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许纪霖之窗

我是无法归类的蝙蝠

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出版：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

许纪霖之窗 · 公众号 · · 2018-11-24 18:30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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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出版：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

简介

近年来，多元主义在现实中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多元主义与反多元主义之间，在宽容与不宽容之间，我们应该何去何从？西方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正确”是否正确？如何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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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宋宏

2017年8月，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一个人口不足5万的宁静小城夏洛茨维尔市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起因是当地政府要移除南北战争时担任南方军联盟总司令的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结果引爆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白左、非欧裔美国人之间的激烈冲突，震惊全美。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内部各种族和族群之间大体和睦共处的关系再次遭到撕裂，这背后到底意味着美国社会遭遇了什么样的新的危机？

如果把视野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不难发现，近年来欧美国家的政治局势显得动荡不安，这集中体现在2016年英国围绕“脱欧”问题的剧烈纷争和美国总统选举的火爆争斗上。西方国家的民众在全球化、移民与难民、种族与族群等现实问题上，意见相左，分歧严重，难以达成基本的共识。这些令人忧心忡忡的政治社会现实，严重挑战了西方世界一个世纪来逐渐奉为圭臬的多元主义、宽容和政治正确的原则信条。所谓“多元主义”，其核心内涵是指我们应当宽容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文化，然而弥漫欧洲的恐怖主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却为多元主义、宽容原则和政治正确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知识分子论丛》最新一辑主题讨论的就是这一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

本辑主题讨论汇聚了六位中外学者的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度反思西方多元主义和政治正确的重大问题。

▲ 马克里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的文章首先肯定了文化多元性、差异性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好处，尤其是身份认同的道德力量产生的各种正面影响，诸如平权法案如何重塑和改善了共同的生活，好莱坞的努力如何使同性恋在美国公私生活中正常化等等，但同时他犀利地批评了左派和自由派对种族身份、性别身份和各种文化身份过度的道德偏执，使自由主义沦为一种身份自由主义，从而威胁和动摇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基础。美国的孩子们从小便被鼓励关注他们的个人认同，以至于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误以为多元话语业已穷尽了全部政治话语，而对阶级、战争、经济和共同善这些持久的公共话题无言以对，从而无法获得一种超越于身份差异和个人特殊性的公共政治意识。最终在选举政治层面上，身份自由主义遭遇了最惊人的失败。这种失败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自由派执迷于身份政治的“政治正确”反过来刺激和助长了其政治对手操弄白人优越论的另一种身份政治，从而使美国政治陷入激烈的族群纷争之中。他以希拉里的竞选活动为例，说明当希拉里在每个竞选站明确向非洲裔、拉美裔、LGBT和女性选民大声疾呼时，无意中犯下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因为这种浮夸的多元言辞恰恰使得被遗漏的群体产生强烈的被排斥感，结果反而使得许多选票投向了特朗普。因此，马克里拉呼吁从深陷迷途的身份自由主义转向后身份自由主义，这种后身份自由主义吸取前身份政治的自由主义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关注和吸引作为整体的美国人，聚焦那些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公共议题，从而扩大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它诉诸公民国家，强调基于普遍平等和自由权利的公民身份，并呼吁公民的团结互助和责任担当，而对于那些涉及性取向和宗教的议题，则采取审慎、低调和适度的原则加以处理。

面对纷乱的时局，里拉开出的药方是用自由主义的“公民政治”取代深陷困境的“身份政治”，从而为迷途中的美国指点一条通往未来的希望之路。在文章的最后，里拉追溯罗斯福关于四大自由的著名演讲，在他看来，时至今日，作为美国自由主义的根本，它仍然是凝聚多元族群的美国公民的政治共识。

▲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刘擎教授的论文从西方社会内部日趋严重的政治极化引起的危机着眼，将马克里拉的反思进一步引向深入。作者首先抛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关键性问题：特朗普何以能够诉诸“白种民族主义”情绪，突破自由派长期掌控的“文化领导权”，动员足够多的选民形成自己的“文化政治”力量，在选战中赢得胜利？由于美国政治的特殊性，即美国的民族主义向来被认为是基于对“自由信条”的共同忠诚来界定的“理念型民族主义”，而非过往德俄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或“族裔民族主义”），这一问题就更显得令人困惑了。显然，诉诸白人种族的“原生论民族主义”背离了美国的正统，之所以如此，自然原因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是马克里拉所尖锐批评的执迷于多元差异、政治正确的“身份政治”有以致之。论文在讨论关于“身份政治”的困境、歧途和争议之后，对马克里拉开出的“公民政治”的应对之方，提出了商榷意见。首先“公民政治”的主张本身并不新颖，其次，马克里拉对“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的辨析固然富有意义，但他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却存在问题，因此，需要重新理解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刘擎以两位左翼政治理论家查塔尔▪墨菲和艾利斯▪杨为例，说明前者的“激进民主的公民”方案和后者的“差异性公民身份”概念都在身份政治与公民政治之间建立了联系，尽管他们的解决方案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出发，刘擎构想了如何调和“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的四个方面的思考线索，这一思考之所以极富理论意义，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即在现代社会多元主义的现实前提之下，如何在平等而多样化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是现代政治的一大难题。西方自由民主宪政体制试图通过建立自由而包容的政治秩序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多元文化与政治整合之间却永远存在着张力，一旦文化差异形成的冲突越出自由秩序可以容纳的限度，就会导致政治共识的崩解，并进而演变为政治对抗，必然会冲击既有的自由民主体制。因此，如何协调和平衡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话题。

