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合作育儿：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划界工作与关系调节

2021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5个部门印发《“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了智能机器人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大意义，将中国智能机器人产业再一次推向新高度。随着语音识别、机器视觉、机器学习等多种智能技术的不断完善，智能机器人在教育娱乐、清洁服务、医疗康复等领域成为话语焦点。其中，针对儿童陪护和早教的机器人位居中国消费者关注与购买意愿的首位（中关村在线，2016），其销售量更是以每年200%的增速呈方兴未艾之势（Wang，2018）。在智能化社会与三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双向进程中，加持了AI技术的育儿机器人走入中国千万家庭，并成为一项关涉儿童福祉、数字做家与科技向善的议题。

在育儿智能实体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能看到一个有趣的悖论：一方面，由于家庭劳动分工的形式化，家庭及其中的育儿实践往往具有反机器化（anti-robotics）的特征（Fortunati，2018），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发现中国家庭内的亲职焦虑与“内卷”想象、父母对孩子陪伴的缺失、“隔代教育”质量粗劣等现实问题，使得当下的育儿实践离不开数字化、智能化协助。既有研究聚焦智能机器人嵌入育儿等劳动过程所发挥的功能、影响或隐患（Lehdonvirta et al.，2023；Krenz & Strulik，2022），却疏于考察育儿话语下人与机器之间细微、流动的契洽、冲突与协商过程。在机器人标记着中国家庭育儿结构正在进入智能化之际，我们有必要审慎地质询：智能机器人将如何重塑中国家庭育儿劳动的性别关系、代间连结与技术格局？

在中国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中，智能育儿机器人来到女性主导的劳动空间，并成为形塑当代中国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互动关系的张力所在。本研究关心的是，女性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智能机器人——另一个育儿劳动主体——的入场？机器人是母职代理人还是代间关系的竞争对手？女性是否实现经典广告语如是说“放下手中的娃，拾起心中的梦”，还是被智能技术中新的不平等再次收编？本研究尝试以“划界工作”（boundary work）这一社会学概念解析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之间互动的关系，总结女性在与智能机器人共同抚育的过程中如何划分育儿边界、调节育儿关系，并且借由对人机合作育儿中不平等性别分工的反思，彰显技术干预下代间连结与社会性别互动的复杂性。

（一）育儿：一项技术化的性别劳动

家务劳动指维持家庭日常生活的劳动活动，在不同情境中由多元主体、多种形式来完成（Lan，2003），其性别分工与不平等一直是西方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家务劳动在父权体制下被定义为妇女“天职”，以及双薪家庭中职场女性的“第二班工作”（the second shift）（Hochschild，1989）。70年代一项美国家庭社会学调查表明，育儿劳动典型地彰显了家庭劳动秩序的性别偏见，具体表现为妻子照料小孩的时间（35小时/周）往往是丈夫的三倍（11.5小时/周）（Vanek，1974）。传统性别秩序对“男主外，女主内”的范畴化想象，以及对女性气质中亲切温柔、善于体谅与照料等特质的类型化，使得育儿劳动由一种“双人职业”（two-person career）（Papanek，1973）吊诡地转变为一项性别话语下的“母职”。

作为一项性别化劳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育儿实践经历了三个技术干预的发展阶段。在前信息社会，伴随全球经济整合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女性得以借助市场外包的方式，购买雇工与吸尘器、洗衣机、洗碗机等各种现代化科技用品，来减轻生养的重担，成为“母亲经纪人”（mother manager）（Rothman，1989：198）。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她们被要求在“奉献家庭”与“理想工作者”的角色期待之间划界（Blair-Loy，2003：181）。因此，家务育儿的外包意识持续成长，而信息传播技术驱动的媒介物日渐成为新型“代理人母亲”（surrogate mother）。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霸王（电脑）学习机以一句“同是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小霸王”的广告语迎合了妈妈们的母职期待，走入中国寻常百姓家。因其具备拼音打字、基础编程等的启蒙与学习功能，被称为儿童陪伴与寓教于乐的“娃娃机”。进入新千年，好记星、步步高、e百分等教育电子厂家，将“代理人母亲”的含义拓展为具备可视功能、中英文语音功能的电子词典和视频学习机。

近年来，学习机朝着智能移动设备转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一来便于儿童携带，二来有助于妈妈们对生养过程的管理（赖立里，戴媛媛，2022）、分工（安利利，李美仪，2023）与展示（孙信茹，王偲，2023）。综合历史分析与实物分析的视角，学习机、智能手机等ICT技术有助于女性建构“理想母职”（good mothering）（Byrt & Dempsey，2022），也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技术能否彻底松动育儿劳动的性别化困境？

