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地球知识局（diqiuzhishiju） 作者：花猪
2011年起开始的跑路潮把温州模式推上风口浪尖，其中最常听到的便是“温州模式已经过时”的论断。温州炒房团、企业倒闭、地下钱庄的负面新闻更引来温州模式的污名化、妖魔化——这座城真的日暮途穷了吗？
不，温州仍然是那个温州，只是时局的变化让这里也跟着有了很多改变而已。她所代表的中国民营经济，仍然是支撑起中国经济增长的脊梁，也是增进民富的最佳手段。
今天的文章，就让我们隔着时间的窗口再看温州。
高度集中的社会经济体制在浙南从来就不是密不透风的。改革开放前，温州的许多地区允许农民外出谋生，一部分靠出卖手艺、劳动为生，另一部分则从事小生意，如倒卖粮油票。
改革开放前温州人对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种种反弹大多出于生存的考虑。而且温州政府也不是计划经济的忠实执行者，反倒在一定范围内网开一面。改革开放前的温州就像体制下偷偷生长的异苗，一旦体制松绑，便开启了野蛮生长。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松绑体制信息后，颇有经商传统的温州桥头人率先将江苏等地的纽扣批发到镇里卖，结果被一抢而空。在巨大市场需求的强烈刺激下，桥头人走南闯北，哪里有纽扣存货就奔向哪里进货。
随着纽扣生意在这里越做越大，1983年，桥头纽扣市场正式挂牌成立。虽然桥头镇地处山岙，但这并不妨碍四面八方的顾客前来采购，小小的山镇成为了调度全国纽扣资源配置的枢纽。
国营工厂与温州农村专业市场并非悬隔，专业市场卖国营工厂小商品反倒意外解决了商品滞销的问题。
“每天二、三千人把窄小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保卫人员见此情况怕出意外，就将我塞进车子，一溜了事。”——费孝通
桥头纽扣市场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十大专业市场的缩影。雨后春笋般涌出的专业市场带有很强的专营性和地域性，如柳市经营低压电器、金乡制造徽章、萧江生产塑编——一地专营一商品的专业市场模式开启了温州商品经济的进程。
早期的温州经济模式被比喻成“一辆车子，两个轮子”：轮子是为“家庭工厂”和“专业市场”，两者一起驮着“商品经济”这辆车狂奔行进。这种比喻就道出了当时很普遍的“前店后厂”的模式——一条市街两边的排屋，面街的是店，屋后就是家庭工厂。
“十万供销员跑市场”是早期温州经济的一张名片。供销员每次外出往往带有几十家家庭工厂的小商品样品，到各城各乡推销，回来时带几十个业务合同，通知家庭工厂进行生产。
此外，供销员还负责捕捉市场讯息，比如某大城市商场的某种产品销路不错，便买回温州，令家庭工厂钻研仿造，再以更低的价格占领市场。
但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82年初，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经济整肃运动铺开。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犹如一股寒潮，吹入了商品经济刚刚起步的温州。
个体经济最为活跃的乐清柳市成了经济整肃的首要对象。
整肃前，柳市有八位人物在各自的经营领域做得风生水起，分别是五金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
整肃开始后，八大王接连被安上“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等罪名，其中六人于当年锒铛入狱。
农民企业家的一时落难给温州的民营经济浇了一盆冷水。但改革的闸门一旦开启便无法关闭。改革仍是主流，保守的意识形态终究没有杀出回马枪。
1984年，温州政府抓住中央一号文件“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指示，为八大王翻案平反。随后，温州的民营经济再次步入正轨。
总之，1978-1984年，温州农民自导自建的专业市场与家庭工厂遍地开花。温州一脚踩下商品经济的油门，在当时的全国一马当先。
1984年，温州被正式列入首批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名单，其发展获得了中央政府层面的支持。
1985年，解放日报刊登《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同时配文《温州的启示》，至此“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
1986年，费孝通先生来温。他初探温州模式后，发表《小商品 大市场》一文，以一名社会学家的立场对温州发展路径给予肯定。
与此同时，温州的城镇化也在快速完成。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民可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随后农村与城镇这座铜墙铁壁般的闸门被打开缺口。
龙港镇政府欢迎农民进城搞建设，至84年底就有3省7县的5000多户农民、职工、干部到龙港落户。农民城由农民建，在移民人口的建设下，昔日被江南的鳌江人视为穷地方的龙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仅仅只是温州民间主导城镇化的一个缩影。
2000年龙港镇的劳动力中心市场
龙港的崛起也吸引了
广大的外地劳务人员前来求职
八九十年代温州人口的频繁流通催生出独特的
“饭庄经济”
——一种运作灵活的中式快餐。在饭庄中既可以办酒席又可以吃快餐。
彼时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如龙港镇一样对外开放，如1984年龙湾建立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瑞安、瓯海、乐清、平阳、苍南和永嘉被设为沿海经济开发区。温州从这个阶段起，开始整体地拥抱中国与世界。