▲ 施展

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施展教授的文章则从世界格局变迁的宏大视野出发反思西方政治正确的问题。在施展看来，政治正确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作为理想外化的制度系统所要规范的政治对象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无法被内部解决而出现的一种异化，也即是说，政治正确虽是对普遍理想的坚持，但其成为问题则源于对这种理想所外化的特殊制度的偏执，由于具体的制度无法容纳过大的差异性，也就是理想与现实制度难以匹配，从而引发各种严重的冲突与危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时代“政治正确”尚不成为问题，直到后冷战时代才浮现出来。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呈现美苏两霸二元对抗的局面，双方作为普世帝国各自拥有一套普遍主义理想的价值体系，从表面上看，这种价值观的普遍性与各自拓展的秩序范围的有限性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从而影响各自政治理念的正当性。但实际上，由于双方无需为各自势力范围之外的地区秩序负责，因此反倒促成双方各自的逻辑自洽，即其理想与其势力范围所及的有效秩序之间大致匹配，因而不会出现“政治正确”的问题。

当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二元对抗秩序中的一元退出舞台，也即是美国失去了真正的对手时，出现了两个始料未及的问题。首先是前苏联所留下的秩序真空如何填补，美国作为普世帝国必然会输出人权政治秩序，克服无序，实现普世理想的承诺，然而这些秩序混乱地区，要么是美国这样的海洋帝国无力承担巨大成本，要么是贸然输出人权秩序，但却事与愿违，反而陷入无序，由此导致对西方人权政治和理想的质疑，反西方的声浪亦随之而起。其次，由于西方在冷战之后暂时失去了真正的对手，因而丧失了对真正的政治问题的思考，陷入对政治的技术化讨论并沉迷于琐碎细小的日常政治议题，形成过度的政治正确。而冷战之后出现的文明冲突，尤其是移民和难民问题将此冲突化为西方内部的问题，又逼迫西方重新面对何谓政治的严肃问题。作者最后提出西方所要面对的两大根本问题，即自由与正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当其受到严重威胁时，又该如何捍卫自身？显然，这是政治正确的纷争背后更为紧要的议题。

今日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表现出一种看似吊诡实则又内在关联的倾向，即它既是相对主义的，又是不宽容的，前者恰恰导致后者不能宽容一元主义。当多元文化主义要求承认各种文化、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尤其是受压制的少数族裔或边缘群体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这种获得身份认同的正当性不断被强化，政治正确的问题由此产生，比如，一个公职人物如果从基督教立场出发批评伊斯兰教和同性恋，就会被认为政治不正确。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崇明教授从上述现象出发将思考引向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柏林主张的消极自由论和多元价值论。按照崇明的分析，伯林对消极自由和价值多元主义的论证与辩护固然是对现代思想的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和局限。一方面，伯林的消极自由独立于其他的与自由相关的道德价值，这样的自由显然十分薄弱，最终会对伯林所珍视的个人自由带来损害；另一方面，伯林所捍卫的价值多元主义固然不等于相对主义，但这种价值多元论和以此为基础的多元文化主义却表现出某种相对主义色彩，它无法帮助人们在不同的价值与文化中进行选择。而伯林将价值多元主义视为绝对价值，也同样易于走向他所批评的一元主义的不宽容，导致对一元论的绝对排斥，从而将自由主义内部的多元论述彻底化，反过来损害了自由主义的根基。在尊崇价值多元论的同时，伯林对价值一元论采取的绝对贬斥的态度，取消了价值一元论本身可能具有的正面价值。在一个多元价值相互冲突的纷乱世界上，寻求某种可以包容处于紧张状态的不同价值和观念的一元论，同时保持对人类悲剧性处境的充分理解，未必是不可能的，它对于疗救被多元主义和身份政治撕裂的西方社会不无理论上的启示意义。