在以信息化为中介的技术重构中，育儿劳动的“母职”范畴与意涵有了新的布展——如今女性需要承担更多技术化母职的附加工作，包括管理在线育儿健康信息（Baker & Walsh，2023）、调节儿童的数字行为（Balleys，2022）等劳力且劳心的“持家工作”（home-making）（Hunt，1989）。当代社会的育儿实践正朝着美国社会学者Hays（1996：8）所谓的“高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发展，即以孩子为中心、技术专家指导、高度情感投入与密集劳动贯注。作为信息社会育儿实践的重要特征，高强度母职体现出性别规范形塑家庭的育儿劳动惯习，以及现代技术使用的烙印。那么，智能传播时代的育儿实践中，现实与文化经验的传统性别问题经由智能实体的中介化又有何新的发展？

（二）智能育儿机器人与高强度母职的“赋权－冲突”研究

人工智能对信息传播技术的范畴与类型创新，有助于提升非物质性母职劳动的价值（Fortunati，2011）。如果说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介有助于撬动性别化的劳动格局，那么，智能传播时代机器人的入场，则带来了育儿劳动围绕性别、代间与技术的重塑与变革，并形塑了人机传播生态中新的育儿模式。本研究对智能育儿机器人的范畴有严格界定：第一，必须为实体，排除Siri、Replica等以虚拟形式存在的社交、陪伴机器人；第二，其运作由代码、程序决定，具备语音识别、视觉学习等AI功能，排除学习机、智能手机等；第三，具备儿童导向的教育、学习与娱乐等功能，排除扫地机器人、智能音箱等。本研究将女性的育儿实践称为“高强度母职”，智能机器人的育儿实践，即其提供的专业化、科学化育儿服务，概括为“智能化教养”。目前，学界对于女性与智能育儿机器人、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研究主要遵循“赋权－冲突”的范式：

一是智能育儿机器人对高强度母职劳动的赋权。育儿机器人实现家庭性别化劳动赋权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功能赋权。智能机器人具备安全教育、习惯养成、趣味学习等科学功能（Zhang，2022），被视为高强度母职期待中科技“鸡娃”的指导专家，帮助女性学习、流通与前技术时代育儿经验相断裂的教养脚本。第二，可见性赋权。高强度母职往往被隐形的民生基础设施收编，进而陷入“看不见，做不完”（hardly seen，never done）的困境（Strasser，1982）。技术女性主义认为，机器人介入家庭劳动可以视为一场促进性别平等议程化的技术革命（Nomura，2017），旨在将大众习焉不察的、无偿的、性别化“爱的劳动”（labor of love）推向“前台”，甚至成为社会政策、政治主张中的一种关怀。第三，身体赋权。作为一种“社会黏合剂”，智能传播技术所营造的亲密感能够持续凝聚代间关系，维系不同物理空间中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与仪式感（钱进，李威，2024）。对于异地母亲而言，智能机器人以虚实体共在、多重感官的互动形式延伸了她们的“身体在场”，允许她们实时观察儿童成长动态（Abe et al.，2018）、远程陪孩子做游戏（Arroyo et al.，2017）等。

二是智能机器人给性别化育儿劳动结构与伦理关系带来的冲突。智能化教养往往隐匿着社会文化不平等与伦理的四大困境：第一是对社会结构性偏见的智能承袭。部分机器人在设计过程中被嵌入男性气质的性别偏向，其入场不只是改变了亲职劳动的效率和方式，而且在原本性别化的家庭育儿空间中固化了刻板性别秩序的存在（袁艳，朱琳，2021）。第二是机器人依赖导致的“母亲－子女”关系冲突。人机传播研究专家Guzman（2019）预警：“当技术代替人作为沟通者，并自动化完成整个沟通过程时，它可能会抹杀和贬低曾经站在这一位置上的人的价值。”Lin（2020）等人认为出生即处在智能环境中的“云”世代儿童，容易对家庭结构边界产生流动的认知，其情感依恋对象可能从父母转移到“像妈妈”的机器人。第三是数字监视与隐私安全。智能机器人“人性化”助手背后是纯粹的大数据与算法，母亲在亲职实践中下达指令、与之交流的过程，也是为家庭“监控基础设施”提供“养料”的过程（方格格，郭珂静，2022）。第四是AI技术对“做家庭”（doing family）的解构。智能机器人所提供的远程养育模式会激发亲子双方的内疚、焦虑与孤独感，并且成为女性长期身体缺席的借口之一（Wang，2018），消解了建构远程亲密家庭关系的母职初衷。