80年代末，国内姓“资”姓“社”的迷雾还未完全散去，南来北走的温州人却让温州的市场经济进入了“早熟”。
城市在腾飞，交通也时尚。1986-1996，身型小巧的菲亚特成了温州人出行的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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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本土基本完成资本积累。进入90年代，温州经济则亟需一个新的契机以实现进一步腾飞。
终于，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打破姓“社”姓“资”的藩篱；同年，中共十四大又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温州人立刻抓住1992年这一契机，掀起二次创业的浪潮。
首先是粗陋的家庭工厂向现代公司转型，并开始股份制改革。温州的一批知名企业集中从90年代起一一诞生。现代企业的建立一改过去家庭式工厂灰头土脸的形象，颇有国际化企业的风格。但是转型后的温州企业仍有浓厚的家族色彩，直到现在仍是温州企业升级需要解决的问题。
温州人耳熟能详的本土品牌集中诞生于90年代，其中有你熟悉的吗？
二次创业的热潮还体现在私人投资大举进入原本属于公办的领域。民办学校、民营交运等兴起，市民生活尽显“民营色彩”。
以交通为例，从90年代直到现在，温州相当一部分的公交、大巴运输是由私人投资，进而成立运输公司。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负盈亏”，政府只负责监管职能。
民营企业曾一度买断城区内出租车经营权，菲亚特就很典型。
温州乡镇公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传统温州模式的影响，民营资本主导的客运班线成为各乡镇、县区的主要公交出行方式。
温州的城乡公交一般长这样，民营资本主导下的城际公交体系现也遇到瓶颈
民营资本在长途客运领域中更是百花齐放。因温州人经常需要往返于故土和生意地之间，一些投资者便看准这一需求，开辟出繁多的长途班线，目的地涵盖了大中小城市，近的有杭州、广州，远的竟有乌鲁木齐和哈尔滨 。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由温州水头客运中心发往全国的班线蔚为大观。
第三个表现是温州经济强烈的外向性。广大的温州人集体寻往外地开商铺、开办工厂或承包工程。
不同于以往的单打独干，国内温州人的经商模式已开始从个体商贩向商圈经营转换。温州店逐渐扩张成温州村、温州街、温州商贸城，“工厂+专业市场”的温州模式开始自温州本土向外克隆。
1996年，温州人韩传旺在杭州建设温州村。现在是浙大紫金港东面的城北商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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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南方谈话后的“二次创业”真正推动形成了规模化的温州人经济，温州也初步形成了“强镇拱县、强县拱市”的都市圈格局。
在市民层面，经济的腾飞也让温州变得很时尚。“其俗务外饰而好游观，宴会必丰腆”，爱美似乎是温州人的天性，在90年代中壮大的鞋服制造业正好迎合了这一心理。
此外，许多外来新潮事物抢滩登陆温州，很大程度上迎合了温州人重奢靡，讲排场的嗜性。
1999年，著名化妆师毛戈平应邀来为龙港农村妇女举办化妆艺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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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温州婚礼，穿婚纱、开桑塔纳已经是较高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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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创业”的热潮过去，21世纪以来，温州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愈显突出，主要是工业进程领先而工业质量相对滞后、农村工业化进程领先而城市化相对滞后、经济发展领先而人的整体素质提高相对滞后。诸多“相对滞后”也为温州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惨跌埋下了伏笔。
温州城建是诸多“相对滞后”最直观的体现，温州也因此被戏称为“土温”。
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民营企业扎堆的温州首当其冲，进入了一段经济低迷期。当民营经济已深陷泥潭之时，央行于2010——2011年加息，这更是让众多脆弱的企业资金链断裂。2011年起，跑路潮与企业倒闭潮呼啸而来。温州经济遭断崖式跌落，过去令人骄傲的温州模式引来无数质疑。
08年温州经济增速陡滑，
曾一度低于全国GDP平均增速
背后的原因其实不难分析。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温州的经济是民营企业主导型，政府的监管与支持不能说是到位。民营资本生存和壮大的风险极大，一遇上金融危机，民营资本的不稳定性和非理性缺点就被放大。一旦企业面临破产，与民营企业资本相互依存的温州民间借贷链被“拔出萝卜带出泥”，接连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