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最新作品《我不是潘金莲》已上映一周有余，虽然圆形画幅和告状题材都带有卓尔不群的独特性，但其呈现的故事和内容一如往常的冯氏喜剧，也一如当时的刘氏小说，在现实的社会大画卷上，以荒诞和离奇为笔墨，临摹着中国人最真实的生活景观，既卑微也坚韧，既公道又歪曲，既糊涂又明白，通过片中那一副副面目鲜活的
众生相脸谱，你会发现，这正是一幅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图景。
其实冯小刚和刘震云都是最关注中国现实的创作人，这一点在两人之间合作过的《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都有体现，《手机》以通讯时代的到来将男女之间的谎言摆上了台面，《一九四二》通过大饥荒来突显老百姓最真实的生理需求与情感需求，而《我不是潘金莲》是从一个事引发一连串的事，李雪莲从告一个人变成告七八个人，呈现中国式社会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关系，每一部电影，都能让观众在笑与泪之间，触到自身的痛点。
因为小说的特质，《我不是潘金莲》也是冯小刚等身的作品里面人物群像最丰富的，小说不惜笔墨的串连起数十人的生活图景，每一个都有鲜活的面目与性格，串连起家常里短，人情冷暖，而剧中发生的故事，也是我们平时身边，屡屡发生的，若是你擅长观察生活，会发现，生活和电影一样的好笑。
影片中的核心人物，李雪莲，农村妇女，因为假离婚被丈夫钻了空子，变成真离婚，咽不下一口气的她从此开始了漫漫告状路，从县里告到市里，跑去在北京拦车，始终不能为 “我不是潘金莲”找一个说法，她是真的非告状不可吗？其实影片里多次说明了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当她第一次在市里告状未果，从拘留所里出来已经放弃了告状的念头，前夫秦玉河只要当着她的面说一句离婚是假的，或是王公道、郑众愿意相信她今年不告状，又或是赵大头没有别的私心，这几个条件任何一个成立，她都会打消告状的念头，也包括每一个职位上人，都没有真正触及李雪莲的问题核心，又或许，当初大家都能像片尾时史为民那样坐下来，用心听一听她的故事，她八成也就不会告了。
所以说，李雪莲想要的并不是一个赢的结果，而是折射了老百姓缺乏话语权，不被尊重不被信任的景况，就像李雪莲只能在佛像前在牛棚前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假若大家能静下心来听她诉冤，而不是像说些“我们就开门见山，长话短说”这样的圆场话，这一切干戈应该早就化解了。
和李雪莲对“我不是潘金莲”的执着不同，片中另有几位老百姓都是委曲求全的典型代表，刻画比较鲜活是卖肉的老胡，在北京宾馆里当厨师的赵大头，以及“畜生”秦玉河，他们的戏份虽然不多，却个个有血有肉，老胡看上去五大三粗，性格却比较柔弱，看上去平时对李雪莲也没少暗送“秋膘”，送上门了却麻爪了，赵大头的缺点是乐观、自信，善解人意，却因为儿子转正的问题受制于人，秦玉河的问题有了房子又想小三，宁可打掉牙肚里吞也死要面子不认错，一手导演了自己的悲剧。
寥寥三五笔，人物已呼之欲出，冯小刚把握了人物最本质的性格特征，明星们以最真实状态的演绎出来，形成极佳的效果。观众在观影的时候会感到无比亲近，因为在现实中，市井与街巷，随处都可见到不同版本的李雪莲、秦玉河、老胡和赵大头，他们为了生存、生活、生育而忙碌，生老病死之间夹杂着男欢女爱，窃窃私语，也会为了一个莫须有的清白而做着徒劳无果的蠢事。
《我不是潘金莲》自嘲的对象并不仅局限于忙碌于市井之中的老百姓，也包括一些公职在身的人物，对于他们，影片没有符号化的堂而皇之或刻意批驳，而是在通过大量写实色彩的情节，来展示他们真实的面目，通过这些情节，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在生活之中的微妙处境，既有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也能看到他们面对一位农村妇女无可奈何，与普通人无异。
例如影片中第一位出现的公职人员王公道，他和李雪莲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是法院员工与群众的对话，而是两个远房亲戚之间的对话，面对递到眼前的腊肉，他的第一个表情是无奈，而在十年后，他的职位已经升了，来到李雪莲的餐馆，仍然是一块腊肉，仍然是先从话家常攀亲戚开始，同住一方水土，谁也离不开人情两个字。
再往上看也一样，全体角色在各自的工作和生活中，都是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无论是精于哲辩的马文彬，还是兢兢业业的郑众，大家都想把李雪莲的案子办好，但无奈任谁也断不了家务事，任谁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马文彬一句一个防微杜渐和工作方法，也是意在说明大道理解决不了小问题，生活才是王道，解决问题不能靠请客吃饭，但是他们去李雪莲家喝牛骨汤，还真就差一点把问题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