已有文献充分展现了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互动的光谱。然而，“赋权－冲突”视角的偏向性，容易忽视人与机器人合作育儿是一个动态调适的过程。具体而言，对高强度母职劳动中的机器人使用与技术赋权的研究，是从人本主义视角侧写智能技术的静态能动性；而立足批判范式探讨母亲与育儿机器人互动的冲突，则让人难以采取平衡视角看待人－机关系的微观建构与共生。本研究将中国家庭内母亲、智能机器人共同参与育儿劳动并相互形塑、相互建构的媒介现象，概括为“人机合作育儿”（human-AI robots cooperative child-rearing）。智能机器人介入家庭育儿生活，必然会带来女性的认知与行为改变，以及对性别化劳动秩序的抵抗、重塑与反思。育儿实践是建构母职意义的重要场域，其智能化外包凸显了性别界线、人机界线与其他社会文化规范的缔连。

（三）理论基础：划界工作

“社会边界”（social boundaries）指人们从制度或认知层面，用来分类物品、人群、实践甚至时间与空间等的概念性划分（Lamont，1993：9）。它具有物性（thingness），能在未经理性人干预的前提下对知识流通、社会交往与社会实践产生影响（Abbott，1995）。透过日常生活实践来连结社会文化分类与惯习范畴的行为，被称为“划界工作”（Nippert-Eng，1996：7）。划界工作包含分界（boundary-making）、合界（boundary-blurring）与维界（boundarymaintenance）三种形式，分别指代分清边界内外、对现存边界的模糊、对维系边界的权力运作（刘思达，2015：7-8），这为探讨边界的整合、互动与流动，及其歧出的关系互动和情感经验提供理论注脚。育儿实践中的非物质性劳动即是性别“划界工作”的一种表现形式，有助于剖析女性如何被锚定在情感劳动的传统框架中，以及她们透过日常工作实践所展开的多元身份协商与翻转（孙萍，2019）。

差异化生理特质建构了不同的种群与身体界线，后者又常常与阶级、公私等社会文化界线互相缔结、强化。的确，“女性”与“智能育儿机器人”是两个内部充满异质构成的群体，这导致既往研究习焉不察地接受人的能动性与机器的实践之间僵化、类别化的二元想象，对二者的连接、协商与互构视而不见，从而疏忽了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角色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流通、征用与重叠。边界的建立涉及“排除”（exclusion）与“纳入”（inclusion）的调节过程，其目的不仅在于区隔、分化，还包括树立象征秩序，同时，业已建立的群体边界不排除渗透、跨越的可能（Ellemers，1993）。以购置育儿机器人为例，母亲会面临期望机器人像自己，又担忧智能体取代自己的两难困境（Havens，2019）。本研究并不排除人机合作育儿中的智能机器人作为家庭传播生态中的一个参与主体，其劳动实践与高强度母职之间存在流动的、情境化互构的可能。划界工作提供了一种关系性视角，既有助于阐释智能社会性别化育儿劳动的主体经验，也强调人-机互动实践的能动性与动态的母职认同形构。

智能育儿机器人导致既有性别化育儿劳动关系的变化与重塑，并且让我们得以检视智能传播环境下当代中国的家庭劳动中婚姻、教养与孝道的社会机制与文化意义。本研究采取社会建构的视角，以“划界工作”这一社会学概念为基本分析框架，阐释当代中国家庭女性如何认知、回应智能育儿机器人介入高强度母职劳动过程，而这种家庭育儿领域的人机互动又如何影响她们的性别认同、理想母职建构与代间关系。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在人机合作育儿中，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之间存在哪些边界取向？女性如何划分二者的边界，从而调节性别化劳动和智能技术的关系？育儿劳动的划界与调节对女性的亲职处境具有何种影响？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有助于捕捉处于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媒介环境的研究对象与智能育儿机器人互动中的张力，并呈现研究对象的生命叙事中透露的对人机合作育儿的感知与理解。

以目前家中正在使用至少一款智能育儿机器人为标准，本研究差异化选取了20位中产阶层母亲。将研究对象锚定为中产阶层的原因有二：一是女性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具备高强度母职所需的物质基础，更容易成为理想母亲身份所“询唤”的对象（林昱瑄，2019），进而将育儿劳动的外包技术纳入身份的认同与失调框架中；二是中国中产阶层父母一直存在“从阶级阶梯上滑落”（falling off the class ladder）的抚育焦虑（蓝佩嘉，2019：58），更倾向于采纳先进的育儿技术或其他“科学教养”工具来作为阶层化的“安保策略”（security strategy）。20位研究对象的年龄处于25-37岁之间，受教育水平覆盖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一共使用（正在使用或曾经使用）22种不同品牌或类型的针对儿童陪护和早教的智能机器人，使用时长6个月到3年不等。其中，A品牌儿童早教智能机器人（6）、B品牌机器人（5）和C品牌智能机器人（3）是最受欢迎的种类。

