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柳传志：
柳传志从来没有退休，一直站在杨元庆身后守着，盯着，撑着。今年5月，联想又经历“至暗时刻”——华为5G投票风波。本身来说，联想近年经营失误，加上长期吃财政补贴和定价歧视，早就遭人诟病，民族情绪的刺激下的消费者立刻升级了对联想的指控，从“美帝良心”升级为“卖国贼”和“买办”。
柳传志再一次站到前台，含泪怒斥：“有人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在联想集团头上，这不但是要砸了我们全体联想人的饭碗，而且要我们终身蒙羞受辱。”
虽然企业家群体发声支援，但公众并不买账。“倪柳之争”被放大为国运兴衰，柳传志关于做大还是做强的选择，也被重新演绎为商人的贪婪短视，更有甚者将想要翻改制的旧账，高呼“国有资产流失”，一时间，千夫所指，万人唾弃。
后来联想发力全球化，政府本意是通过产业补贴，牺牲国民福利来减低联想的边际成本，让它在国外的竞争中更有优势，这原来是各国常见的产业政策。但是，奈何PC产业成为明日黄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加上经营又出现了问题，民众对此更不买账，联想的定价策略很快成为“美帝良心”和“卖国贼”的力证。
很大程度上，这是联想给自己上的套，在敏感时期，从“扛起民族工业大旗”转型为到“不（单）是一家中国公司”不是那么容易，民众对于“在商言商”并不是那么宽容。
好在柳传志的激烈反应引发企业家集体反应，政府出面安抚。虽然被群嘲为公关灾难，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政府表态之后，斡旋的空间就大了许多。改革开放的表彰大会上，一锤定音，柳传志还是那位把事情做成的英雄。
观海有术，必观其澜。
柳传志在整个改革开放历史中都属于风口浪尖的人物。从公众性来讲，柳传志绝非典范；如果论商业成就，联想是否能够走出平庸还是未知之数（虽然公众口中的联想，仅仅是联想控股的一部分）；但是若要论生存能力，柳传志的耐心和韧性对当下穿越周期过冬的中国极具启发性。
特别是对比和柳传志同时代的企业家，就会发现这种韧性的价值。
3
不过这并没有太多影响到柳传志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后称“计算机所”）。文革结束后，重返岗位的科学家大多心思单纯，只希望能够将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无法置身事外。1985年3月13日，中央下发《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中提到：
“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的过多，统的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技术管理的同时，动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换而言之，国家要削减科学经费，科学家们要自谋出路。科学院内传言当年的财政拨款消减20%，更严重的是，在5年之后，财政拨款可能要全部取消。当时的计算机所长曾茂朝非常紧张，连同19位各个应用科研所的所长上书国家。
历史的潮流从来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来转移的。当时，负责领导要求曾茂朝压缩1/3编制，也就是500人，称这么多人没用。曾茂朝立刻反唇相讥：“你不也是一个所长出身吗？你说这1500人事我弄来的，还是历史留下了的。”
但是，国家的意志非常坚决，在开会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甚至还询问四通的老总是否有兴趣将计算机所承包下来。老总答复可以，但是要遣散90%的工作人员。
曾茂朝向上级报告他要自己来承包计算机所，这才有了提供20万元给柳传志等11人创立联想的故事。
但是联想却是另外一个故事。柳传志虽然拿到的是科技产业化的先锋的褒奖，但是他能走到最后，不在其“先”，而在其“后”，瞻前而顾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985年，柳传志就宣布，“公司不设董事会，在所领导之家关怀和领导下展开工作，这就保证了公司的一切行动纳入全所统一发展。”
凌志军在《联想风云》评价柳传志，越是发现自己走在反叛的道路上，就表现的越恭谦和柔软，“他更善于忍耐、创造条件、步步为营，以及把利益对立者变成利益攸关者的无与伦比技巧。”