▲ 孙国东

延续崇明教授对多元与一元的思考，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教授试图超越价值多元论和价值一元论的意识形态对立与论争，在他看来，西方多元主义和政治正确引发的纷争背后体现的正是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其核心则关涉文化认同的问题。孙国东认为存在一种两难情境，如果认可“价值一元论”并设定普适性评价标准，就有可能排斥某些文化上的他者的独特性，反过来假如没有这样的普适性标准，则在价值多元化的掩护下，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很容易大行其道。但在实践形态上，一个人完全可以既是个基督徒，同时又不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于他人，对多元价值的事实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抱有充分的理解与尊重。那么，如何划定多元主义的正当性界限，在理论上达成价值一元论和价值多元论的和谐共存，避免激烈冲突？作者从“捍卫文化认同的正当性界限”入手来回答此一问题。一方面，文化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一元论”被共同信奉的程度，同时，各种文化认同要获得承认则必须尊重“价值多元论”，因此，划定文化认同的界限直接取决于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作者从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证，首先，价值一元论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只有当其与“价值观优越论”结合时才有可能，因此，价值一元论的正当性界限就在于防范违背认同平等的“价值观优越论”；其次，价值多元论的正当性界限由“规范性共识优先论”设定，此一规范性共识并非独白式的道德唯我论的产物，而是通过主体间性的公共对话而证成。经由这样的双向限定，价值多元论和价值一元论可望相安无事。但由此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怎样区分“价值观优越论”与“规范性共识优先论”？尤其是作者对正当与善这样的经典区分所具有理论功能并不以为然，对此，作者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证，读者自可观览焉。

▲ 许纪霖

涉及多元主义的正当性界限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更着眼于欧美社会的具体困境，进一步深度反思西方政治正确、文化宽容和身份政治限度何在的问题。面对时下西方社会日趋严重的各种分裂和危机，许教授首先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政治正确本身是否正确？对待与世俗化有隔阂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是宽容还是斗争？主导美国社会数十年的身份政治是否需要自我设限，还是任其泛滥？在这些问题上，欧洲和美国如果无法重新获得共识，各种族群的纷争、文明的冲突势必有增无已，动摇欧美社会的根基。

针对第一个问题，作者指出，政治正确原本是为了保护少数族裔的集体权利和边缘社群的文化特殊性，适当限制主体族群和主流文化的言论自由，以便让不同族裔、不同宗教和不同文化的人群相互容忍、和平共处。但政治正确一开始就备受争议，许多白人深感不满，觉得自己丧失了批评这些群体和文化的权利，沦为另一种受伤害的群体，尤其是当他们面对以极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背景的恐怖活动升级，外来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犯罪率上升的时候。许教授认为，政治正确争议的背后，乃是越来越尖锐的国家认同的分歧。文化多元主义冲击和消蚀了欧美社会基督教文化价值，由此引发的认同危机最明显的表现在2017年10月欧洲十位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联名发表的宣言上，他们惊呼欧洲家园的被殖民，欧洲文化的覆灭，渴望回归以基督教为文化根基的老欧洲。

对于西方来说，如何面对非政治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另一大难题。多元文化的宽容是否意味着不能批评？批评又有着怎样的限度和底线？许教授指出，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一方面要捍卫自身的核心价值，反对文明的敌人，同时要对少数族群的宗教文化有大度的包容，这中间的分际就在于罗尔斯所说的正当与善的区分。

最后，如何反思困扰美国的身份政治，则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按照作者的分析，身份政治的哲学基础就是文化多元主义，它强调的是政治参与者的身份认同的特殊性，注重的是文化身份的差异。而由此强化的多元文化、宗教和身份的政治共同体如何维系政治文化的同一性显然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身份政治过度发展必然会冲击凝聚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同一性政治文化，导致共同体变得支离破碎，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身份政治需要自我设限，也就是以不能破坏政治文化的同一性为限度。

本辑的特稿栏目聚焦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问题，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话题，虽然以往的相关研究有所涉及，但专题研讨长期付诸阙如。本栏目汇集的一组文章源自2017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历史中的南北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地的学者各抒己见，从不同层面对这一主题展开了一场极富启发性的讨论。

▲ 罗志田

四川大学历史系罗志田教授以漫谈的方式将南北问题置于从古代到民国的历史长河进行考察，集中于文化、政治与学术三个方面的南北异同关系，时见精彩。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科大卫教授则从商业制度来看南北文化问题，他发现就商业制度而论，南北基本上很相似，南北之分甚难成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从一个比较独特的角度考察南北文化问题，即元人的主观意识中是如何认知到南方文化全面超越北方的优势的，作者从儒学、绘画、诗歌等方面对此加以分析，颇具新意。施展教授从中国内部南北东西的互动关系入手来重建对中国整体的自我认识，回答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在施展看来，对中原和草原之间互相构造、相互形塑关系的深刻理解是重新认识古代中国的关键，以往对中原和草原各自分离的论述，无法真正理解传统中华帝国的秩序构造。而到了近代，中原和海洋的关系取代原来草原和中原的关系成为新秩序构造的生长线。在此背景下，施展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定位：中国是一个包含中原、草原和海洋的多元复合体系，而中国史则是这个体系不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政治表达形式的演化过程。