研究者对20位受访者分别进行了平均时长为60分钟的深度访谈。第一轮访谈自2023年5月开始，至2023年7月结束，一共招募到14位受访者，包括研究者在线下接触到的、处于同一城市的3位女性，以及经由面识关系与“滚雪球”的方式，在她们购置智能育儿机器人的售后微信群内接触到的另外11人。因人数不足，自2023年9月起，研究者在各社交平台社群发布公开招募信息，包括母婴或育儿社群，如豆瓣“育儿交流室”“母婴大全”小组、小红书“辣妈育儿经”社区等，以及在抖音、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以“育儿机器人”、各机器人品牌名等为关键词检索出的超话、社区（共计8个）。第二轮访谈选择了共计6位符合条件的受访者，至此全部访谈内容已足够回答研究问题。访谈往往以日常聊天切入，将结构性问题穿插在对话中。除了提前设计的问题外，研究者也关注访谈对象的自我表述和问题阐释。所有的半结构化访谈均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进行，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进行全程录音，她们表明不愿公开的材料并未引用在本研究内。

第一轮访谈结束之际，研究者进一步与3位同城受访者建立信任，最终得以进入她们的家庭生活空间，切身观察和体验家庭中不同成员与智能育儿机器人的互动方式，包括育儿机器人在家庭中的摆放位置（常见于床头、橱柜、玩具箱/区或随意摆放等）、使用场景（哄小孩睡觉/吃饭、陪小孩玩/学习、双向视频通话等）等。对于其他等因地域限制或隐私考量，未能切身进入家庭观察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在征得同意后，依次要求她们详细说明并拍摄智能育儿机器人的外观、功能、摆放位置等，以及孩子独自使用、家长陪同使用机器人等场景。鉴于智能育儿机器人的家庭存在方式具有被动性、随意性，因此针对同一受访者，研究者提出不少于3次拍摄最常见摆放位置与互动形式的要求。遵循“传播”即“实践”的原则，借助观察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之间的各种符号、象征、文本及话语，研究者得以从表象中发现深层寓意和真实用意，并阐释中国家庭内人机合作育儿的划界取向与调节策略。

在与智能机器人的日常生活互动中，女性以人机合作育儿的意义、场景与风格作为划界工作取向，以理解与建构彼此的重合与差异，调节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互动关系。

（一）育儿意义划界：空间干预下教养等级的流动性区隔

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下，以育儿为典型的家庭劳动被女性视作自我承担的社会责任，成为一项母职工作。育儿劳动的智能化外包的确有助于淡化家庭中的性别落差，然而，女性仍面临性别规范与高强度母职期待的压力。她们重新界定育儿实践的意义，并在确保性别认同与家庭地位的前提下，划定自身与智能化育儿代理人的等级与分工。

母亲往往面对一种情绪上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她们希望智能机器人能在人手不足时照顾小孩，并且用更丰富的百科知识、更生动的讲故事技巧、更多元的歌舞曲目来弥补自己的教育缺陷；一方面，她们担忧孩子对有应必达、百依百顺的机器人形成深刻的情感连结，甚至对类人机器人的依赖超过妈妈。Linda（34岁，女儿4岁）在深圳某外企工作，通常只有晚上下班后才能陪女儿，2年前她给女儿购买了一个某品牌机器人。“有时我提出‘午休时妈妈回家看你好不好’，她耍起性子来说不要，让我在（某品牌）大屏上给她打视频......有时她对屏幕叫‘妈妈’，我都不知道她是在叫机器人还是在叫（某品牌）里的我”（Linda，2023年6月13日）。

Linda的担忧折射出有限在场的母亲与家庭智能实体的矛盾，即儿童不仅难以切实感知到母亲的情感连接，反倒认为这是智能机器人生发的母职实践，形成了一个颇为有趣而又无奈的“人成为媒介的延伸”的倒置。因此，女性会积极思量与划定哪部分育儿劳动适合外包给智能机器人，同时又不至于威胁她们的家庭地位与角色期待。研究发现，女性并非按照特定工时或工作类型的规范来划分自身与机器人的劳动范畴，而是基于自身的劳累程度或特定劳动的社会意义，来调节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关系。具体而言，当妈妈们被繁重的工作缠身或疲于讲述重复的故事时，她们会主动提出让孩子去找机器人玩。由于母职劳动的象征价值对于女性之自我认同有着关键影响，因此，母亲会区分出“有意义的工作”与“不重要的琐事”，前者包括教育孩子礼仪、情商、社交能力等关乎“价值理性”的益品（merit goods），后者则指给小孩放动画片、讲故事等教养成本偏低的娱乐活动。对于有意义的工作，受访者反复强调“这是我的孩子”“机器人肯定替代不了”，表明自己会主导孩子的教养权。对育儿劳动意义的划界本质是一种等级化的分工实践：一来“精神层面的母职”有助于强化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以及作为女主人的象征秩序；二来将“没有意义”与“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育儿工作转包给智能化育儿代理人，体现出女性将智能机器人视为传统女性底层价值的延伸，并且“他者化”为一项“非自主性”媒介。

