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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的房间挂着一幅写有“恩谕戒急”的四个大字。
登基以来，每当处理政务，或召见大臣时，遇有不称意的事情，雍正帝胤禛总是强压怒火，尽量把急躁的情绪降下来，毕竟父亲康熙帝多次对此提出诫勉：“诸事当戒急用忍。屡降谕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
知子莫若父，康熙的儿子们性情各异，禀赋不同，加之宫廷特殊氛围成长下，巨大的权力宫墙阻碍了亲情，以至于出现了“九子夺嫡”这样的政治危机，严重损害了不可一世的康熙亲情观。雍正隐藏自己所有缺点，只为兄弟们一个个斗争沦陷后，他坐收渔利。
雍正皇帝曾说，父亲曾评介他“喜怒不定”，对自尊心极强的胤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几年后，他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恳切请求，能否将这一评语收回：“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请将谕旨内此四字，恩免记载。”
他周旋于父皇和皇子之间，尽全力把自己打扮成寡欲、温厚、孝顺、稳重的形象。正如他后来承认说：“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
登基之前，雍亲王极其爱惜自己名声的羽毛，尽一切手段消除档案污点，但是他的身上，表现出太多的与众不同。他自知而又自大，有时欣喜大笑，有时叹息流泪;有时兴奋，有时沮丧;有时天真，有时世故;有时传统守旧，有时前卫新潮。这些性情仿佛与九五之尊的皇帝形象判如两人。总而言之，雍正皇帝，是古往今来帝王中的一个异数。
朝鲜使臣于雍正元年(1723年)回国，向国王报告，亲见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这年雍正45岁，可谓年富力强，《世宗实录》里也称他“音吐洪亮”，说话嗓门很高，恰恰证明了精力充沛。
通过品读《雍正朱批谕旨》这一被后人称作“天下第一痛快书”的雍正亲笔御批，仿佛看到了一个极其率真、天真的雍正。
在给臣下蔡珽的批示里，掩饰不住雍正帝的笑点：“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自己笑得如何，一定要让别人知道，这种颇有趣味的政治家实在不多见。有时，他会在谕旨里自谦道：“朕之自信，有时尚不及鄂尔泰之深。”
在给王国栋的谕旨里，他发现自己弄脏了奏折，特意写上“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惧，特谕”。
有时遇到看不起的臣下，就要讽刺一番，在给佟吉图的谕旨里这样嘲弄他说：“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在给胡凤翚的评语冷嘲热讽地说：“多赏你些，好为你夤缘钻刺打点之用。”
雍正帝有时直抒胸臆，酣畅淋漓地表达自我感情，在给布政使张圣弼的批示里这样写道：“该!该!该!该!只是便宜了满丕等，都走开了，不要饶他们，都连引在内方畅快!”一连用了四个“该”，可见其何等性情。
雍正皇帝是个典型的工作狂，除了研究政务以外，还是一个理论修养极高的专家级人物，宣谕全国的《大义觉迷录》，雄辩滔滔。他对文玩十分感兴趣，有一次有大臣呈进灵璧石磐，他不满意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磐声音甚好，但‘太古之音’四字刻法不好，或者改做八分书，或去平。尔等酌量做。再绦子甚长，做短些。架子不好，另换架子。”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皇帝戴假发扮洋人的画像非常具有特色，不仅如此，他还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下旨“做像西洋人黑胡子”一件，八月初三做完送给他，也是他去世前的最后一个装饰品。
雍正皇帝的嗜好十分古怪，比如将某物改成另一物。鼻烟壶改成水盛，“将口开大些，做水盛用”。狮子改洋狗：旁边的狮子不好，着改做西洋狗。图书改镇纸，“将字磨去，配做压纸用”。痰盂改棋盘，“着将此痰盂改做大棋盘，铜镀金里子拆下，另配做紫檀木痰盂”。
这些特点可以发现，他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又是性格善变、做事极端认真的人，见到养心殿东暖阁地砖色调不合，即命更换。
在兄弟们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却给外界一个不问世事、看世事如浮云的超然印象。这期间，他频繁与僧人们来往，除此之外，他便专注读书，把赏心悦目的文字辑录成集，名为《悦心集》，倾力打造“天下第一等闲人”的形象，以避开政治漩涡。然而，他的心何曾安静清闲，只不过用这种烟雾去遮住对皇位更为迫切期盼的内心。
从“天下第一闲人”到“天下第一忙人”的身份转变，他自己也改口颇为自得地说：“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自负之情可见一斑。
康熙皇帝晚年由于倦政，实行“宽仁”之政。这些在雍正皇帝看来，宽仁之政无非是懈怠的废弛，帝国的机器和零件蒙上了厚厚的尘垢，为此他将操起权力的工具，开始重新打扫，努力建设一个新的政治局面。正如大臣李绂所说：“雍正改元，政治一新。”雍正皇帝改革的胃口很大，“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则天下永享太平”。为此他决定将自己变成永不停歇的工作机器。
