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秋，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王照，托人给时任京城左营游击的哥哥王燮带去一封密信，“以大乱在即，请早托病去职”。当时，义和团尚且在华北小打小闹，并未形成气候，不知远在异国的王照何以先知先觉，预感到大乱将至。可惜他深沉的危机感，对王燮不起分毫作用。等到来年，义和团进京，王燮的顶头上司辅国公载澜系其信徒和强援（如史料记载：“有拳匪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令开门，守者不敢违。”），遂拉王燮入团，王燮不从，找官居侍郎的堂舅父华金寿商量，准备辞职。华金寿勃然大怒，斥道：“你曾祖刚节公被洋人打死，今国仇家仇一齐报复，你反而出此泄气的话，天良何在？”——王燮和王照的曾祖父，便是抗英名将王锡朋，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任寿春镇总兵，与英军血战于定海，被乱刀砍死，谥“刚节”。当华金寿拉出王锡朋的牌位，王燮不敢反驳，回去之后，将家人遣散，只身待命，不出数日，被义和团当作私通洋人的奸细而杀害。另有一说，《逝去的武林》口述者李仲轩是王燮的外孙，他则认为外公死于八国联军刀下，下葬之时，连头都没有，只好做了个铜头。
王燮之死，华金寿显然脱不了干系。他若能明辨时势，不以大义责人，同意王燮辞职，也许王燮的悲剧命运将会改写。说起华金寿这个人，极端守旧、排外，与刚毅、徐桐等政坛大佬本是一丘之貉。1900年6月，义和团进京前夕，他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出任福建乡试正考官，其背后用意，则在“衔命宣传大计，一路劝化鲁、苏、浙、闽四省督抚也”，这个“命”，即朝廷有意驱使义和团对抗列强。对此任命，其子华学洓曰：“父亲借此逃难，好极了。天津、北京不久必失，不能走者苦矣。”华金寿斥之曰：“你小孩子懂什么，天道六十年一变，今灭洋之期已近，我岂逃哉。”华学洓答曰：“无怪乎人说三品以上皆浑蛋也。”
这个故事，出自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此书作于1927年秋，王照年近七十，垂暮忆旧，满纸苍凉。后来纪果庵读到这一节，感慨“以子詈父为浑蛋，大奇”。随之谈起北地风俗：“北俗骂人喜用浑蛋，官场尤甚。忆某笔记记某公宣统间为奉天监司，名其科长曰：大浑蛋二浑蛋。一日客至，欲为雀战而鼎足阙一，乃以电话召其科长曰：‘叫大浑蛋来’。斯更浑蛋之异闻也。”（《风尘澒洞室日抄》）
哪怕“浑蛋”是日常用语，儿子这么说老子，未免耸人听闻，何况是华家这样的书香门第和官宦世家。不过反过来看，则可见华学洓对官场观感之劣，对父辈怨愤之深，以致口不择言，言为心声。彼时朝政，为守旧派所把持，其领袖包括80岁的徐桐、71岁的崇绮、63岁的刚毅、61岁的启秀等，被誉为“直隶京官领袖”的华金寿正是其中一员干将，这帮人不仅老迈，而且昏聩；不仅愚蠢，而且自负；不仅自高自大，而且盲目乐观（如华金寿声称“今灭洋之期已近”，启秀告诉外放贵州主考、前来辞行的骆成骧：“俟尔回京销差时，北京当无洋人踪迹矣。”）。对于他们的精神状态，纪果庵用“不晓事”三字来评价，可视为“浑蛋”的委婉说法。
我曾引述“三品以上皆浑蛋”一语及其典故，有人质疑，认为既然能爬到三品以上的高位，怎么可能是蠢人呢。这个问题，首先关乎何谓愚蠢。如朋霍费尔所云，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非理智上的缺陷，智商与愚蠢并不必然相通，有些人智商高，却可能是蠢人，有些人智商不高，却可能不是蠢人。要言之，愚蠢与否，考量的是常识、逻辑、视野、是非观、善恶感与反省能力，具备这些元素，未必需要超群的智商，相反，绝顶聪明之人而缺乏常识、不分善恶、混淆是非，比比皆是。
1900年前后，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如是否相信他们的神术，是否指望他们来“扶清灭洋”，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蠢人。刚毅是刑部的老法师，徐桐、启秀、华金寿等都是两榜进士出身，崇绮还曾考中过状元，论智商，恐怕没有一个会低于常人，然而他们偏偏蒙蔽于义和团的鬼把戏，闻风响应，摇旗呐喊，这便是典型的愚蠢。