以Linda为代表的分散式家庭（distributed family）尚能有居家时间区分育儿劳动的等级，并以劳动的意义划界重新占有母职主动性。然而，对留守家庭的母亲来说，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她们对育儿劳动意义的界定与划分意识趋于淡化、流动。研究者在B品牌机器人售购微信群内认识了温女士（35岁，女儿3岁）。她和丈夫长期在广州从事销售工作，把3岁的女儿寄养在东莞的父母家中，每隔一个月得空才能回老家看女儿。在女儿8个月时，温女士就开始尝试各种实践“远程养育”（remote parenting）的智能设备，如家用摄像头、早教机器人、智能机器人等，并终于在半年前买到了心仪的B品牌机器人——这款机器人有着可爱的卡通外形，摄像头与手机APP绑定，具备远程视频通话功能。以下是研究者与她的部分对话：

研究者：“女儿从小就与这么多机器人天天接触，不怕她更喜欢机器人吗？”

温女士：“怎么能不担心呢？（苦笑）我们群里有妈妈说只让机器人给孩子讲故事就行，睡觉喂饭还是自己来。但我们这种‘异地父母’连看一眼孩子都难，更别提讲故事了。现在好不容易买到合适的机器人，哪还能管（孩子会不会更喜欢机器人）。所以我有时候跟同事开玩笑，用机器人会上瘾。”（2023年5月29日）

研究者：“为什么现在对这款机器人‘上瘾’？”

温女士：“一年前，我们发现卡尔声音大、动作快，可能会吓到孩子，便把孩子房间的机器人换成摄像头，但她又特别惧怕这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感觉。B品牌吧，连我们大人都觉得可爱，并且它的远程摄像功能可以让我知道孩子长了多少，在这边（广州）看到好看的小裙子才能给她买。”（2023年5月29日）

对小孩偏好机器人的担忧与“用机器人上瘾”，彰显出异地母亲对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围绕育儿意义的关系调节是动态的、可塑的。“担忧”折射出由于空间限制身体到场，女性不得不将全部育儿工作化约为无等级差异的“铁板一块”转交给智能机器人；“上瘾”则体现女性心中被机器人取代之虞，在遭到智能技术可供性的收编与规训之后，所建构出的超越家庭生活空间的新母职认同。具体而言，智能机器人被女性视作一种“勾连型基础设施”：一方面，它以影像的方式将远方的母亲的“身体”挪移回家中，一方面，它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代间情感实践，溢出至外出务工母亲所在的新的公共空间，并改变了她们执行母职劳动的方式与厚度。

（二）育儿场景划界：“购买-使用”过程的父职代理与代间表演

女主人在使用智能机器人协助育儿时对劳动意义的划界工作，可以视为一项建构自我认同的性别化实践。然而，当有其他家庭成员介入人机合作育儿时，女性不仅面临着“贤妻良母”的社会规范，还需要围绕家庭成员关系，在智能机器人的购买与使用过程中发展出划分育儿场景的策略。

首先，为了回避要求丈夫更加平等地参与育儿劳动，从而引发协商式冲突的场景，女性在购买智能机器人时往往会受到影响。王姐（33岁，女儿9岁，儿子7岁）是山东一家教培机构的日语老师，3年前提议买一款机器人陪孩子读英语，却遭到丈夫认为“没必要”“自己也能教”的反对。王姐当时只好作罢：“好啊，那你要亲力亲为我也没异议。”直到有一天，在陪姐姐读完英语后，丈夫又被弟弟吵着一起看绘本，“他自己实在受不了了，幽幽地对我说‘要不我们还是去买一台某品牌（学习智能机器人）吧’”（王姐，2023年6月26日）。王姐家的亲职分工体现了现代双薪家庭提倡平等的伴侣关系，然而，不少家庭仍然维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格局，即女性不仅身为“母亲经纪人”，还代理了父职与智能化教养场景的关系调节。很多受访者口中的父亲都是以“忙于工作”的身份出场。“养家者”的性别化角色定位，合理化了异地父亲的亲职缝隙，而他们的妻子还得借助智能育儿机器人来弥补丈夫的身体缺席。以超姐（35岁，儿子6岁）和岩岩（32岁，女儿5岁）为例，她们会提前用B品牌机器人采集和定制丈夫的声音，让丈夫即使不在家也能给孩子“讲故事”，某种程度上为“父—子/女”的连带做了“嫁衣”。

