毯开始遭殃了——他已经不用痰盂了。
乘客们纷纷激动起来，我听到很多人在我耳边耳语，说我“输了”。Hubbard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缓慢但自信地说：“我跟。”
“我想我输了。”我说道（我真虚伪！其实我并不这样觉得），“把你的牌亮出来吧，让我们看看你到底是什么牌。”
他用一只手很优雅地翻出了四张K和一张J，另一只手颤抖着放在那堆钞票和金银上。围观人群中传出一阵呻吟，好像全都在为我这个倒霉蛋惋惜。
“你真走运。”我说。我的这位旧相识已经在整理这些钱了。“再见了，”他说着，又往痰盂吐了一口痰，然后高人一等地看着我说：“我忘了问你是什么牌了。”
“嗯，”我平静地回答，“我觉得你最好还是看看我的牌。”“哈哈！我记得你输了的，我的朋友。”他回答道，“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看看你的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