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刑警》不只是一部电视剧，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变化的标志，既是对过去刑侦剧创作经验的总结，也同时又是一种全新的开始，即是对“中国式刑侦剧叙事体系”的构建。这个戏（剧）要从两个视角来看：一方面，它可以被视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有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论述的一次电视艺术美学实践，《我是刑警》为中国式刑侦剧叙事体系的构建作了很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它同时又可以被视为以往的《便衣警察》《9·18大案侦破纪实》《永不瞑目》《重案六组》《白夜追凶》等诸多刑侦剧作品创作经验的一次具有“集成式”意义的总结。这两个角度汇集一起的意义在于，它通过继承和创新，在新时代中国式刑侦剧叙事体系构建上迈出了具体有集成式意义的成熟一步，让中国式刑侦剧叙事体系的基本要素近乎完整地构筑起来了。
中国式刑侦剧叙事体系应当包含诸多要素。我在这里仅仅指出其中的几点。
第一，刑侦纪实性和历史性。《我是刑警》没有依赖想象力去虚构故事，而是依据真实案件改编而成，在其中注入了厚重扎实的刑侦故事和办案细节，所以它有浓烈的纪实性。全剧以还原35年刑侦事业发展历程作为创作目标，具体描写多部门、多层次、多方面调配协助的过程，展现出年代、季节、场景、服装等到位细节，尽力呈现纪实性和历史性，让观众真切感受一线刑侦现场的样貌，构建起真实可信的刑警形象，洋溢着现实主义精神。
第二，刑侦科技性和职业性。这部剧展现了刑侦行业的职业规律和特性，突出了该行业刑侦科技内涵和刑警职业精神。同一些假借职场名义转而描述爱情和风光的职场剧不同，《我是刑警》让专属于刑侦行业的科技性及其职业精神得到显著展现。比如第一集中，秦川的师傅高建设，在白玲的摊位前交谈，并告诫几位男青年过节别惹事。这看似平常的一幕，实则与后来的案件密切相关，说明剧组的细节刻画做得很扎实、很到位，很有职业精神。后面的剧情中更是在这方面展现了扎实的功力。现场侦查、摸排、技术勘察、法医检验、化验分析、武器和弹道专家测试、戏剧场景设计，乃至案件分析会过程，都令观众感到信服和感动。包括后面的DNA技术、监控、大数据分析都用进来，突出了强烈的科技性、职业性，这些都是做得相当好的。
第三，中国式刑侦剧的叙事体系中很重要的一点，刑侦人物典型化。观众观看刑侦剧不是为了直接了解刑侦纪实性、职业性、历史性、科技性，而是首先把它们当成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来鉴赏。所以这部剧把若干案件的侦破过程集中到秦川个人身上来展现，选择了并人并事并地的典型化创作手法，目的就是要塑造出观众喜爱的刑侦英雄典型形象。这是文艺创作典型化手法的一次成功运用。典型化意味着要从生活体验中集中概括出独特人物的个性特征，并加以突出描写，以便帮助观众认识社会生活的深层规律和特征。而在这个过程中，这部剧注意突出展示了秦川从大学毕业的青涩刑警，到屡破大案的刑警骨干，再到刑侦泰斗的成长历程，凸显了他的个人形象丰满、富于勃勃生气。
第四，刑侦警侠形象。我造了一个词叫“警侠”，过去有武侠片，中国也有警侠片，这是一部警侠剧。上述典型化手法所取得的效果，集中体现在传奇式警侠秦川的身上，这位传奇式英雄容易让人想到唐宋传奇、明清小说中的传奇人物及其现代形态，像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传奇英雄的形象，还有影片《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等。秦川将全国刑侦警察群体的优秀素养汇聚一身，他的性格特点有几点：勇猛而机智、刚正而柔韧、正义而务实，确实称得上刑警中的侠义英雄。这位“警侠”自觉履行人民赋予的刑警天职，有着坚韧顽强而又机智善良的工作作风，勇于担责、果敢作为，大胆开拓，而且足智多谋，善于听取各方意见，同时还具备自我反思精神，注意和同事、同行沟通，包括跟胡兵主动认错、承担责任、宽慰他人、增强友谊。他的这种人格呈现了现代君子之风。这些都是中国警侠应该有的职业素养。
第五，刑警精神的代际传承链。秦川的个人成长故事也体现了中国式的刑侦剧叙事体系必须有的要素：刑警精神的代际传承。剧里写了三代刑警，武英德、曹忠恕是老一代，陶维志、赵飞、胡兵、叶茂生等是第二代，年轻的第三代刑警有叶茂生之女叶海平、曹忠恕之子DNA专家曹阳、秦川之子反诈专家秦海正等。新一代刑警继承前辈精神展开新开拓，全剧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三代刑警间的警魂传承有很重要的细节呈现：第29集武英德把秦川叫到家里，把自己的三本刑侦笔记郑重托付给秦川，三代刑警间警魂精神的代际传承链打造得很完整。
第六，最后一个也是特别重要的要素在于，人民作为超级叙事者。这部剧在中国式刑侦剧叙事体系上，自信地将人民作为掌控全部叙事过程的超级叙事者。秦川及其周围同事们的所有言行，合起来反映出超级叙事者的声音：刑警行业为人民，刑警动力来自人民，刑侦成果与人民共享。特别是秦川的言行使他成为人民的首席代言者。在第38集破获良城常兴荣案件后，秦川说自己患有PTSD，即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并说道“警察也是人，是血肉之躯也有困惑、迷茫、恐惧、沮丧，之所以没有被打败，就是因为心里有信念，即保护人民、伸张正义、痛恨罪恶、心向光明。常兴荣的案子让我无法平静，不得不思考人性的阴暗和扭曲”。秦川不愧为全剧的超级叙事代言人，作为新时代理想的传奇“警侠”，生而自觉为保护人民、为人民伸张正义，传达了超级叙事者的声音。
这部剧以刑侦纪实性和历史性，以及刑侦科技性和职业性，通过并人并地的典型化创作手法，塑造传奇“警侠”形象及警魂精神的代际传承，传达了人民的声音，在中国式刑侦剧叙事体系构建上做了新建树。
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在于，正如刚才编剧徐萌老师说的，创作手法看似平实而实际上险峻。险峻在哪里呢？我个人理解，这部剧的险峻处就在于，一方面严格地纪实改编，体现超强纪实性；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把若干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以及由不同刑警去侦破的案件都归并起来由一位刑警去主导侦破，就必然呈现出非纪实性和传奇性。这就好像自己在给自己挖坑似的：既要追求纪实感、现实性、历史性，又要把它作传奇化处理，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自反性、悖逆式的叙述。这样的做法是险峻的，如若处理不当，便会引发自相矛盾、性格缺乏合理性等问题。但如果有高人在，就不惧怕险峻，就可以神奇地化险峻为平实。好在这部剧总体处理得当，构建起了中国式刑侦悬疑剧叙事体系的基本要素。
这就给予我们诸多启迪：虚构的刑侦悬疑剧往往可信度偏低，容易被观众一眼戳穿把戏。刑侦职业剧需要体现确切的刑侦科技含量和职业特征，否则，如果做得不到位，就会让观众感觉空洞、缺乏科技性和职业感。而在纪实性、历史性、科技性等基础上加之传奇性，就会让观众感觉既可信可感，又可亲可敬。诸如此类的叙事经验值得同类剧集创作者认真吸取。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剧确实树立了新标杆，既总结过去又做了创新。相信艺术家们会在借鉴这部剧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有更新更好的开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