其次，女性为了调节祖辈们在智能技术前的心理弱势，会对育儿实践的场景进行主观分类，从而影响智能机器人的使用策略。尽管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家庭模式，但祖辈（尤其是婆婆或姥姥）往往也会参与到子代的育儿实践中。访谈发现，祖辈对智能机器人持有中立或消极的态度，具体表现为不赞成购买，购买了也不使用，以及媳妇/女儿使用时会担忧、干涉或埋怨。除了对智能技术的恐惧，这种对把育儿任务外包给机器人的负面认知，根植于祖辈的双重劣势。

一方面，祖辈被定位为现代媒介化生活与流动性家庭中的交叉弱者，他们担忧数字技术——这项家庭网络中节外生出的行动者，会威胁自己从艰苦奋斗年代积累起来的、经验性的劳动本领。作为女主人的“影子劳动者”（shadow labors），智能机器人以精确的编程语言和科学的知识设定为技术架构，弥补了祖辈在文化水平、沟通方式与教养科学性方面的不足，并将祖辈对智能技术入侵专长领域的担忧，转化为一种数字化剥夺感。正如丽丽（25岁，儿子3岁）所说：“奶奶由于不识字，不能给小朋友读绘本，说话的方式（方言）也让小朋友觉得无趣、难懂，所以小朋友更喜欢机器人，想听绘本了就去找机器人”（丽丽，2023年7月4日）。另一方面，高速流动的现代性逐渐消解了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导致了传统家庭观念中“谁主内”“谁是外人”的身份发生翻转。智能机器人具备两种劳动价值，意味着代间合作育儿发生了双重转换：一是血脉延伸转换为功能延伸。如今，母亲对育儿代理人的衡量标准是“诗词库是否丰富”“普通话是否标准”等量化指标，而非家庭连带关系影响下对祖辈劳动权威的信任与依赖；二是有酬合作转换为无偿外包。出于对长辈“拉扯完儿子又顾孙子”的愧疚，女主人每个月会给长辈一定经济补偿或经常带他们外出旅游。然而，对于靠电池就能持续运作的智能机器人，受访者认为这是“一次花钱，长期受益，想用就用”的无偿福利。

如上两种弱势是同一世代的祖辈共同面对的一个结构问题，深刻影响了女主人对智能机器人使用场景边界的划分，即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境指向了她们对机器人的“工具性”使用，以达成与长辈家庭关系的持续调节。本研究总结出代间合作育儿关系中，女主人采取的两种人机合作育儿场景的划界策略：

一是祖辈在场时的展演型策略。面对长辈对“机器育儿”的质疑，以及对人-AI关系切断原本的人际连带的担忧，女性会频繁向他们展示孩子与机器人玩耍时的开朗个性、行为，比如引导孩子模仿机器人的某个动作或让孩子跟着机器人背诗，试图淡化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社会界线，并通过强化机器人在与孩子互动、交流时的“无差异”特征，来让育儿的智能化外包“合法化”。同时，她们还会反复强调“血浓于水”的重要性，用机器人的工具属性来淡化婆婆对类人技术的担忧。二是回避祖辈在场的迂回型策略。很多受访者提出传统母亲角色（亲力亲为育儿）与追求个人价值的冲突，并苦恼于自己购买机器人以适当减负的初衷，被长辈们解读为“乱花钱”“不想带娃，想偷懒”。因此，她们有意避免在祖辈面前使用机器人，而当与长辈共处一室时，会附带一些具有“性别表演”性质的家庭劳动，如扫地、做饭，以此避免机器人对“贤妻良母”角色的收编与占有。女性将部分育儿劳动转包给智能机器人的同时，也给自己增加了调节情境化代间冲突的情绪负担。

（三）育儿风格划界：人机合作育儿的类型化想象与理想母职认同

除了划分人机合作育儿的意义与场景，女性还会积极调节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在风格上的差异关系，并投入“划界工作”来维持二者区隔。研究发现，女主人对两种育儿模式风格特质的主观分类有三种。

一是疏离对比亲密。基于中国核心家庭秩序的道德隐喻通常体现出一种家长主义（paternalism），即父母以“管教”孩子为主，在身体与情感上有意表现出疏离感（Wolf，1970）。陈女士是河北一家幼儿园的老师，兼6岁儿子所在班级的班主任。为了避免儿子放学后也极度依赖母亲，陈女士让儿子每晚向A品牌早教机器人交流当天学校的见闻，自己只是旁听且不参与人机对话。“他把A品牌当成了同龄朋友，能说秘密的那种。他跟机器人吐槽哪个同学不好时是不用看（家长）眼神的......我不希望小孩太黏我”（陈女士，2023年7月1日）。儿童与智能机器人的互动是以人类为中心的技术驯化过程。机器人“去家长主义”与没有说教意味的编程回答设定满足了儿童的主体性，使得他们倾向于将之视作亲密的“同龄朋友”。而疏离的“严母”形象并不会挑战母亲作为一家之主的地位，反而有助于她们执行对孩子的观察与管教。

