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特朗普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时，很少人看好这位夸夸其谈、举止出格、毫无执政经验的亿万富翁。尽管他的胜出至今充满争议，但假如认为他仅仅是靠着充满煽动性、攻击性的争议言论达成了这一点，那就太小看他了。
他那句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确实击中了很多人的心，他以一种更贴近草根社会的直觉，意识到了这是美国人身上广泛存在的一个痛点。不妨这么说吧：如果是希拉里上台，恐怕也有这一场贸易战，区别可能只是两人做法上的不同。
如果去费城、底特律这些老工业城市看看就知道，那真的令人唏嘘。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破败，满街都是要饭的，普通人的收入陷于停滞——如今一个典型的美国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年收入，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只比1980年时高大约1000美元。这些是无论什么观点立场的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近些年来因而有许多人都在探究这个问题：“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80岁之际写出了《谁偷走了美国梦》一书，从书名就可看到他的结论：
以往那个仅靠个人奋斗就能得到更好生活的美国梦，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变得遥不可及
。
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点？各方的说法不一。在右翼看来，这是贸易全球化、移民和大政府惹的祸，一如《觉醒：新民族主义简介》一书所证明的，这种反建制、反贸易全球化、反移民的根基在美国民众中广泛存在，这也是最坚决支持特朗普的民意基础；相反，左翼则归罪于1971年开始的“老板们的反叛”：一些右派的商业领袖逐步扭转战后的方向，推行过度的自由市场，其结果是巨量的财富流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而中产阶层不但收入长期停滞，有些甚至沦为新穷人，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都逐渐因为成本考虑而流失到了海外。《谁偷走了美国梦》所持有的正是后一种观点。
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共同的大前提。尽管最近的调查证明，特朗普在共和党民众中的支持率高达88%，而民主党群体中仅有不到10%的支持率，然而
他们其实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扭转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社会裂缝
。
特朗普作为共和党的亿万富豪，开出的办法是减税，理由是这样才能鼓励企业家多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然而在像赫德里克·史密斯这样的民主党支持者看来，这一番塞壬之歌早已不再能打动穷人，因为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富人们在获得减税之后并不会通过涓滴效应带动社会整体富裕，他们是在全世界外包工作机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两者的公约数在于：他们都相信要让流失的工作岗位回流到国内，为此就要提倡购买美国货、甚至不惜四处点火发动贸易战。
事实上，早在2006年美国大选时，两党虽有诸多分歧，但在为美国就业机会流失而抨击中国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因为，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句话本身就意味着回到“过去的好时光”
——那是1970年代之前美国制造业仍然繁荣的时代，这也是美国中产阶级得以充分就业的基础。
美国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反对贸易全球化，说到底原因就在这里：他们看到的不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好处，而是“原本属于自己”的工作机会通过外包、代工等方式流失到了海外，因为那些地方的工人成本低得多，资本只服从资本的规律。这确实让美国的跨国企业赚取了更为丰厚的利润，但问题在于，企业并不会将自己在海外攫取的丰厚利润和国内的雇员分享，反倒常常拨出一大部分作为对商业领袖的犒赏。在此，
答案是很明确的：偷走美国梦的正是这些巨富阶层，是他们为了实现自己利润的最大化，无情地抛弃了国内的中产阶级群体
。
这也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一部分，赫德里克·史密斯以其长年记者调查的老到笔触，将当下美国社会裂缝的症结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的那场文化内战——正如《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所证明的，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以至于此前与此后的美国几乎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了。虽然女性、黑人等边缘群体在当时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但捍卫传统保守价值和既得利益的群体随即开始做出反应，带动美国向右转。
没错，工人们获得了更有保障的权益，那工商界老板们就开始将工作机会迁往西南部的“阳光地带”——不是因为那里更暖和，而是因为那里没有东北部那样成熟、有组织的工会力量。与此同时，他们将制造业机会外包给海外那些所需报酬更低的工人，并推动1978年通过新的破产法，这使得企业管理层在公司破产期间仍能牢固控制公司，但却能一举废除原本长期有效的、许诺最低工资、健康保障和终身养老金的工会合约。换言之，
这些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们甩掉了包袱，扔下了雇员让他们自谋生路，而去那些他们更不受约束的地方大赚其钱
。
这成了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1970年代之后，整个国家分成了两个美国，“公司CEO们和金融界精英们扶摇直上，而普通美国人则困于停滞不前”。以前美国之所以是一个机会之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的财富相对更平均地分配，而这有赖于几点：
立法保障、机会开放带来的社会流动、工商界精英的自我道德约束，以及工会力量的制约
。
但在近几十年，这些都失效了：企业家们组织起来推动对自己更有利的立法、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精英们不再觉得自己有道德责任去照管工人，而是将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不仅如此，随着美国的“去工业化”，它逐渐从一个工业帝国转变成了一个消费社会，沃尔玛取代通用汽车成为最大雇主，而在这些服务业中，工人分散在一个个店面里，流动性也大，彼此更难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去和资方谈判有利的劳动条件。1993-1997年间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Robert Reick在2007年撰写了一本书，将这种顶层精英不受约束地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形态称为“超级资本主义”，认为它已“蔓延到政治领域，它吞没了民主”。
不论好坏，有一点是确定的：
1970年代之后美国出现的新经济形态是不可逆的。
当制造业工作机会在发达国家中消失时，支持中产阶层的引擎确实减弱了，因为在随后的阵痛中不管取而代之是什么，都无法像传统的制造业那样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和退休保障。
这四十多年来，美国经济创造最多工作机会的是物流业，昔日的旧制造业厂房变成了巨大的物资仓库，昭示着整个经济转向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波浪潮中，美国女性劳动者数量首次超过男性，因为很多男性制造业工人失去了就业机会，但女性却更能满足服务业经济的需要。
与此同时，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政府支付的薪资、补助超过民间企业的现象。就此而言，这些年来受益者多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而一个典型的锈带工人——一个失去制造业机会的白人男性，则更可能支持特朗普。与其说他们要的是“未来”，不如说他们要的是“过去的好时光”。
如果说这样的“诊断”大抵正中症结，那么对于“如何找回美国梦”所开出的药方却很令人遗憾。
试图通过贸易战的方式让制造业机会回流美国，这就算能稍稍见效，却根本无济于事——这么说是因为，早在三十年前，美国就曾通过敲打日本和西德的方式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当时日德在货币升值、面临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扩大对美国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才缓和了双方矛盾。
然而很显然的一点是：这根本未能逆转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大趋势。归罪于全球化贸易、外来移民和外国工人“抢走了”自己的机会，这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时卢德派归咎于机器夺走了自己工作，进而群起砸机器又有什么本质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