许纪霖教授从更为宏大的文明视野来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关系，理解何谓中国。这一文明视野将中国视为包含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多元文明的复合体，其中中原中国代表农耕文明，边疆中国代表游牧文明，南方中国代表海洋文明，通过对这三种文明、三大区域之间互动竞逐历史的精彩论述，回答何以在古代中国常常是北方征服南方，而在近代以降，一度南方征服北方之后，北方最终又征服了南方，这背后究竟蕴藏了中国历史什么样的深层秘密。

▲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刘志伟教授试图透过中国最南之一的大都市——广州，深度阐发一种独特的“南方”气质。这种独特的气质与韵味按照刘教授的说法是由南海海域、帝国南疆和世界体系的历史三重奏演绎出来的。作者的讨论也就围绕着海域、帝国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展开。作者的思考涉及到我们如何去认识一个城市或地方，所谓“三重奏”其实是三种不同视角的叠加，作者强调首先要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作为“地方”的广州，然后才是帝国的各种规训辐射，而世界历史的影响则是看待广州的第三个视角。在这样不同角度的交错光照下，不同于以往单一固定的帝国中心的视角，广州呈现出更为复杂，更为真实也更令人深思的历史图景。

▲ 李磊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磊教授聚焦秦汉六朝时代，讨论这一时段南方政权性质及其对南北关系的影响。在作者看来，秦汉大一统时代“南方”的存在和意义只有在王朝话语中才能得到理解，而到了分裂时期，南方的蜀汉和孙吴政权都不是南方地域社会自发演进的产物，而是秦汉王朝因素汇聚的结果，也即是说三国时代的南方政权是超越了地域性的未完成的王朝，东晋时期虽然地理上的南方首次完成了政治整合，但依然自我标榜为天下政权，并未自我认同为南方政权，因此需要不断北伐来获取政治合法性。到了齐、梁时代，崇尚中原的风气开始转变为认同江南，这既意味着文化中心的南移，也意味着随之而来的“文化北伐”，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南方文化内在于北方的标志。按照作者的分析，由于北方越来越无法脱离南方，由此造成强大的驱动力推动北方最终完成了统一，结束长达三百年的南北分立。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王爱松教授将30年代文坛关于京派海派的著名争论视为中国历史上南北文化差异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从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北而南的转移，文化上的重北轻南到近代以来南方文化的北伐，其中南北文化差异被时人归于新旧之不同，而旧与新则又常被等同于中与西。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信息传输的发达，流动性的增加，基于地域差异的南北文化也越来越混同，最终导致京派和海派的合流。

本辑现场栏目选刊两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的论文。许纪霖教授的文章旨在引入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研究的路径，他尝试从知识分子的世代更替、阶级出身和文化惯习三个方面来推进和深化知识分子研究，以期进一步揭示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多种复杂因素，呈现出知识分子世界更为丰富复杂，也更吸引人的画面，极富启发性。

▲ 夏中义

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夏中义教授用生动的笔调选取陈寅恪、冯友兰和钱钟书三位人文学者作为代表性人物，梳理出当代人文学者在1949年之后面对历史境况中的“尊严与安全”做出的三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和由此形成的三种生命样式。照作者的分析，陈寅恪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尊严，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代表第一种生命样态，冯友兰则恰好相反，与时俱进，改换门庭，以求顺之者昌，不惜尊严扫地，而钱钟书则介于两者之间，追求有“安全感的尊严”，既不像陈那样不计后果地决绝，也不像冯那样毫无尊严地迎合，通过对钱钟书隐微书写的出色分析，作者指出钱“在陈、冯对立人格的黑白之间走出一条灰色人生的智慧路”。这种对人文学者所作的类型化的分析，对于理解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当有很大的助益。

十九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近年来广受人们的关注和阅读，本辑笔谈栏目刊发五位学者在崇明教授研究托氏专著《创造自由：托克维尔的民主思考》出版专题研讨会上的笔谈发言稿，五位学者就托克维尔民主思想、自由问题以及其思想的当代意义抒发见解，提供了许多理论启发。

本辑论文栏目选刊了有关中外思想研究的四篇优秀论文，分别涉及大革命的宗教性、从周边看中国、20世纪中国的文明论述以及施特劳斯如何引入古代自由主义针砭现代自由主义等久受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附录：

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CSSCI来源集刊）

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

许纪霖、刘擎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目录】

主题：西方“政治正确”的反思与多元主义的危机

Mark Lilla(马克·里拉)：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

刘擎：西方社会的政治极化及其对自由民主制的挑战

施展：政治正确与战后世界格局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