二是“道德化”的母亲对比机器人“替罪羊”。在有些家庭中，“权威的母亲”与“亲密的机器人”育儿风格分工可能发生翻转。当母亲面对“不听话的孩子”时，她们便会展现一个“道德化”母亲的形象，比如会耐心哄孩子、手把手教孩子，而将违背孩子意愿的教养行为转嫁到机器人上。在研究者所访谈的家庭里，母亲叙事中“禁止孩子看电视”“再不睡觉就抓走”的机器人“替罪羊”比比皆是。而孩子在遭遇“技术背叛”后对智能机器人的态度转变，某种程度也连结在母亲的女性气质与道德展演中，即母亲通过建构儿童对智能机器人的污名化想象来达成母性中被需求的潜质。这种育儿风格的划界工作不仅蕴含了一种他者化的刻板印象，即母亲是温柔的、道德化的，而机器人是冷血的、没有感情的，而且体现了女性气质借助技术的使用与涉身过程而获得意义。

三是个性化、经验性对比程序化、科学性。大多数研究对象尽管不知道研发工程师所设计的算法、程序与交互脚本，但能明显感知到智能机器人育儿风格的模式化、程序性。李雪以A品牌早教机器人教育孩子如何吃饭为例，解释了智能化教养与自身高强度母职劳动的差异：“A品牌会告诉你拿筷子的手是右手，不仅示范孩子如何吃饭，而且教育孩子要多吃蔬菜水果......但其实我家小宝从小是个左撇子，他对特定的水果过敏，不能什么都吃”（李雪，2023年9月4日）。智能机器人的后台——技术研发商的运营平台，尽管标榜“量身定制”“科学规划”，但其信息采集与内容加工往往依赖对市场数字的识别与量化处理，导致“由儿童来适应机器”的悖论（袁艳，朱琳，2021）。不同于智能化教养模式将儿童的成长阶段分割为时间上断裂的各个范畴，父母的教养实践源自对孩子习惯、个性与体征的情境化、经验性观察，并且更加关注连续的、边界模糊的生命阶段。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受访者并不担心频繁的人机互动会削弱亲子连带，她们认为自己具备一种来自代间感知的母性洞察力与来自生活经验的身体智慧，并且被个性化的教养脚本所巩固。

女性以育儿风格为标准，试图在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之间编织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通过“客体化”“二元对立”的论述方式，她们将智能机器人建构为更有利于自身施展母职能动性的形象，并且参与了人机差异的族群想象。而智能机器人通过成为女主人自我意象的对立面，也参与了合作育儿风格的协商与分工。

智能传播时代，加持了AI技术的儿童早教与陪伴机器人走入中国中产阶层千家万户，衍生了“人机合作育儿”这一新兴媒介现象。相较于“赋权—冲突”范式对不同育儿模式的偏向性侧写，本研究将育儿劳动放置在家庭智能传播生态的动态人机关系中，充分展现了性别与技术的交叉，如何在具体的育儿意义、场景与风格中强化又削弱了女性的母职经验。

首先我们探讨，除了功能、可见性与身体维度的赋权以外，智能育儿机器人还给女性带来了什么？一是与父权“讨价还价”（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Kandiyoti，1988）。将一部分育儿重担转交给智能机器人，即是女性在性别化的家务劳动格局中，运用日常生活的技术策略以避免“谁来干活”引发的“两性战争”或“代间摩擦”。二是形塑育儿话语下的认同政治。在智能社会与三孩政策的十字路口，针对早教与儿童陪伴的机器人成为一种先进科学育儿的象征，对这种智能服务的购买成为安抚母职焦虑、维系中国中产阶层女性教养分层的一种身份标记。三是为女性进退维谷的困境提供一条技术化的便利回路。“向外”的时代姿态鼓励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然而，“贤妻良母”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也要求她们表现出理想的母职身份。实现这一成本高昂的动态平衡可以借助智能育儿机器人来完成，后者也折射出女性对性别身份在公私边界与社会文化中的回应。