雍正皇帝理政一周年之际，他告诫臣工说：“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这样才能“筹国是，济苍生”。雍正皇帝批田文镜的朱批很有代表性：“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
密折制度的发展沿袭，让雍正皇帝编织了一张巨大的情报网，掌控了官员的动态，在军机处的紧密配合下，雍正处理政务虽然繁忙，却井井有条。雍正皇帝喜欢群臣互相告密，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
《啸亭杂录》讲了这样的事情：一官入都引见，购置新帽子，为熟人所见，告知其故，次日引见时，免冠谢恩，雍正笑着说：小心，不要弄脏你的新帽子。就是说买帽子的当天已经有人报告了。鼎甲出身的官僚王云锦在新年休沐日在家与好友耍叶子戏，忽然丢掉一张。一天上朝，雍正问他元旦干什么了?王云锦如实回奏，雍正对他的诚实很高兴，说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说完从袖子把叶子拿出来给他看。
帝国事务非常庞大，他却要将每项工作做实做细。在雍正皇帝看来，国家财政已经极度亏空，他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他多次对臣下宣称，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而皇考当日所未曾阅历者。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
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特殊成长环境的历练，这种自信绝不是自我吹嘘。清查财政亏空，是雍正皇帝理政的一大手笔。他因此发狠说：“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具体做法：第一，限时补足亏空;第二，责任上司分赔;第三，亏空官员一律革职与“追变家产”;第四，组织官吏亲身去看对贪污官员执行死刑时的场面，用血腥场面进行警示教育。
雍正皇帝处理朝政，自早至晚，少有休息，白天同臣下接触，研究部署政务，晚上批览奏折，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半点不敢贪图放松安逸。有时候深夜还在批改，十分疲惫，他也把这种情形书写给臣下：“灯下所批，字画潦草，汝其详加审视。”“又系灯下率笔，字迹可笑之极。”在给田文镜的批谕里，他还解释说：“因灯烛之下字画潦草，恐卿虑及朕之精神不到，故有前谕，非欲示朕之精勤也。”除了勤勉，处理政务异常认真，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马虎他也必须给予纠正。礼部侍郎蒋廷锡书写奏折时，将“重道”二字误写，没有检查出来，雍正皇帝看时发现，特意把他叫过来，告诫他“勿谓此等本章无甚紧要，朕不详览，嗣后当愖之”。类似的事情还很多，他自己也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殚细密，非过为搜求也。”
因为交付给大臣所办事务不能及时处理，发了脾气，他说：“朕整天坐在勤政殿里，又不顾暑热，想办理事情，为什么诸大臣对交待的事情毫无动静，不来回奏，若不能办的话，何不讲明原委，若不想办的话，干脆交给我，我来替你们办。”
之后要求这些人每天都要到圆明园值班，太阳没出来的时候到宫门，日落以后才准下班。雍正一朝的官员绝对吃不少苦。什么样的领导带什么样的班子，终其一朝，因贪污犯罪被惩处的官员大为减少。
雍正皇帝反腐以及推进养廉银制度的习习清风瞬间吹遍了这个古老帝国。通过雍正皇帝勤勉的带动，逐步形成了“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的局面”。
13年的理政，雍正皇帝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个小时，在数万件奏折上写下的批语多达一千多万字，每一年，雍正皇帝只在自己生日那一天才会休息。
中国传统政治属于人治，而这项工作，雍正帝将他推向了新的高峰。雍正帝的情商极高，对臣下文字斗嘴极其从容，喜怒毫不掩饰，除了他痛恨的官员外，对自己欣赏的官员也是呵护备致。
理政之后，他无情地对手足兄弟进行残酷打压，“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痛苦和尴尬，不管谁对谁错，雍正皇帝在上台后的手足相残，确实过于残忍，大哥二哥都在他任内监禁致死，八弟、九弟被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十弟、十四弟也被永远囚禁，其他皇族成员被处死被流放者更是不计其数。缺乏亲情的支撑后，他逐步形成自己的朋友圈，铲除年羹尧、隆科多后，他急需重新寻找政治上绝对可以信赖的臣下。于是，鄂尔泰、张廷玉、田文镜、李卫这些雍正班底核心成员配合开展新政。
作为他核心政务圈的李卫、田文镜、鄂尔泰、张廷玉，他都分别予以特殊关爱。
雍正二年(1724年)，时任云南布政使李卫咳血，获赐药物，雍正皇帝让他“爱养精神，毋事勉强”。
李卫不是科举出身，雍正恰恰欣赏他大老粗办事果断作风。为了更好地使用他，雍正多次对他表示关怀提醒：“尔以年少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于上司僚友中过于强毅自用，致招恃恩犯纵之讥。”要他一定“谦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
