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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在祖国西部边疆，曾一度狼烟四起、风声鹤唳。印度政府置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于不顾，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侵犯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战，全胜收兵。自此以后，西部边疆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稳定。当年在中国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了这场反击战。当战斗硝烟渐渐散去，西线恢复平静，毛泽东回首战事，不仅感慨道：“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
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中印边界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建国之初，即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泽东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于1959年5月间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个，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处。
但是印度当局对好言相劝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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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视领土为血肉的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尽管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还是愿意向他们客观地通报情况，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
10月2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苏方除赫鲁晓夫外，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赫鲁晓夫好似公正地说：“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由于领土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
后来被赫鲁晓夫诬称为“中共放出来的一只虎”的陈毅首先站起来反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
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补充说：“印度开枪射击6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
陈毅接着气愤地指责赫鲁晓夫：“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
赫鲁晓夫抵赖：“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
陈毅：“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拟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慎重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
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
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周恩来表态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恩来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
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尖锐的驳斥……
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派，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只是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
如此，赫鲁晓夫只好吐了口气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会谈终于不欢而散。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离京回国。
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印争端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毛泽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杭州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和流血事件。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提出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例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地抽着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
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
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竟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中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
1960年1月，中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
中国军队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着实让人惊叹的。
自从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已快两年了。两年来，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1960年4月，周恩来飞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边境问题高级会谈，尼赫鲁态度无丝毫转变，再次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那是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大小的中国领土啊，中国政府岂能拱手相让?1961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了。进入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
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推进”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1962年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印度军队一步逼近一步，显然要打上门来闹事了。
1962年10月18日，由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将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重大的决策。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同时有关将领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雷英夫参加，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乔冠华也到会。
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要乔冠华和雷英夫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
他俩汇报完，周总理接着发言，他着重分析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形势，说明从各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会议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完，会议便接着讨论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能否打得赢的问题。
张国华在参加完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留在内地养病。生活刚刚平静一点，就被中印边境冲突打乱了。中央领导和军委总部不时传唤他。
毛泽东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
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大家在对形势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泽东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同印度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
至于反击作战的方案，同意总参和张国华司令员共同拟制的计划。
根据总参提出的建议，反击时间为10月20日(即这次会议两天以后)，前线总指挥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离开颐年堂前，陈老总和贺老总都向张国华详细了解边防备战情况。
张国华话不多：“我们已按主席说的边防部队在精不在多，作了调整。 要打就是泰山压顶之势。”
陈老总和贺老总交换了想法，用他所特有的四川口音，响亮地说：“要挑兵选将，干部不仅要军事上行，而且要有政治头脑，又要勇敢。”
贺老总的烟斗吱吱地冒着烟，他用烟嘴的一头点着张国华说：“如有临阵脱逃的，就要像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
张国华在笔记上快速地作着记号，插空提出他的建议： “我想不仅要准备反击入侵印军，还要准备打击逃往尼泊尔境内叛匪的回窜。”
张国华又就兵力、干部、物资和思想准备提出自己的看法。
很快，一支代号为四一九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中央的决心定下之后， 张国华准备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出发前，中南海召见他。
中央常委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站在巨幅地图前，一手夹着烟，另一只手作了个搂的手势，说：“我们插进去，不打。”他变换了一下姿势，像是自言自语：“21平方公里，2000多人，作个愿望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办不到。”烟头连续亮了几下，他沉思良久，忽然喷出一口浓烟，指着印军据点大手劈了一下，同时提高声音说道：“扫了它！”
说完，他自己也露出笑意。其实，毛泽东为打与不打也犹豫了好几个夜晚。顾虑是尼赫鲁当时声望很高，军力相比又是弱者，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国家的同情。总参谋部发布作战预令后，毛泽东仍在考虑打不打的问题。在分析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后，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同时中国将打算告之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仍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还向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遭到进攻，反击是自然的事。而美国已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对苏战争上，不能以很大力量援助印度。中国外交官们也正向第三世界游说自己的观点。此时的反击对中国是有利的。
邓小平补充：“要争取时间。”他又侧过脸问张国华：“粮食够不够?”
张国华回答说：“光军区生产的粮食还有两亿多斤。”
邓小平很满意：“好，这是有战略眼光的。”
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问道：“你有没有把握?”
张国华爽快地答应：“有。”
“根据呢?”