柳传志从来没有退休，一直站在杨元庆身后守着，盯着，撑着。今年5月，联想又经历“至暗时刻”——华为5G投票风波。本身来说，联想近年经营失误，加上长期吃财政补贴和定价歧视，早就遭人诟病，民族情绪的刺激下的消费者立刻升级了对联想的指控，从“美帝良心”升级为“卖国贼”和“买办”。
柳传志再一次站到前台，含泪怒斥：“有人把卖国贼的帽子扣在联想集团头上，这不但是要砸了我们全体联想人的饭碗，而且要我们终身蒙羞受辱。”
虽然企业家群体发声支援，但公众并不买账。“倪柳之争”被放大为国运兴衰，柳传志关于做大还是做强的选择，也被重新演绎为商人的贪婪短视，更有甚者将想要翻改制的旧账，高呼“国有资产流失”，一时间，千夫所指，万人唾弃。
后来联想发力全球化，政府本意是通过产业补贴，牺牲国民福利来减低联想的边际成本，让它在国外的竞争中更有优势，这原来是各国常见的产业政策。但是，奈何PC产业成为明日黄花，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加上经营又出现了问题，民众对此更不买账，联想的定价策略很快成为“美帝良心”和“卖国贼”的力证。
很大程度上，这是联想给自己上的套，在敏感时期，从“扛起民族工业大旗”转型为到“不（单）是一家中国公司”不是那么容易，民众对于“在商言商”并不是那么宽容。
好在柳传志的激烈反应引发企业家集体反应，政府出面安抚。虽然被群嘲为公关灾难，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政府表态之后，斡旋的空间就大了许多。改革开放的表彰大会上，一锤定音，柳传志还是那位把事情做成的英雄。
观海有术，必观其澜。
柳传志在整个改革开放历史中都属于风口浪尖的人物。从公众性来讲，柳传志绝非典范；如果论商业成就，联想是否能够走出平庸还是未知之数（虽然公众口中的联想，仅仅是联想控股的一部分）；但是若要论生存能力，柳传志的耐心和韧性对当下穿越周期过冬的中国极具启发性。
特别是对比和柳传志同时代的企业家，就会发现这种韧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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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并没有太多影响到柳传志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后称“计算机所”）。文革结束后，重返岗位的科学家大多心思单纯，只希望能够将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无法置身事外。1985年3月13日，中央下发《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中提到：
“在运行机制方面要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学技术工作、国家包的过多，统的过死的弊病；在对国家重点项目技术管理的同时，动用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觉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
换而言之，国家要削减科学经费，科学家们要自谋出路。科学院内传言当年的财政拨款消减20%，更严重的是，在5年之后，财政拨款可能要全部取消。当时的计算机所长曾茂朝非常紧张，连同19位各个应用科研所的所长上书国家。
历史的潮流从来都不是以人的意志来转移的。当时，负责领导要求曾茂朝压缩1/3编制，也就是500人，称这么多人没用。曾茂朝立刻反唇相讥：“你不也是一个所长出身吗？你说这1500人事我弄来的，还是历史留下了的。”
但是，国家的意志非常坚决，在开会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甚至还询问四通的老总是否有兴趣将计算机所承包下来。老总答复可以，但是要遣散90%的工作人员。
曾茂朝向上级报告他要自己来承包计算机所，这才有了提供20万元给柳传志等11人创立联想的故事。
但是联想却是另外一个故事。柳传志虽然拿到的是科技产业化的先锋的褒奖，但是他能走到最后，不在其“先”，而在其“后”，瞻前而顾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985年，柳传志就宣布，“公司不设董事会，在所领导之家关怀和领导下展开工作，这就保证了公司的一切行动纳入全所统一发展。”
凌志军在《联想风云》评价柳传志，越是发现自己走在反叛的道路上，就表现的越恭谦和柔软，“他更善于忍耐、创造条件、步步为营，以及把利益对立者变成利益攸关者的无与伦比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