宠臣田文镜是早期雍正帝新政的极力推行者。在河南，他的努力如同黄河一般汹涌澎湃，这种巨浪的冲击有时竟会颠簸远在北京的政权大船。雍正皇帝以极大的勇气支撑他有时并不太占理的立场，称他“巡抚中第一人”，并把他当作“模范疆吏”标杆。在给他的批奏里竟说：“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
政治在他眼里是极端神圣严肃，官僚队伍除了他可以随意处置，绝对不允许其他人指手画脚，有时这种防范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啸亭杂录》讲了这样一件事情：雍正有一天难得看戏，演的是郑儋打子，看到高兴处，赐给这个演戏人一点吃的，这个演戏的人受宠若惊，于是跟皇帝聊起天来。因剧中主角是常州刺史，就问今日常州太守是谁。雍正皇帝一听勃然大怒，一个伶人，怎敢问起长官。不加惩处，形成风气还得了，立即将这个演戏的人活活打死。
一定程度上，雍正皇帝能够包容与自己政见不同的臣下，前提是绝对从维护他的角度出发。太子太傅朱轼坚决反对雍正皇帝推行的“耗羡归公”，雍正并不发怒，反而让他做大学士，去教育皇子弘历等人。后来他又反对对西北用兵，由于每次反对都无效果，他心灰意冷，以病辞职。雍正皇帝用极其温暖的口气劝慰他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非常感动，从此不再有辞职打算。
即位不久，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上疏给雍正，希望他“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在权力斗争还没真正落幕的关键时刻，建议他“亲骨肉”，真正的不识时务的逆鳞犯讳。果然，雍正皇帝大怒，责问翰林院掌院学士此人为何如此狂妄，朱轼在一边说，此人真正的狂妄，但臣却佩服他的胆量，雍正帝沉思一会大笑说，我也不能不赞赏他的胆量，随即提拔他做国子监司业，且下谕旨说：“朕即位以来，孙嘉淦每事直言极谏，朕不仅不怒，且奖励他，你们家都要向他学习。”
相较而言，张廷玉与鄂尔泰算是雍正帝最为亲密的大臣，所以在他的遗嘱中，给了张廷玉有清一代汉族大臣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殊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功巨甚。大学士鄂尔泰志禀忠贞，才优经济……洵为不出世之名臣。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
张廷玉该是整个清代做秘书最成功的一个，由于雍正帝为政细致繁琐，巨大的工作量必须要有合适人选分担。张廷玉谨小慎微，不事张扬，深合雍正帝意。众所周知，雍正皇帝是历史上有名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为缺乏好感，张廷玉是唯一受到雍正帝宠信的汉族大臣。有一次张廷玉生病，病好后进宫，雍正帝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
雍正皇帝随时都有召见他的可能，一日晋谒三次，更是家常便饭。张廷玉忙到坐在轿中看文书，入紫禁城骑马，随从随时递进工作。傍晚回到家，“燃双烛以完成本日未竟之事，并办次日应办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就寝”。有时候已经躺下，惦记没写完的文书，马上披衣，一直忙到天亮写完呈给雍正帝。雍正帝说他和鄂尔泰二人“办理事务甚多，自朝至夕，无片刻之暇”。
张廷玉回家探亲，行前雍正皇帝赐给他玉如意：“愿尔往来事事如意”，几天后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只和你一天没有分离，我和你本是君臣，但情同密友。”
如果说张廷玉是雍正皇帝内务的重要助手，那么鄂尔泰则是雍正皇帝实施政治改革的重要伙伴。鄂尔泰是一个政治家，著名的“改土归流”即是他提出得以实施的。虽然一度主管云贵两省事务，但他却替雍正帝考虑通盘政治架构，建议统一事权，为此雍正帝调整了几个省边境行政区划，深得雍正帝信赖。有时他惦记鄂尔泰熬夜：“凡夜晚办事，最是伤人，务教他(鄂尔泰)善体朕谕，以仰副垂注至意。”“鄂尔泰在朕前不过数日，朕每念之不置，偶阅伊奏折，辄为下泪，岂亦君臣夙世缘分耶!”。
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他曾对新任云南巡抚说：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只是一个至诚”。他为讲这番道理，敢于说雍正帝的用人行政没有什么神奇的，而雍正皇帝体察到了他的真诚所在，在朱批说：“朕实含泪观之。”雍正将他作为“模范督抚”，向群臣推荐，夸赞他“居官奉职，悉秉忠诚，此专心为国，而不知其他者”。
鄂尔泰得了一点小病，雍正皇帝却小题大作，找人给他推算命理，得到的结果是大寿，他才说：“朕之心病已痊愈矣。”
雍正皇帝这台孜孜不倦的政治机器在帝国政治中留下了太多让人掩卷沉思的故事，终其一生并未见其倦政，直到猝然而逝，留下了许多历史解不开的谜团。
来源：文史天地 原题：雍正：多面人格下的政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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