相比他们的愚蠢，有待琢磨的是他们何以如此愚蠢。这里且说一个案例，主角是刚毅、徐桐的同志李秉衡。李秉衡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所延幕友只两人，足资办公而已；用仆从只三人，足供使令而已”，足见廉洁自持；其人不仅清廉，而且忠诚，素有“正人”之誉，在封疆大吏当中罕有其匹，“东抚谋国，椎心呕血，自是当今纯臣第一”，足见声名之佳。不过这只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与华金寿一路的极端守旧、排外（止庵称其为“裕禄与毓贤的混合体，集前者之逢迎投机、后者之愚昧无知于一身”），如深信义和团的忠义与神异，反对变法，反对开学堂，反对讲西学。王懿荣致张之洞信，对李秉衡有一考语：“一不晓洋务，二不知兵，三且不看京报。”这三点，尤其第三点，大抵可以解释李秉衡的愚蠢之由来，此即我曾强调的“甘于愚蠢”。当一个人没有机会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犹可宽恕；当一个人明明有机会而拒绝接受新技术、新信息，其愚蠢不可谅解。更可怕的是，如李秉衡之流，绝不会认为自己愚蠢，反而觉得真理在手，天下我有，加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道德感，好似春药一般，必将强化其胸中的成见和执念，这些人当政而误国，远甚于所对应的奸臣、小人。
说罢愚蠢，再说制度，两者合力，才能导致“三品以上皆浑蛋”的历史奇观。华金寿们所处的政治语境，属于皇权专制，彼时已经步入末期，专制主义的所有优点被无限压缩，所有缺陷被无限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逆淘汰机制，对于人才，表现为吸纳庸才，过滤英才，欲爬到三品以上，相比才干，更依赖血缘、族裔、派系与运气；做官不是比聪明，而是比傻（当然比傻不是真傻，其要义则在装傻，装傻不仅考验智商，更考验情商，吾友老斯曾评价一位大佬，称其智商低而情商高，最是适合做官）；官员对策，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欲求无过，只能无为，少说话，不做事。如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向门生传授其位极人臣的秘诀：“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并告诫一位即将担任御史的门生：“毋多言，毋豪意兴！”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其实曹振镛比华金寿等人，更适用于“三品以上皆浑蛋”之说，他不仅自己浑蛋，还教唆门生当浑蛋。
晚清政治，还有一大特色：满人做官，较汉人大为便宜，这一来基于执政者的种族，满人生下来，嘴里便含了金钥匙，他们的仕途，无论起跑还是冲刺，都占尽先机；二来，满人流行买官，王照说，各省三品以上大员，“买主多是旗员，汉大员不屑钻狗洞者十之九”。由此正可解释，为什么晚清会出现“三品以上皆浑蛋”的俗语。是时，八旗子弟尽成纨绔，遍地阿斗，由他们出任高官，必定增加庙堂之上的浑蛋指数。这一点，一些清醒的满人并不否认，反而痛心疾首。譬如肃顺有一句名言，叫“咱们旗人浑蛋多”；1908年，王士珍被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戴，光绪对他说：“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
可惜，有此觉悟的两位满人，先后折在慈禧手上，一个被斩首，一个被架空，大清的国柄，落入一帮浑蛋的股掌，不亡何待。正如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结尾所感叹的那样：“清末王公大臣概皆麻木不仁，识见迂谬，一切用假面具以欺饰天下耳目。天理灭绝，虽不遇国民革命，亦无不亡之理。”
201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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