“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
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领袖们从大略方针谈到枝末细节。张国华一边强记，一边又要提供情况，散会时，头已疼得要裂开似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他不吭气，很快登上飞机。
10月18日，张国华到达拉萨的当天，军区常委扩大会议紧急召开。先由军区参谋长王亢传达中央指示：“首长认为这次作战像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 打死了还要再踩他两脚。中央确定，前面靠西藏军区指挥，有关战术上的部署调整等事宜，均由张国华司令员决定。过去总部规定在50米以外不打枪不再执行。”
张国华站起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用手缓慢一劈的动作。他讲得很快，提了一连串问题后又低声说了几句，看来，这才是他自己要说的主要的几句话：“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1300也好，2300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将领谈论战斗预想时，总会感到格外地欢愉，即使在下命令：“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去加强。”他再次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 “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毛泽东相信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张国华于19日进入前方指挥所。
战前，指挥所的气氛是紧张的。他有时专心研究地图，有时离开地图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战”是个很不好驾驭的车头。初战必胜又是最起码的要求。与印军毕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极派”，还是“少林派”呢?估计不会有国民党的主力强， 但也不能估计过低，要猫当老虎打，像对付国民党的中等部队。当时上级有一种意见，为了慎重，只打敌其一点，吃掉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方案。张国华考虑再三，吃掉一口营，不痛不痒，要吃就吃它一个旅！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另一位领导时，另一位领导浑身震了一下：“这太冒险了！万一……”
还有一位领导不无担心：“现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战役发起时间向后推迟两天， 以便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张国华没有表态：“看看部队准备情况吧。”
阴法唐政委代表新组建的四一九部队师团两级领导再次进言：“张司令员，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
“理由呢?”张国华不露声色。
“我一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作战意图。那时再进攻还有什么突然性！”
张国华一拍桌子：“不再推迟，要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意见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领导也认为张国华是冒险。毛泽东不喜欢墨守成规，把另一种意见的文稿推到桌子另一边，颇有愠色：“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方案定了，干部会上，他激越的声音把出击前的喧闹压下去了： “现在当面敌人不是1300，而是2500，准备打它3000，如再增援就按它5000打。 3至5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 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但要报告中央。打不好是前边的人负责，补给不好是管后勤的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打不好，消极说法是未完成任务；积极说，是不够共产党员条件。”
会后他毛泽东布置，要多准备些猪肉，要把各团电影组组织起来，把军区文工团调来前方，以励士气。
10月20日7时30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 解放军的炮火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到9时30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耸耸肩，笑了： “这样容易取得的突然性，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
23日，中央致电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军区前指刚刚收到这一鼓励电，还没来得及转发，又收到中央收回该电的通知。张国华心口一紧：出什么事了？等他收到第二份电报时，心中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后一封电报只比前一封电报多了两句话。一句是“捷报频传”，另一句是颇带感情色彩的“中央、军委极为高兴”。为什么又收走前封电报呢?张国华估计，看这口气，很像是毛主席亲自加的两句话，毛泽东的高兴溢于言表，他希望电报能更大地鼓励前线士气……是的，一定是的！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三个旅，生擒包括王牌旅长达尔维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80%。中方作战部队也付出了代价，伤亡1460人。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战后，许多战斗骨干被输送到其他部队。1963年，张国华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12名参加过战斗的连排长。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全面打响，中国人解放军以摧朽拉枯之势向印军发起全线反击。当时战区一线有印军11个旅26000多人，被解放军横扫如秋叶，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连我前线指挥员、身经百战的西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都说：参加革命33年，从没有打过这么痛快的仗。此战我军打出了国威军威，狠狠教训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印军。要不是我军主动停火、后撤，恐印军的精锐主力将被悉数全歼。