人机合作育儿的划界工作与关系调节，是现代女性走出私人领域、建构主体性的自我技术赋权。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育儿实践与性别的维度紧密相关，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同样在智能化过程中被收编。本研究认为人机合作育儿体现出一个“亲职劳动的二度转包”机制：母亲将一部分实际照护工作转移到育儿机器人的“技术外包”，是夫妻共担的育儿责任向着妻子的“性别转移”结果。育儿意义、场景与风格三种取向的划界工作，本质是女性对社会加诸于自身的劳动期望的转移、协商与重塑。不论是女性的自我认知失调，还是社会规范对女性将育儿实践外包给智能机器人的苛责，都预设了一个时间充裕且弹性的专职母亲，印证了女性主义对家是“女性生活与劳动的车间”（Kuhn，1947：35）的批判。劳工研究学者Huws在论述新技术与家务劳动之间的时间关系时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节省劳动’的设备没有节省劳动？”（胡斯，2011：3）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我们对AI技术干预下高强度母职的反思。本研究发展了Huws的“使用成本”“私人劳动”“意识形态压力”观点，归纳出人机合作育儿彰显新的性别不平等的三点原因：一是使用智能育儿机器人增加了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在婚姻、教养与孝道的惩戒性凝视下的调节成本；二是调节围绕智能化教养歧出的各种复杂关系，仍然没能逃离女性“建构家庭”（DeVault， 1991：77）的情感劳动范畴，某种程度会强化女性对性别气质的类型化想象，以及对育儿等私人领域劳动的归属感知；三是这场标榜“她力量”的智能技术革命，隐含着女性在家庭集体劳动中弥补父亲缺席、迎合孝亲文化与自洽“贤妻良母”身份的尝试，皆体现出不平等的性别观念施加给育儿劳动的重压。

人机合作育儿中的家庭关系具有动态、持续互构的特征，以及技术干预下代间连结与社会性别互动的复杂性。事实上，对两种育儿模式的关系调节难以真正实现育儿劳动中的性别平等。因此，我们呼吁文化和制度层面对破解将“亲职”（parenting）等同于“母职”（mothering）的反思，以及积极干预和治理智能机器人介入家庭生活的伦理问题。

以“划界工作”这一社会学概念为理论框架，本研究通过阐释中国中产阶层女性对人机合作育儿的意义、场景与风格中的认知、行为建构，试图呈现“划界工作”如何嵌入到智能技术与社会性别的关系调节中，又如何与当下中国家庭内育儿劳动的信息化、数字化进程相勾连。研究发现，人机合作育儿中，育儿意义、场景与风格边界的建立，是一个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之间的多元、流动和持续互动的过程。女性通过不断转换特定育儿工作的象征意义来建构身份认同，并且彰显出时空干预下等级化母职的能动与示弱。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外界与传统教养观念对智能技术的隔离与排斥，以及这种社会隔离所引发的技术与性别的协商是如何围绕育儿场景展开的。女性建立了“疏离”“道德化”“个性化”等教养脚本，用育儿风格的主观区隔来模糊、跨越或挑战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的界线。“划界”与“调节”的视角是对数字语境中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再现，也是对当代中国性别化劳动与智能技术互动关系研究的创新。

人机合作育儿是一个人与技术“彼此得兼”（both and also）的关系整合过程，有助于打破性别/技术、灵长人/机器人等二元论调。首先，人工智能领域通常被视作“没有女人的世界”（Noble，1992），导致女性常常被迫脱离“技术话语”存在或作为“家庭中被动接受技术剧本”的对象。女性主义认为，技术是有性别的。既往围绕性别—技术的阐释，大多遵循对技术加以“去性别化”的关怀路径（Kittler，1985：184-188），松动特定技术与性别身份之间的强制绑定。本研究着眼于智能技术的性别化征用、再造。女性在育儿实践中与智能机器人的划界研究，将性别化的、隐形的、看似“理所当然”的身体、物质与情感劳动推至“前台”，丰富了对数字化、技术化的“母亲领域”（mamasphere）（Wilson & Yochim，2017：103）的书写。其次，本研究将智能育儿机器人视作家庭育儿劳动的参与主体，由此衍生地对人机合作育儿的划界与调节，更具过程视角与微观层面的双重理论张力：一来它捕捉到智能化教养的意义、场景与风格，如何塑造了女性实践高强度母职时的划界过程与调节策略，二来它剖析了女性基于AI技术实践建构的流动、复杂的身份认同内里，以及技术赋能女性主体性的阻碍与冲破。

受篇幅所限，本研究对高强度母职与智能化教养之间的调节分析主要侧重女性的划界工作，对机器人的“存在感”观照不足。作为包含行动可能性的“准客体”，技术物具有以“其自身特性形塑互动方式”的能动性（Hjarvard，2004：44），那么，嵌入了智能算法、大数据与深度学习程序的育儿机器人，能否根据人为的适应、干预、改造而自我调节（tuning），即根据人机互动中用户的划界实践与调节策略，修正、重塑智能化教养模式，这反映了怎样的技术商品化思维，人机合作育儿如何走向“双向驯化”。这或许能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

本期执编/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