此战，我军牺牲722人，负伤697人；击毙印军第62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4885人，击伤1047人。两军阵亡比为1:6.8。更惊人的是我 军参战数万余人，竟无一人被俘，印军却被俘第7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以下3968人。两军战俘比达0:3968。以战役级别计算，这不仅在我军战史上是个奇迹，在世界现代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两军的战俘比可谓是惊天差距，这值得研究，看似是偶然，却实属必然。首先，我军是师出有名的正义之师，全军上下士气高昂，誓死捍卫祖国领土，拥有不怕牺牲、不怕疲劳、不怕艰苦的豪迈勇气。思想政治工作有力，官兵一致，高度统一，宁肯战死，决不投降，从精神上、意志上完全压倒对手。如在班公洛地区进攻作战中，工兵战士罗光燮奋勇冲向雷区排雷。他的左腿、右臂相继被地雷炸断，排雷器材已用完，眼看地雷还未排完，攻击部队无法前进，他立即用身体向雷区滚进，为部队冲锋开辟了通道，最后壮烈牺牲。我军有众多这样具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官兵，焉能不胜。反观印军，基本是一支有浓厚殖民地雇佣传统的军队，以当兵为养家糊口的职业，官兵普遍以应付差事的观念应付战事，作战目的不明，作战只求保命，士气低落，焉能不败。
其次，我军经过长期各种残酷战争的洗礼，形成完整和独特的战略战术体系，战法灵活，战术得当，尤其善于打迂回穿插、分割包围的运动战。我军训练有素，适应山地作战，参战部队大多经历过残酷的西藏平叛作战，具有实战经验。指挥员胸有全局，指挥有方。步炮协同有力，武器使用娴熟。战士单兵素质强，攻如猛虎、守如泰山。如我军在追击溃退的印军时，速度奇快，常常能跑到印军的前头，一个班可以抓180个印军俘虏。再看印军，士兵净是些40岁上下的胡子兵，既无斗志也没体力，单兵武器更差，还使用着二战前的英制李·恩菲尔德手动步枪和布伦轻机枪，根本不是我军“五六式”系列单兵自动武器的对手。军官指挥混乱，战术呆板，根本无法协同。当胡子兵遇到我“娃娃兵”时，除有工事依托的二战老兵尚能抵抗外，其余基本是拔腿就跑，跑不动时便举手投降。
第三，我军在达到作战目的后，快速与有条不紊地组织了基本无损失的撤兵。作战中军队的撤退环节，是最易受到敌人攻击的关键时刻，组织不好就要吃大亏。抗美援朝战争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我军被俘人员，基本是在这个环节出现的。此战，我军在前推几十公里后有计划地组织撤兵，各部队建制完整，交替掩护，避免侧翼暴露或孤军滞后。加之被打蒙了的印军，根本没有料到我军会乘胜退兵，基本没有打反击的作战行动。而在战争初期，印军的撤退恰恰和我军相反，各部队自顾自地逃命，相互之间根本无配合可言。有的部队建制被打乱，如没有头羊的羊群漫山遍野乱窜乱撞，根本组织不起有效抵抗和自保，反被乘胜追击的我军抓了大量的俘虏。
第四，在极其困难的雪域高原，我军组织了有效的后勤保障。打现代战争，某种程度就是打后勤。战场上的战俘，有相当一部分是失去行动能力的伤员，因无法获得救治及后撤而被俘。此战，我军十分重视后勤保障，紧急突击修建了数条战区应急公路。动员支前民工5.2万余人，征用了骡马1.1万余匹，伴随部队实施山地前运后送。野战医院靠前配置，医护兵、担架队紧跟作战部队，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救治及后撤。印军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印军俘虏中就有不少是被遗弃的伤员。
中印边境一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打痛也打醒了阿三。印军这才明白印军和解放军根本就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从自不量力转为心有余悸，此后不敢再在边境轻举妄动了，如此才换来边境一线50多年的安宁。
毛泽东的结论是：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1963年2月，张国华回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秘书通知他，主席要亲自听他汇报。张国华有些发怵：“叫别人汇报吧。”
“不行，主席点名要听你讲，说你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
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汇报时，最喜欢插话提问，即兴发挥。他生怕哪个细节疏漏，对答不妥……也只好加紧准备汇报提纲。准备完了，他还觉没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秘书长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
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他走向怀仁堂讲台时， 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
他朝左边一看，又朝右边一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两位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 他也记不得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记得人在太紧张时反而抛弃了一切杂念。他开导自己： 麦克风又不是机关枪，怕什么！反正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就照直说。
他谈到有些部队参战太仓促时，毛泽东果然插话说：“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就在汽车路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毛泽东一指张国华说：“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
毛泽东鼓励张国华继续说。当他说到“这场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又愉快地插话：“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要练兵，每年要有8个月。”毛泽东侧过脸，笑眯眯地望着张国华半开玩笑地说：“你也是书记嘛！一打仗，你那个病也就好了。”毛泽东磕磕烟灰，又补了一句：“当然有病还是要治的。”
张国华接着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 都给我们做了及时、具体又详尽的指示……”
毛泽东插话：“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
张国华汇报说，这一次打近仗多，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相信近战、夜战我搞不赢你。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这样的射击。”
张国华：“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 没有公路，靠人、畜；没有体积小、重量轻、有营养的干粮，靠糌粑……”
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 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
最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印边境之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
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事实上，从1962年至今，四十多年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取得与这一仗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一仗，是难以维持这么长的和平稳定的。
不久，罗瑞卿将参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况向毛泽东详报。毛泽东若有所思：
“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两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